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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孔繁強

(圖片來源:http://forum.key8.com/p/1VV5TE)

一、導言

自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在二零零七年出版以後,一直被很多不同的時事、社會或文化評論者引用,以該書提出的香港代際差異的討論框架,去理解香港一些社會文化現象與及它們在香港歷史中的轉變,又或者是用以解釋一些社會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爆發的原因。其中,在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七年爭取保留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行動,與及二零零九年反高鐵、包圍立法會和保衛菜園村的連串社會行動之中,由於青年人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特出而受到注意,再有後來在「反國教運動」和「佔中運動」中青年學生佔主導的角色,「世代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引用,去解釋近年青年人積極投入社會行動或社會運動的原因。「世代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之大,就連政府官員也會作出類似的理解,從而提出要制定針對青年人的,相關應對回應行動方案或政策。

不過,若認真追溯這七、八年以來的討論,不難發現,以「世代論」作為一個解釋框架,一直備受爭議。在這些爭議裏,包括有反對以「世代論」作為分析框架,建議以階級分析來取代的;又有認為「世代論」只是做到描述現象的作用,若用來解釋現象,是把「現象」誤認以為是「原因」,結果看不到真正導致社會現象的因素;亦有是視呂大樂的「世代論」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它比較初步和粗疏,需要再作細緻的一些補充或調整,而且,它須要有足夠的實證研究來支撐。

本文將首先嘗試梳理幾個環繞「世代論」的主要批評方向,在其中提出把「世代論」應用在香港的一些重要盲點。最後,會試以David Harvey的「時代更迭」作為一個參照,提出對「香港的世代論」的一些補充與及一些仍被遺漏未及處理的問題。

對呂大樂的框架的四個批評方向
呂大樂的代際分析框架
呂大樂在他的《四代香港人》(呂大樂,2007)一書中,展述香港人大部分分別屬於四個主要的香港世代,而生於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因為在他們從成長到成年的日子裏,曾經面對著很不同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有著很不同的社會生活經驗,因而形成了在心態、價值觀、社會觀、文化意識和行為模式方面的差異;相對來說,身處於同一世代的香港人,則會有差不多的心態、價值觀、社會觀、文化意識和行為模式。在《四代香港人》這本小書中,呂大樂就一章一章地描述了這四代人的特徵和之間的差異,還有他認為相關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與及重要的社會事件。我大致把他的內容概括如下:

 

 

出生年份

1989年的年齡

1997年的年齡

心態、價值觀、
社會文化和行為模式

第一代

「戰後嬰兒」的父母

1946前出生或來到香港

43以上

51以上

經歷戰亂、節檢、克苦耐勞、開放靈活多元、適應力強、與中國保持連繫、以家庭為重、有犧牲精神

第二代

戰後嬰兒潮

1946至1965

21–43

32– 51

經歷戰後經濟起飛,生活由童年的僅足至成長後的富裕、接受公平競爭的制度和遊戲規則、認同進步繁榮樂觀的社會發展觀、相信專業和技術主導、精英心態、從理想主義變成務實主義、香港意識發芽、與中國有一定距離、自信要對下一代作出灌輸

第三代

三十世代

1966至1975

14 – 23

22 – 31

剛進入社會尋找發展空間、面對壟斷和零散化、感覺事業發展前路狹窄和不穩定、對社會發展悲觀、認為制度不公、大學畢業也沒什麼特別、受制於第二代領導、人數和影響力都較第二代少、去精英化心態、本土意識強烈、成長期面對六四和回歸的不確定、抗拒認同中國

第四代

「戰後嬰兒潮」的子女

1976至1997

0 – 13

0 – 21

仍未算正式踏入社會、接受第二代人(他們的父母)約束支配、倚賴第二代的供給和安排、沒有自決空間、成長期見證回歸後的制度衰敗

按趙永佳的看法,呂大樂的框架源自社會學的「新韋伯學派」(趙永佳、陳健民,2010)。新韋伯學派在與新馬克思主義的辯論中,拋棄了歷史辯證主義中的社會階級發展階段論,改以各種社會特徵(職位、行業、收入水平、居住環境等)來劃分社會階級位置,又認為主觀的階級意識的形成 (formation) 並不完全受到人們所屬的階級位置所支配,反而,是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等等眾多因素影響而構成的。而新韋伯學派更進一步以此去解釋,為何英國的工人階級會投票給保守黨。他們指出,階級位置其實並不能直接就延伸指向統一的階級意識再形成階級的共同行動,反而,對社會流動的預期,對社會狀況的想像,使工人選擇投向保守黨。呂大樂基本是引用了新韋伯學派這種社會階級、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的觀點,以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在歷史轉變中的不同狀況,引申出不同世代相對應的社會意識和行為。

不過,在呂大樂的分析中,在眾多可能影響社會意識的因素之中,他很明顯的是比較看重「教育」和「社會流動」這兩項,而第二代和第三代香港人所面對的不同社會狀況的重要差異,就是第三代人所經歷的教育的「普及化」、「去精英化」,使教育程度不再必然代表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事業上的成功,再加上回歸後的社會經濟和全球狀況影響,第三代人向上「社會流動」的可能性亦因而變得更低,使第三代更難以發展。作為第二代人的呂大樂,在小書中亦不忘自我檢討及懺悔,認為第二代人人數眾多,在成年期有幸遇上香港經濟發展、制度擴張和規範化,成功佔有了社會上大部分重要的位置,卻沒有完成完善社會公平和發展任務,更遲遲不想退下交棒。

沈旭輝和黃培烽的補充
沈旭輝和黃培烽基本上是認同呂大樂的分析框架的,他們亦採納新韋伯學派的探討方向,但想在呂大樂的框架之上再作出補充(沈旭輝、黃培烽,2012)。他們認為,新韋伯學派對「社會流動」的分析可以有更複雜和更多可能的變化,而在呂大樂的分析中沒有呈現的。

然而就是通過傳統的戈德索普 (John Goldtrorpe) 納菲爾圖譜 (Nutfield Scheme) 等框架,以職業為劃分階級分析香港社會流動,也會發現不同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從不相同。就是在被建構為「香港精神」的七、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性也屬「開放而不公平」,數據上,勞動階級向上流動依然困難,獅子山下精神只是勝者建構的故事。以這故事讓下一代望梅止渴,原已可商榷;當中產階級希望「世襲」這個流動公式予他們的下一代,其他人就望梅也不能止渴了。(沈旭輝、黃培烽 (2012),第23頁)

他們認為,有需要在客觀社經狀況和全球化之外,再加上「社會流動的階級差異」和「第三代對流動可能性的預期」兩個呂大樂沒有包括的因素,去理解第三代人的社會意識和行為 (包括他們會投入社會抗爭或不作出抗爭的選擇)。他們通過一項以第三代為對象的實證研究,看到在第三代之間,對現況的失望或不滿也存在差異,而這個同代之間的差異,與他們自己現時的階級位置和他們的上一代的階級位置都具有相關性。他們又指出,呂大樂也缺少了關於第三代人對社會流動的主觀經驗的分析,以致呂大樂的分析,雖然在知識界頗受重視,但在第三代年青人之間卻得不到共鳴呼應(沈旭輝、黃培烽(2012),第40、43頁)。因此,一方面須要對呂大樂的分析框架作出一些補充,另一方面,有須要實際進行實證研究,對框架和各項推論加以檢驗和修正。

八十後青年的反駁
雖然,在呂大樂的香港世代論中,並沒有特別針對社會運動或青年人的社會抗爭行動作出討論,但是,在二零零九年反高鐵包圍立法會行動後,他的分析框架卻被當時的評論界廣泛引用,用來解釋投入在運動中的「八十後青年」(第三和四代人)的行動特色。由於這些評論都引用呂大樂的觀點,認為青年人的激烈行動,是因為一直沒有機會像第二代戰後嬰兒一樣,享有向上流動機會,同時又受制於已經掌控了社政經權力的第二代,這些觀點,引起了陳景輝、林輝、阿野等「八十後青年」的不滿,紛紛作出回應及批評。

在多篇八十後青年撰寫的文章中,他們都先後否認自己是為「上位」而抗爭,亦同樣指出,呂大樂或大部分評論都只視社會運動的矛盾是世代之間的利益、權力與發展空間的爭奪戰,而忽視了社會矛盾的重要原因,也是社會運動會持久並積聚力量的原因,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各種矛盾,而不是運動群體的「年齡」或「世代」差異。最後,八十後青年認為,這種世代論分析框架的大量引用,結果正好是與政權共謀,令社會運動的具體訴求被矮化,甚至被消音,轉移了應該討論的改革焦點,並使社會大眾跟抗爭者 (當中有不是青年人的) 疏離,認為是「青年人」的事,結果無從理解並支持社會運動的訴求。林輝和陳景輝都指出,所謂「青年的社會抗爭」,裏面其實都有跨幾代人的參與,世代論只是一種片面的觀察,亦錯摸了社會運動的核心動力。(阿野,2010;林輝,2009及2010;陳景輝,2009及2010)

可以看到,評論界把原來是呂大樂用來在解釋代際之間社會文化差異現象的世代論,引用到具體針對幾次社會運動的分析,結果是出現了「錯位」,有把理論硬套在現象上的風險。八十後青年的回應,在針對評論界的觀點而言是很合理的,但是,八十後青年針對呂大樂的世代論的批評,又是否會是另一次「錯位」的批評?因此,面對八十後青年的批評,呂大樂的回應是:「作者已死」。

趙永佳和陳健民的新社會運動角度
相對於八十後青年的批評,趙永佳和陳健民相對是較能夠從社會學或社會運動理論基礎方面,對呂大樂作出比較公允的批判。

跟沈旭輝和黃培烽相似,趙永佳和陳健民認為呂大樂並非如八十後青年所指,忽視階級問題和社會結構問題。他們強調,呂大樂的新韋伯學派,並沒有忽視階級,新韋伯學派和新馬克思主義只是對於「階級」有很不同的理解。不過,他們沒有進一步介紹新韋伯學派對階級的理解,就轉向從新社會運動的兩個特徵,去指出評論界在引用呂大樂的框架去看「社會運動」時,可能會出現的兩個偏差。

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 (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趙永佳、陳健民,2010)

趙永佳和陳健民還認為,新韋伯學派的階級論和世代分析可以幫我們看到世代經驗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但是社會矛盾的爆發,還需要其他的條件。

就如沈旭輝和黃培烽所指,用「四代香港人」的框架去解釋社會運動的爆發,是不充份的。也可以反過來說,就算有社會矛盾的存在(又或是更具體地說,如果代際矛盾真的存在),它也不一定會爆發為社會運動或抗爭行動的。從社會矛盾的存在,去到抗爭行動的出現 (或不出現),是有其他因素影響。沈旭輝和黃培烽認為是「對社會流動的預期」與「期望與現實落差的主觀感覺」。而趙永佳和陳健民,跟沈旭輝和黃培烽不同,他們從社會運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認為重要的是「詮釋」和「動員」的中介。

但是,趙永佳和陳健民沒有停在這裏,他們想進一步理解反高鐵運動中的「青年現象」,以別於過往的傳統社會運動。他們進一步指出,八十後青年的運動是「新社會運動」,它的新是在「詮釋」裏。在八十後青年的運動詮釋中,除了有傳統社會運動的「經濟訴求」,還有新社會運動之所以為「新」的特徵,就是「價值、文化、美感的訴求」。

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八十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用神,更會引至極大反彈,因為這種 「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趙永佳、陳健民,2010)

而在「動員」方面,他們也看到八十後青年跟傳統社會運動通過既有又持久的「社會組織」和「資源動員」的模式不同。八十後青年的社會動員,是通過新媒體建構的一份社會認同,是一種「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有更強的 「即時性」和 「情緒性」,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折方法。(趙永佳、陳健民,2010)

所以,趙永佳和陳健民也算是間接認同呂大樂的基本框架的,只是,他們提醒我們不要把世代分析的框架延伸到社會運動的具體分析上。

承接上面的討論,如果八十後青年對呂大樂的批評是錯位的,那麼,趙永佳和陳健民是嘗試通過對新社會運動的理解,提供一個可以讓呂大樂與八十後青年兩者對話的平台。

安徒以後殖民狀況理解世代
安徒一直在追蹤批判「香港虛擬自由主義」生成的社會脈絡,遇上世代論的爭議,他以更深入的分析,把世代論置放在香港後殖民分析的框架內進行檢視,想進一步拆解世代論在香港處境的視域局限。

一如八十後青年對呂大樂的回應,安徒看出,「世代論」是可能會與政府想要建構的論述形成合謀。林鄭月娥在皇后碼頭與八十後青年對話時,為了表明她理解青年的訴求和抗爭行動,說出第二代面向第三、第四代人時,常常都用「自己當年也曾激情過」的言詞來表白。安徒引用這例子來表明,世代論其實是為香港社會政治文化中的「犬儒」和「避談價值與理想」作了護航:

既然林鄭還沒有忘記當年參與過的社會運動,那筆者想問,當年艇戶爭取上岸,分享安置和入住公屋的權利,有沒有違反「公共行政的需要」?殖民年代的「公共行政需要」和公民民主年代的「公共行政需要」有沒有分別?林鄭有沒有後悔過當年支持過艇戶上岸?(安徒,2007)

安徒要提出挑戰,到底,這是年齡和代際的行為態度差異,還是根本就是同一代人他們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公義、公平和合理有了不同的理解?而這一批第二代人在過去一個時間段中(也是解殖的時間段中)自身的轉化,才是安徒的焦點。

安徒的批判,跟八十後青年對呂大樂的批判不同。八十後青年認為呂大樂持有的,是一種中產階級家長的視角,他迴避了青年有份參與的這些社會運動的社會分析和訴求,把運動視為是青年理想主義和冒進、不明白世事。雖然八十後青年認為呂大樂也有作為第二代人的懺悔之意,但是呂大樂應該要懺悔的,是對八十後青年所認定的社會結構問題,採取了姑息接納的態度。對於呂大樂認為是社會流動的閉塞所引致的問題,陳景輝的回應表明,不是「能不能流動」,是想「重定遊戲規則」和「遊戲的最終目的(價值)」。

八十後訴諸的不僅是抽象的價值,而是重新梳理並祭出世代的城市經驗,以之作為社會運動的理由。(陳景輝,2010)

安徒一方面認同八十後青年(他叫他們做「回歸的一代」)在追求的,不是制度上的更大空間,更多的流動,而是在追問社會最終的價值和理想。然而,在安徒眼中,第二代人之所以躲開了實質社會或政治理念差異的爭議,不是中產的家長主義,而是香港「沒有擺脫殖民文化」的表現。

如果「戰後嬰兒」在六十七十年代一度展現「激情」,投身社會運動,挑戰當時的殖民政府,正是想擺脫他們父母一代的文化包袱,終結那種「飄泊/逃難」的無根意識,在殖民地香港追求失落了的身份認同,從而追問自己應貢獻什麼,以建立一個可稱之為「家」的香港的話,那麼,「回歸的一代」今日正好也身處當年「戰後嬰兒」所經歷的認同危機當中。

六十七十年代的認同危機,激發了「認中關社」,保釣反貪,以及往後的民主運動,但其實,它的結局,正是本地華人青年精英被大幅吸納入殖民政府,分享「殖民權力」。這一代人對這一段歷史,欠缺一種真誠的交代。他們以「激情」向「世故」的轉化,以粗陋的成長心理學,替換了香港應有的歷史敘事。

可是,這個殖民分贓的遊戲,並不能延續下去。伴隨著「回歸的一代」成長的,是神聖的回歸承諾,是殖民體制的終結,是香港人重獲可以當家作主的主體性。可是,現實經歷並非如此。於是,今天「回歸的一代」所展現的認同危機,一方面是對日益專權和封建化的建制的疏離,對老舊的物質主義文化的質疑反感,但另一方面,它同時也表現為對曾經作出偉大承諾的「回歸期票」,長期無法兌現的苦惱,是一種輪迴再現,似曾相識的無根感。(安徒,2007)

按安徒的理解,代際之爭是實在的,但它的底蘊並不是呂大樂所看重的「社會流動」問題,也不單是八十後青年(「回歸的一代」)批判的中產階級對制度公義的短視和妥協,而是「殖民體制」與「主體認同」之間之落差,這是香港歷史的具體境況。安徒的香港後殖民批判想要提出的,香港歷史的具體境況,其實是「解殖」與「後殖民」境況。而安徒是在要求,引用新韋伯學派的呂大樂、沈旭輝和黃培烽,還有引用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趙永佳和陳健民,回到香港具體的歷史生活場景和生成脈絡中去理解,代際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意識。

安徒通過這個後殖民體制的批判,一方面建立了一條新的橋樑,也同時堵住了一條輪迴之路的危險。

透過提出後殖民框架,安徒架起了另一條橋樑,可以把八十後青年對社會體制的批判,重新連接上第二代的「曾經激情」的當年訴求,成為一種承先啟後的團結基礎。另一方面,安徒運用後殖民框架,把這幾年以來的青年社會運動能量,轉向他一直關注,對「港式虛擬自由主義」的批判。他要向第二代當年所持的理想進行進一步拆解,以重新確認,要爭取的並不單是他們當年的「自由」、「公平競爭」和「社會流動機會」這些訴求,而是從去殖之中,認定自己作為自己地方的主體身份,尋問本土生活的社會價值和理想。

安徒責問,第二代雖然自居為「自由戰士」,亦懺悔沒有好好完成任務,但是到了現在卻想走回去,繼承所謂第一代的「開放、多元和靈活變通」,試圖以「完成過去未完的任務」來掩蓋他們對「解殖」的缺失,結果其實仍是會放過「殖民體制」,不提出應有的批判。安徒對第二代的責問,也正好可以堵塞住一些本土主義者期望重回港英體制的想像。虛擬自由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在安徒眼中,面對殖民體制開放吸納時,都有放棄主體的危險,在只有「自由開放」而沒有「社會平等、公義價值」的「虛擬自由主義」中,他們會一再放棄「解殖」所要求的,紮根本土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追尋。

如果趙永佳和陳健民是通過分析新韋伯學派,來引用呂大樂的世代論分析設定界限,那麼,安徒才是真正從根本裏去翻出「世代論」在香港應用的理論缺口。

二、代際分析的其他盲點

誠然,社會歷史的演進,都會有一定的起伏轉化和突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都會嘗試對社會歷史時代加以劃分。這些起伏轉化和突變,還有它們之間的界線,或許是源於經濟的起伏、科技的創新、政治或社會事件、文化或美學的新探索,又或是特定的全球議題的冒升等等的眾多因素,這些都可能造成社會生活、意識形態,以致社會制度的重大改變,進而改變一代人或幾代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行為特質。以上在香港世代論爭議之中的不同觀察,其實都沒有根本地否定「世代」的分析意義,他們只是面對著作為「現象」的世代差異特質,嘗試去尋找這些差異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歷史的脈絡,進而嘗試建立一個劃分世代、理解世代的框架,並作為介入和行動的參考。

在香港,爭議的焦點可能就包括了「如何劃分世代」、「香港歷史中有那些標誌性的界線」、「世化之間有什麼差異(那些是重要的差異)」、「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代際分析的有效性和限制」等等問題。

其實,不同的社會理論,都會嘗試對社會歷史時代作出區分,而八十後青年與及一些「左翼」青年所認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方面就十分明顯。不過,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效用,也正面對著嚴厲的批判檢討,八十後青年在引用來詮釋自己的社會運動時,也不得不檢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局限,以求跟當代經驗,特別是香港經驗接合。

David Harvey的「朝代更迭」(regime change)
David Harvey就曾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嘗試在後資本主義時期,提出他的「朝代更迭」(regime change)概念,進一步在當代推演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相對於「世代」(generation)的討論,Harvey的「朝代」(regime),其實可以是一個很有用的參考,以另一進路切入「香港世代」的討論。

對Harvey來說,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來說,重要的,不是人的「世代」,而是社會經濟體制「朝代」的變異。但是,跟傳統馬克思主義不同,Harvey對資本的分析,沒有停留在「工人」、「工會」、「工廠」、「工業」這些範疇,而是看到資本的運作和剝削,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生產」領域,去到「城市空間」、「都市文化」、「社區」這些原來屬於「消費」的領域,甚至去到「貨幣」、「經濟訊息」、「市場」這些「交換」的領域。而原來傳統馬克思主義看重的工人運動,也不得不要重新評估它原來的中心地位,再考慮其他城市運動、社區運動與及各種社會身份形成的社會運動,跟資本邏輯對抗的可能性。正如陳景輝指出,八十後青年認同的,是社區運動,認同老街坊的權利(陳景輝,2010),這其實也就是Harvey所專注的,在城市空間所形成的新的階級認同。只是「世代論」卻把這些因不同的社會脈絡、社會構成(social formation)、不同階級位置而衍生的,由生活經驗積累的意識差異,錯認為是年齡形成的代際差異。而傳統的左翼亦沒有注意到這些在工廠和企業以外生成的身份意識,它們與資本運作的擴展,有著千絲萬縷的扣連關係。

而另一方面,Harvey的全球性分析,亦可以為八十後青年的理論方向提供路徑,在全球資本的分析中,建立與本土後殖民分析(就是安徒提出的方向)的接駁橋樑。

還有……
最後,我想提出,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裏,在沈旭輝、黃烙烽、八十後青年、趙永佳和陳健民,甚至是在安徒的補充或批判裏,有一些人,是一直沒有現身在他們的雷達之中的。那就是包括:「七十年代中開始已陸續來港的『新』的內地移民」,「一直在香港生活、人口佔百分之五的眾多少數族裔」、還有那些「沒有進入大學成為精英的『戰後嬰兒』」,從他們的角度,「世代」或者「朝代」的劃分,又會是一張什麼樣的畫幅?

小西在他的短文中提到朋友引介其他地方正在發展的,另一種「代際」分析框架(小西,2008),它不是以人「出生的年代」來劃分「代」(generation),而是以你的家族是移民後的第幾代,來劃分的一種「移民後代」的「代際分析」。這一種分析框架所能發展的方向,或許會更能回應全球化時代的,人口流動狀況與地方身份認同的複雜多元性,這會是香港研究十分值得參考的一個方向。

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觀察,理論畢竟可以帶來很多啟示,然而,正如安徒的提醒,如果「香港的後殖民性」是一種從來沒有,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沒曾見過的「後殖民性」,那我們也必需儆醒,所有現有理論在香港的局限性,也要求我們必須更勇於創造屬於我們香港,也更適用於香港,又能接連其他地方或全球狀況的理論。

參考書目:

  • 呂大樂 (2007) 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 沈旭輝、黃培烽 (2012) 第四代香港人。香港:圓桌精英有限公司。
  • 陳冠中 (2005) 我這一代香港人。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韓江雪、鄒崇銘 (2006) 香港的鬱悶:新生代 vs 嬰兒潮世代。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參考網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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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西 (2007) 沒有解殖的困境﹕有關「世代論」的階級與後殖民批判。載於 獨立媒體,2007年8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255595;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 -  (2008) 你是移民第幾代?。載於 獨立媒體,2008年7月21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588;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安徒 (2007) 皇后清場﹕「當年也曾激情過!」--從保衛皇后到香港的代際衝突。載於 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251007,2007年8月5日;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 -  (2010)《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載於 獨立媒體,2010年2月21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38;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阿野 (2010)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80後」的真理與謊言。載於 獨立媒體,2010年4月1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718;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林輝 (2009) 我這一代失落香港人。載於 獨立媒體,2009年11月5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071;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 -  (2010) 對八十後的三個悖論和三個關鍵詞。載於 獨立媒體,2010年1月14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747;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陳景輝 (2009) 堵塞於中產隧道中的「失落第四代」。載於 獨立媒體,2009年11月12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130;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 -  (2010) 八十後的前世今生。載於 獨立媒體,2010年1月10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77;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 趙永佳、陳健民 (2010)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 「80後」與社會運動。載於香港大文大學亞太研究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網頁;網址:https://www.cuhk.edu.hk/hkiaps/pprc/publications/post80s/post80s_socmov.htm;參閱日期: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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