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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民族主義
甘欣庭

（圖片來源：http://rthk9.rthk.hk/rthk/news/expressnews/20150114/news_20150114_55_1068924.htm）

"...actually identities are about questions of using the resources of history,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rather than being: not 'who we are' or 'where we came from', so much as what we might become, how we have been represented and how that bears on how we might represent ourselves. "- Stuart Hall

"...'nation' and 'nationalism' are no longer adequate terms to describe, let alone to analyse, the political entities described as such, or even the sentiments once described by these words.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nationalism will decline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without which being English or Irish or Jewish, or a combination of all these, is only one way in which people describe their identity among the many others which they use for this purpose, as occasion demands." - Eric Hobsbawm

一、前言
近年由本土主義到「民族自決」的港獨思潮，「民族」概念突然由遙遠而陌生的歷史突然走到香港人跟前──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於二零一四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嘗試以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理論作基礎建構香港的民族身分，而陳浩天在民族主義討論的基礎上於二零一六年成立「香港民族黨」，認為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與中國大陸有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令香港在外來者的入侵下形成「民族意識」。政治評論人練乙錚引入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也是基於《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而這種思想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自決派等新興政治力量。然而，民族主義討論的熱潮完全由《學苑》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專題而發表的文章（後載於《香港民族論》）帶起，此前幾乎沒有出現過。就算追溯本土主義的緣起，爭取城市規劃民主化的「本土行動」於二零零六年成立，成員活躍於保衞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等運動，他們的積極將「本土」帶到大眾視野，卻從來沒有嘗試與民族主義掛鉤。從時序上看來，香港的民族主義討論在二零一四年左右萌芽，然後在「雨傘運動」完結後隨港獨思潮高速發酵。

將獨立與民族主義扯上關係並不出奇，因為歷史上絕大部份獨立運動皆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然而，為何在香港民族主義討論會突然冒起，又為何會以這種形式出現？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討論的關鍵並不在於香港是否一個民族，誠如Stuart Hall對身分的分析──身分並不是「我們是誰」或「我們來自哪裡」，而是我們希望成為甚麼人 （1）。因此，問題是為何在本土主義及港獨思潮膨脹的同時，有部份香港人希望擁有「民族」身分。

雖然將獨立運動與民族主義拉上關係並不稀奇，但在今日的香港卻不可以當是理所當然。民族主義理論在八十年代變得活躍，Benedict Anderson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學者。左翼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也是同年代的學者，其民族主義的論述與Anderson有直接對話。Hobsbawm在一九九零年就大膽預言民族主義正踏入衰退之路，「民族」與「民族主義」等概念不再足夠了解或分析以民族主義為名的政治組織及行動（2）。換言之，當民族主義在世界舞台逐漸走下坡，香港人卻逆潮流而行，執着於香港的民族身分。另一方面，香港研究學者Ackbar Abbas指香港的「本土」都是「翻譯」過來的，因為香港的歷史基本上就是殖民地的歷史，其前的歷史只與宋朝以後的人如何來到香港及安置，與今日的香港無關（3）。如果香港的歷史就是殖民地的歷史，那麼「民族」又可以從何說起？

簡言之，「民族」之路對香港人的身分建構及港獨思潮皆是一條艱難而且無從說起之路，但香港人仍然執着要以特定的方式走這條路，這現象將會是本文討論的目標。

二、「民族」圖騰的衰落
Eric Hobsbawm以魁北克（Quebec）及威爾斯（Welsh）等發展作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催生各種新動力，例如全球化會提高全球人口的流動，讓歷史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語言上皆不再受限於「民族」及「民族主義」的概念裡（4）。然而，他在一九九零年發表這預言，但民族主義在蘇聯解體前後依然活躍，儘管民族主義運動不如以前般暴力。另一方面，難民潮令歐洲右翼抬頭，也顯示人口流動性提高不代表可以完全衝破民族國家的界線。

儘管Hobsbawm的預言不完全正確，但他的分析仍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例如「民族」的複雜性與流變性質。他援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一九七二年的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三十四西德人不知道怎樣定義或形容「民族」（5），可見德國的民族意識不如外間以為的強。如果連最有民族精神的德國人在七十年代也不明何謂民族，在東西德合併後加上身處全球化時代的現代德國裡，「民族」主體就更加無從說起。現在德國的極右政治力量抬頭，極右情緒被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稱為「粗糙的民族主義（rough nationalism）」不無道理，因為反難民主張有民族主義色彩，但這「民族主義」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而在何謂民族的問題已經再沒有深入討論。

Hobsbawm的預言雖然不完全正確，他的分析還是提供了大量養份。他提出的全球化力量與民族主義式微的確有跡可尋，事實上歐盟、東協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誕生，而不同地方對民族的瞭解也不夠清楚。然而，這不代表民族主義對世界的影響會完全消退，只是「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會不斷經過轉化，與以前的理解不再一樣，例如民族主義未必再是Hobsbawn所指的利用歷史與重複性來「發明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s）」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6）。

換個角度說，傳統的民族主義受Hobsbawm提出的因素而衰落，但已轉型到其他新形式上。這些新形式或有過去民族主義的影子，或有全新的演繹。事實上，民族主義的概念在歷史上不停演變，支流甚多，因為這種流變性質才會讓香港有更多豐富的「民族」想像。

三、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
《香港民族論》（下文將簡稱為《香》）在梁振英的宣傳下被廣泛討論，而其論述的基礎都在於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香》所收錄的四篇由《學苑》編輯撰寫的文章中有三篇也有援引此理論。政治評論員練乙錚在《香》的文章也在此基礎上將「公民民族主義」應用在香港的處境，而這種看法影響了本土派與自決派。然而，民族能被想像或發明不代表香港能夠想像一個民族身分，如果香港沒有協助民族想像的內涵，這種「想像的共同體」也不過是被想像出來的虛空產物。

《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並非全無爭議，例如近年有歷史學者對Anderson於美洲的歷史證據提出質疑（7），也有人提出這理論傾向「文化化約主義（cultural reductionism）」，沒有充份考慮到政治因素的影響（8）。大部份論者在香港引用《想像的共同體》理論時並沒有考慮到這些批評，就將它的結論照單全收──「民族」是可以被想像或發明的。

當傳統民族主義的圖騰逐漸衰落，民族主義的新型態就轉移到一種與歷史可脫鉤的發明或想像之上。對香港的民族主義論者而言，這種轉型是他們的福音，因為這種想像可以半脫離複雜的香港歷史，發明新的民族想像。

雖然支持香港以民族身分獨立的政黨（如「香港民族黨」）認為香港在外來者（如英國）的入侵下形成「民族意識」，但香港的殖民歷史並不簡單，難以三言兩語概括。如果「公民民族主義」就是練乙錚所言的「任何香港居民，無論甚麼時候開始在香港生活，只要認同香港價值，支持香港優先，願意守護香港，就是香港人」，那麼現時香港人認識的「香港價值」是一個很年青的概念。如果視二零零四年由三百位香港專業人士於報章聯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的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為共識的「香港價值」，那麼大部份「香港價值」都不過在七十年代才開始成形，例如港英政府在一九七六年才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立香港的人權，而勞資審裁署也不過在一九七三年成立，鞏固法治。再者，這些「香港價值」也未必是貨真價實。羅永生認為在香港生根的所謂「自由主義」乃是一種「虛擬自由主義」，即「建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體觀念的政治共同體想像，配合香港高度流動的城市經驗。這種想像懸置了文化傳統、民族歸屬和國家認同問題，將香港這個共同體的自我想像為高度地管理主義化」（9），實行這種「虛擬自由主義」的人往往「假戲真做」，「不斷仿擬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終日與海市蜃樓的，作為一種『擬象物』的『半／假自由／民主體制』打交道」（10）。如果「公民民族主義」的基礎是認同「香港價值」，那麼這些價值的內涵並不鞏固。「虛擬自由主義」最終成為「香港價值」的基礎，這現象遙遠呼應着前述Ackbar Abbas的觀點。事實上，回歸後人大多次不跟隨《基本法》條文釋法但獲不少市民支持、政府及部份立法會議員在未有法庭判決前便不尊重民選議員，這些事例足見所謂的「核心價值」沒有穩固的根基，才會迅速分崩離析。

再論「香港人」的身分，不少論者以香港大學《學苑》於一九六九年刊登的〈我是個「香港人」〉作為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起點，但該文章發表後受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批評，可見當年在港的中國國族認同甚強。踏入七十年代的香港學運火紅年代，大專的「認中關社」風氣盛行，有全心擁護中共政權的「國粹派」與富批判精神的中國國族主義「社會派」，而「社會派」不少成員後來仍積極參政，如泛民主派中的何俊仁、楊森等，足見「中國人」的身分幽靈在四人幫下台後仍緊緊纏繞香港，「民主回歸論」正是其中一例。現時不少論述刻意將「香港人」的身分獨立於「中國人」，基本上完全漠視複雜糾結的香港歷史。以這種視角「想像」一個政治共同體，難有令人信服的具體內涵。

簡言之，《想像的共同體》開拓了香港人的新民族想像，同時為論者提供約化甚至漠視歷史的方便法門。香港的歷史十分複雜，正視歷史會陷入無限糾結當中，逃避則失真。然而，沒有認真審視歷史的「想像的共同體」只會充滿着虛無的想像，難有說服力。

四、民族作為一個願望
本土主義及港獨支持者約化複雜的香港歷史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香港的歷史不易處理，二來民族主義能夠帶來獨立的最大希望。歷史絕大部份獨立運動都可以與「民族」扯上關係，而民族主義發明了民族（11），因此以「民族」為旗幟能為運動帶來神話式的勇悍力量。然而，這神話式的力量既是助力，也是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前述的約化歷史問題──沒有真正梳理歷史的民族論述只會是空洞的神話；第二個困境是如何憑這種民族論述說服社會大眾而成為力量。關於這一點，可從歷史學家Miroslav Hroch的民族主義研究找到啟示。

在民族主義研究中，Miroslav Hroch是鮮被提及的學者（因為他的論著在一九八五年才被翻譯成英文），但他的對中歐、東歐的小型民族國家的生成研究啟發了不少其他民族主義研究，其他民族主義學者如Eric Hobsbawm、Tom Nairn及Ernest Gellner也有提及或回應他的著作。Hroch的研究對香港的「民族主義」有很多啟發面向，例如他的民族主義運動階段論。Hroch透過對歐洲十九世紀民族主義運動的觀察而將民族主義運動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一些學者對自己民族的語言、歷史與文化要素進行探究，他們的研究沒有任何政治目標，只是純粹的探究。

第二階段：一些運動份子以第一階段的知識基礎提出立國、獨立的政治主張，並盡力爭取支持。在成功的獨立例子看，大部份第二階段的運動起初時皆不成功，需要以時間爭取認同。

第三階段：第二階段的倡議獲得大眾認同，凝聚的力量足以形成新的完整社會結構。（12）

對Hroch而言，重要的是每個階段之間的轉變過程及條件，而當中以第二階段轉向第三階段的轉向最為重要，因為任第二階段的運動份子有多努力，也不保證可以得到大眾支持。根據Hroch的觀察，要由第二階段成功邁向第三階段至少需要有四個條件：

一、政權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危機，對社會、道德與文化產生張力；

二、有一定的階級上流可能，讓少數民族可以獲得良好教育及社會地位；

三、有良好的社會溝通基礎，包括高認字率、教育制度及市場關係；

四、民族相關的利益衝突（如果當政的民族在同一情況比少數民族擁有更好待遇）（13）。

本土派、「民族自決」及自決派近年在香港冒起，其倡議與Hroch的第二階段相似（儘管不是所有派別也打着「民族」旗幟），而其面對的問題同樣是如何由第二階段走向第三階段。雖然Hroch的分析未能適用於全球所有情況，但他的分析還是有相當的參考價值。香港的現況與滿足Hroch提出的四個條件仍有一定的距離，尤其以第二個條件，支持港獨、「民族自決」的人被政府標籖，上流機會愈來愈少，例如難以進入政府，而立法會選舉也開始設立不成文的篩選過程，令民族倡議難以走向大眾。沒有認清民族主義的運動發展問題，運用「民族」圖騰來賺取運動力量只是一個奢望。

簡言之，「民族」是方便的圖騰，縱使沒有歷史的根，也沒有足夠條件，這圖騰對港獨倡議者還是有相當吸引力。從香港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看，步伐與Hroch提出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很相似，但至於如何走進成功的第三階段，「民族自決」支持者暫時未能認清條件，而且缺乏想像，他們暫時唯一想像就只有組黨參選立法會，並視之為「上流」機會，爭取宣揚港獨、「民族自決」的機會。

五、「想像的共同體」走入「超真實」
立黨參選立法會成為倡導民族思想的唯一想像，然而立法會只是一個「超真實」的民主議會擬像，空洞的「民族」圖騰走入「超真實（hyperreal）」的議會，不足以推動民族主義由第二階段走向第三階段。

借用Jean Baudrillard的「超真實」概念，「超真實」就是比真實更「真實」的呈現。當擬像技術有高速發展，形象的真實程度已經遠遠超越以前的仿真，而這種被製造出來的「擬像」將真實本身破壞──所有「擬像」都不再是複製物，原物不再重要，真實被遺忘，想像與真實之間的界限被打破，想像的「超真實」比真實更吸引、更實在（14）。這種「超真實」的建構出現於後現代社會，擬像生產成為操控或馴服社會的手段，真實變得不再重要。在「行政主導」的制度下，立法會的實際影響力不及西方的民主議會，而功能組別的存在也嚴重削弱議會的認受性，但立法會的運作與選舉皆用盡民主議會的語言來包裝，彷彿一個不民主的特別行政區可以擁有完全民主的議會。香港的立法會其實不過是民主議會的擬像，但真實的民主議會漸漸在香港人心目中已經變得不再重要。這種擬像近年拓展到特首選舉之上，數個明顯經過篩選的「候選人」在鎂光燈下用盡「選舉工程」及「選舉語言」去「爭取選票」，大量媒體將這一個不民主的選舉當公開透明的民主選舉來報導，一切假戲真做。

就算「民族自決」的倡議者組黨走入議會，其實只是參與一個「超真實」的議會空殻。新一屆立法會的宣誓風波反映的是主權訂定的訓規可以漠視選民意願，梁天琦被指不合符參選資格的事件也揭示這個「民主議會」有不成文的篩選機制，然而這些「真實」無損各界的參選熱誠，一方面積極參與特首選委會選舉，另一方面準備參與來年的立法會補選。「超真實」的議會讓香港人失去回歸真實的能力，如果視之為唯一「上流」爭取話語權的機會，恐怕這是一個虛空的願望。

我們活在一個「擬像社會」，我們對擬像的投入程度遠勝正視真實。如果立法會不過是一個「超真實」的「民主議會」，那麼建基於香港「虛擬自由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也不過是一種「超真實」的民族主義，而倡議者與支持者皆失去正視真實的能力──正視何謂「民族」、「香港人」已經變得近乎不可能。這種擬像的民族主義走入擬像的民主議會，不可能由Hroch提出的民族主義由第二階段邁向第三階段。

由借用「民族」圖騰作為政治綱領基礎到走入立法會，即由以方便法門逃避複雜歷史到參與跟真實割離的議會，都是選擇性忘記過去的逃避態度。在對「香港人」未有足夠想像及了解的前提下談「民族」，也許只是借用全球民族歷史的力量來對抗專制政府的策略而已。Stuart Hall認為身分是「我們想成為甚麼人」，那麼部份香港人利用「民族」的圖騰大概就是希望成為擁有歷史裡擁有強悍反抗力量的群體。然而，希望與現實總有落差，如果香港的民族主義未能由第二階段邁向第三階段，反映的可能是未能滿足Hroch提出的基本條件，但更可能反映香港的「民族自決」根本沒有民族主義應有的內涵，所以不可能獲得大眾支持。

六、總結：以行動重新尋找起點
可以被「發明」及「想像」的民族開拓了新的民族想像，但如果想像的方式是忽略香港的複雜歷史，為何不以正視歷史的方式建構新的香港人身分？在Stuart Hall對「自我」的分析當中，「自我」在某個意義下經常是一種虛構（fiction），以便創造出可以認同的社群（communities of identification)，而民族只是認同社群的其中一種，還有族群、家庭及性別等等（15）。另一方面，Eric Hobsbawm歸納社會歷史學家對民族主義概念的考究，認為官方的民族觀念灌輸永遠無法完全蓋過其他社會人（social being）身分（16）。如果身分的「虛構」可以建立其他與官方民族灌輸抗衡的社會人身分甚至新社群，民族根本就不是唯一一條出路。放棄正視歷史去走這條路，不會得到強悍的力量，而只會帶來無盡的困局，不論是論述上還是運動上。

在民族以外，在碎片化的後現代還能有其他社會人的想像嗎？社區營造及社區參與裡的「社區人」、延續「雨傘運動」精神的「傘兵」等皆是重要的社會人與社群，積極的保育、守護粵語等運等則可以連結社會人與複雜的歷史。如果自上而下「民族自決」論述找不到出路，大概是時候將力氣與想像放回被視為迂腐的社區工作上，由下而上的重新想像及思考本土、身分與自決的問題。

註釋
(1) Stuart Hall, (1995).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SAGE Publications. Chapter 1.

(2) Eric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92.

(3) Ackbar Abbas, (1997). Hong Kong -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2.

(4) Eric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91.

(5) Eric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89.

(6) Terence Ranger and Eric Hobsbawm,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nto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

(7) 一群學者於二零零零年舉行一個學術會議，以拉丁美洲的身分認同作研究起點，從歷史等方面討論並審視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對該理論提出不少質疑。與會者的論點由Sara Castro-Klaren 與John Charles Chasteen編成Beyond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2003).

(8) John Breuilly, (1985). Reflections on nationalism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71

(9) 羅永生, (2014). 殖民家國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0.

(10) ibid.:41

(11) Benedict Anderson及Ernest Gellner等學者也有類似主張，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社會、文化的轉型，「民族」可以被「發明」。

(12) Umut Ozkirimli, (2000).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cmillan Press, pp. 158-159

(13) ibid.:161-162

(14) Jean Baudrillard (1983), Simulations, Semiotext(e).；並參考戴阿寶於《文化研究關鍵詞》（台灣，麥田出版，2013）的解讀（頁197-199）

(15) Stuart Hall, (1996). Minimal Selves.

 (16) Eric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1.

參考書目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Sara Castro-Klaren and John Charles Chasteen edited, Beyond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思想，第二十六期（香港：本土與左右），聯經，2014

學苑編，香港民族論，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

汪民安編，文化研究關鍵詞，麥田出版，2013

徐承恩，城邦舊事，紅出版，2016

• 港式民族主義 (甘欣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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