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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槓族 Slashie
引言 但自從福特主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石油危機而衰落之後，後福特主義時期的「靈活累積」方式開始盛行，這也改變了工作的形態。工作靈活化及零散化、更趨向服務業、工會力量及勞工保障減弱等等特徵，在之後的數十年成為席捲全球的工作新形態。職場形態的改變，令我們對工作的態度，也有了深刻的影響。 近年香港和亞洲地區，常有「斜槓族」（Slashie）之說法，意指一個擁有多種不同職業的身份。他們可以在不同工種之間靈活編配，一來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夠發揮自我的興趣與生活追求。這幾種特點，都是昔日福特主義的職場環境不能見到的。「斜槓族」的冒起，是新一代勞工階層對於職場型態的回應，但究竟那是一種重視自我追求的新工作觀，還是更多地、只是一種回應「後福特主義」年代的適應？這是一種積極主動，令勞動階層生活有所改善的方式，還是一種令人更加疲於奔命的命運？本文嘗試引用近月不同媒體的報道予以分析。 文獻回顧 Harvey指出，由亨利・福特引入的「每天五美元、工作八小時」的制度，沒有像工業革命的初期般將他們剝削淨盡，是為了為工人提供充裕的收入及閒暇，以促進他們的消費意欲，在製造了市場需求的同時，鼓勵他們繼續投身再生產的勞動中。[2] 此外，因為要提升勞動者的團結性及穩定性，國家的干預就參與了這種僱傭的合作關係──認可了有組織的勞動力（即工會），讓他們與資本家產生一種具有張力的平衡與合作。國家保護了工人的工資與權益得以落實，以換取他們對於工作的忠誠以及合作性。[3] Alan Aldridge在他的著作《消費社會學的概念》（Consumption）之中，更將工會形容為「不滿的管理者」[4]，成為了穩定社會的力量。 在政府、企業、工會的合作之下，勞工的生活質素得到了一定的保證，而形成這個工作文化的福特主義，Harvey認為「已不是一種單純的大規模生產的體制，而更多的是一種全面的生活方式。」[5] 從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之前，屬於福特主義的全盛時期。但是，產品過分刻板、只強調功能性而缺乏美感、未能按消費者的喜好而靈活轉變等等，造成了市場對大眾化產品的疲勞和厭倦。而無論是勞工組織、政府政策還是生產形式，則出現了軟件上的僵化。給勞工階層的財政開支日益增加、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持續的通脹、工廠產能過剩，一直為西方社會帶來隱憂。直到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抗議西方支持以色列與參與中東戰爭而宣佈石油禁運，很快造成了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6] David Harvey 指出，經濟衰退及能源成本上升，令很多企業需要通過技術及體制的變革去尋求節能的出路；而過量的生產力及閒置的工廠與設備，則迫使他們重整了勞動控制的方式，進行了一系列的「新奇的實驗」，並走向一種全新的資產累積機制，他稱之為後福特時代的「靈活累積」。[7] Harvey指出，走入後福特時代，靈活性與機動性成為主要的綱領。結構性失業驟現，失業率急升則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勞動時間變得更具彈性，而且更重視兼職工、不定期的臨時工以及外判合約制等等更靈活的僱用形式。即使是他稱為核心的勞動力市場，仍然是以「全日制、永久身分以及具有更大工作保障」為特點，但這個圈子正在收窄，而且他們也被期望具靈活性及適應性。雖然Harvey認為這種靈活性並非全然是壞事，因為靈活性有時也是互利的，但是在於工人的福利以及待遇上，就出現明顯的減退。[8] Alan Aldridge更加以「職涯（career）的終結」，來形容靈活積累對於勞動階層的影響。工作的不確定性大幅增加，薪資則由工作表現而非年資決定，員工的工作須具彈性、保障也比從前更少。[9]一直處於不長期的工作關係，令我們的忠誠與信任都找不到出路（雖然我們似乎需要裝作我們具有這樣的認同來獲得僱主的信任）。工作的不穩固標示了「以工作為根基的社會」的殞落。這種工作模式的轉變，為「斜槓族」搭建了千禧年後出現的舞台。 「後福特主義」在香港的發展及影響 報告指出，與長期僱員相比，彈性工作人口「普遍會面對較大的失業風險，較少的法定僱傭權益及較低的工作收入」，這正是「後福特主義」時期工作的轉變特點。我們無法在數字中得知，這個比例的上升，有多少是由僱主主導，有多少是由僱員因應自己的情況決定的彈性工作；但有兩個重要的行業由「鐵飯碗」轉為風險更大的合約制，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印象，整體社會大環境的工作穩定性減低，無法給予僱員足夠的安全感，對於工作的忠誠亦漸漸削弱，開始從「為公司貢獻出力」轉向為「自我追求」。這兩個風向標為公務員體系以及教師。 在主權移交之前，沒有人會懷疑政府工不是「鐵飯碗」：沒有被解僱的壓力，薪高糧準，且有長俸待遇。但為了開源節流，遭受金融風暴打擊的香港政府，由一九九九年開始推行「公務員體制改革」，取消新入職公務員的長俸待遇、推行自願退休計劃（即「肥雞餐」），以及聘用大量「合約制非公務員」等。現時公務員達十六萬多人，非公務員合約的員工有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表面上仍屬少數，但其實公務員人數已較二千年時少三萬人以上。[11]此消彼長的趨勢仍然持續。而公務員隊伍因為已沒有了長俸，吸引力亦大減。雖然每年投考體系內最高級的政務主任（AO）的人數仍然超過一萬人，但離職潮亦是此起彼落，此為過往沒有的情況。 另一個經歷轉變的是教師行業。由二千年起，愈來愈多學校以合約制聘請老師。現時全港約有三千五百名中學合約老師，佔全港中學老師約百分之十三。他們大多是初出茅蘆的年輕人，有心有力，卻因為合約制，要每年續約，甚至年年轉校，而且其待遇相比常額教師為差[12]。很多學校聘請有教育文憑的畢業生做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分擔常額教師的教學工作，已成為很多畢業生無可奈何下的選擇。 在這個社會處境之下，新一代對於工作的觀感，正如專欄作家兼時事評論人、本身也是「斜槓族」前電視台記者柳俊江說，早就當打死一份工作是「古老石山」[13]。由於工作的安全感已失去，青年人更重視的，是工作是否能夠達成自我的追求，而又同時得到一定的工作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調查指出這一代的青年人仍然將置業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但早就不認為自己能夠在這一刻的香港能找到足夠置業的積蓄（二零一六年的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九倍，要不吃不喝十九年才能置業。）[14]，因此，要儲蓄置業，已經不是青年人的首要目標。這也造就了「斜槓族」在香港出現的時代背景。 「斜槓族」（Slashie）的出現與發展 在書中，她提出為何出現這種擁有不同職業的職人，是因為傳統勞動者的生活是被高度劃分的（compartmentalized）[15]，在工廠內，就是為了某一個工序而存在的角色。但這種分割並不能叫人使自己變得整全，工作不能滿足對一個整全自己的心靈追求。在書中她引述受訪者所言，不同的職業讓他們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authentic person）[16]，也是單單地做回自己（being myself），因為他們選擇的工作，同時將抱持同一個核心價值觀的自己，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出來而已[17]。再者，一個不被框死的工作形式，更有助於他們整合不同工作所得到的知識與人脈[18]，創造出新的可能性，而這也配合了後福特主義對新信息技術的推崇，以及對於利基市場的掌握。 「斜槓族」的討論在外國早已經十分普遍，但成為香港媒體的熱議題目，卻是這一兩年所出現的潮流。二零一六年六月華語媒體《端傳媒》發表了一篇名為〈專一職業過時了？他們說 I am a SLASH！〉的專題文章，訪問了多位從事文化創作、又或者自行創業的多重職業者，「斜槓族」的生活型態開始進入網絡民眾的視線。 文章中引述另一篇名為〈「多重職業」成為全球新趨勢〉的文章作者Susan Kuang的說法：「我認為Slash的出現，也是一種社會進步。這種進步使得人類能夠擺脱『工業革命』帶來的非人性化限制和束縛，讓其天性得到釋放，回歸到人類本應屬於的狀態。」而後福特主義經濟體愈來愈重視服務業的特質，Kuang則提出「斜槓族」一個相當配合的條件：「服務業與工業最大的區別就是，服務業不涉及生產，其交換的大多為個人技能、知識和時間，不存在大規模合作，很多情況下，個人甚至就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服務提供商。」[19] 《端傳媒》的文章所指的「斜槓族」的生活形態，是相當針對「後福特主義」時期的工作形態：面對工作安全感的失落與經濟結構的轉型、失業率的提高，多一份生計代表了更大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不少「斜槓族」「反客為主」，運用了「靈活累積」的特性，來達至個人生活與工作平衡的追求。因「工業革命」以至「福特主義」時期以來被犧牲的自主性、獨特性，都得到了矯正與補償。 該篇《端》的文章中受訪的都是大陸人，而ViuTV在同年十月《經緯線》節目中，即以「斜號青年」作為專輯題目，訪問香港的「斜槓青年」。他們的共同經歷是，從以前「想起返工都想死」，轉變成有工作目標，而且積極生活。另一方面，亦出現了不同的網上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幫助希望撮合聘請短期職位的僱主及期望「炒散」的僱員，最快一兩天、短至一個小時已經可以到職，找工作有如call的士，連出糧都可在app上完成。這種工作模式，幫助不少人在進入職場初期嘗試找尋適合自己的路向。[20]似乎「斜槓族」作為回應後福特主義時期對僱員的挑戰，有著正面的幫助。 「斜槓族」作為一種破碎的勞動生活 這一篇讀者投稿， 提出了「斜槓族」的另一種理解：有很多人，並不是為了實現自我，而是正因為受到後福特主義時期那種工作性質的轉變，不得不以多種的生活來維持生計。作者指出，除了手藝者、創作人是在過著自由自在的多職生活，也有另一種正在做快餐店、半工讀、甚至是帶職家庭主婦等，都是需要為了生活需要而一人身兼多職。低階的工作未必足夠養活他們，「斜槓」成為了一個生活的解決方案。作者形容：「斜槓的另一不光彩面向，其實就是就業貧窮與破碎的勞動生活。」而將斜槓「潮化」，作為一種「新時代的應然」，作者認為無疑只是一種「倒錯的小清新」[21]。而事實上，在前述《經緯線》節目中，開發兼職手機app的負責人也提及，有一部分人找兼職工作，事實是因為一至五的全職工作也找不夠收入，需要在周末繼續找另一筆收入[22]。兩種「斜槓」，竟在反映「後福特主義」時代之中，光明與黑暗的處境。 小結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驚奇。一來由於大學學位競爭激烈，學生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擠上自己喜歡的大學學系；另一方面，本地的職業選擇偏向狹窄，能夠提供的選擇本就不多。這樣看來，除非成長的家庭較有條件讓孩子出外見識或者學習，否則一直到大學畢業，年青人未必能夠確認自己應該選擇怎麼樣的工作作為職涯的開始。因此，「斜槓」生涯就好像一次預演，讓人可以走入不同的行業嘗試（雖然能夠容納彈性工作的工種也是有所限制的）。就如現在也非常流行的「工作假期」一樣，透過彈性工作達到自我了解，再決定下一步的職場角色，這也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參考書目 [1]戴維・哈維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64 本期關鍵詞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