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許寶強：離開嶺大的故事
翁維愷

許寶強辦公室左邊是羅永生的房間，右邊隔幾間房，就是陳允中的辦公室，裡面還放著一把黃傘。三年前許寶強和另外兩人一起高調撐佔領運動，三年後他們一起宣布離開嶺南大學，巧合得難以令人不作政治聯想。

許寶強說從來無感受到，有人因佔領而打壓他，更並非因此離開，只因大學不再是做教育的好地方：「你問和政治有無關？如果你將政治涵義放大，就一定有關。」他說的是整套教育制度，是校董委任制，也是一群文化研究學者，要坐下來開會討論學校開放日宣傳品上的Logo，究竟該如何設計的大學行政安排。

「我停了在一個地方，我想搞教育，但這種體制、考試安排、學術上生產方向，我覺得不合適自己興趣。」許寶強突然離開嶺大文化研究系，是為了趕在六十歲前，趁自己還有精力再出發。

深受學生歡迎  每逢開班就爆滿
許寶強很受學生歡迎，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是他的學生之一。羅冠聰說：「他一開班就滿了，大家會搶著去報，然後在群組裡報不到的人會不開心。」許寶強三人離開消息一出，羅冠聰在Facebook形容他為「啟蒙者」，更說有上過他們的課是種福氣。

雖然羅冠聰忙於議員工作，和校園生活很遙遠，很多細節已經記不清楚，但他對許寶強的教學態度依舊印象深刻：「我成日都覺得佢個人蠱蠱惑惑，蠱惑的意思不是他會騙你，而是他會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

他記得許寶強如何在堂上啟發學生思考：「可能有人想研究，學生為何上堂要遲到，他就會問為甚麼學生上課要準時，學生上課準時對於教育的意義……他會不停質疑你的前提，挑戰你相信的事情，令你最後交出一題可能是你反覆思量的題目。」

學習就是要學懂問一條：「為何母親看TVB我會嬲？」
羅冠聰口中說的課是，許寶強近年開班的「研究方法」，題目悶得很，但他教學生的方法，總是比較特別：「我們最後功課就是一條題目，不用做project。」

整個學期下來，學生只需交出一條研究題目，解釋為何想做這個題目，紀錄小組討論的意見等，就修完了學分。最後學生交出來的題目五花百門：為何母親看tvb我會嬲、為甚麼我要剪頭髮、如何暢快選購所需日用品……可謂千奇百趣。母親看TVB我會嬲，和研究有甚麼關係？許寶強說：「因為那個學生覺得TVB很不公平地報道學生運動，覺得有立場親政府，所以他媽媽看TVB時……他其實不是嬲媽媽，亦不是嬲TVB，而是看TVB提醒了他在雨傘時候，家庭裏的分裂。」
「我們要慢慢和他拆解，為何你會不滿媽媽看TVB，其實慢慢聊天就知道背後原因。一做出來就發現不只是他，同學之間，很多人都不滿家人看TVB。」

「因為覺得TVB不公正，為何覺得不公正？就可以繼續研究下去，mass media如何影響社會，其實可以從很個人的關注出發，拉到一些社會意義、爭議性的題目。」
許寶強相信每個題目背後都是一個故事，只有度身訂造，從學生個人出發，才能成功讓他們思考。這就是許寶強一直以來的教學理念，主動走近學生，而非要求學生走向他。

突然宣布離開嶺大　外界懷疑政治打壓
許寶強今年未到六十歲退休年齡，在嶺南大學已經教了二十二年書，深受學生歡迎，好端端的，卻突然傳出要和羅永生、陳允中離開嶺大。三年前佔領運動，他們三人曾公開發聲明譴責政府，又宣布罷學到金鐘舉辦講堂，今次三人將離開嶺大，令人聯想到是否和政治打壓有關。

「我猜想他們不敢，他不會說：『許寶強你參與過佔中，你醒定啲。』我從來無聽過，如果他夠膽講出來，應該不太聰明。」無論直接或間接，許寶強都說沒有感受到壓力，一直都只說是個人理由：「記者可能懷疑，是否真的是個人考慮，但個人就是政治。我停了在一個地方，我想搞教育，但這種體制，考試安排，學術上生産方向，我覺得不合適自己興趣。」

大學不利於教育 花時間開會傾宣傳品顏色
「如果講得大少少，我覺得大學不是特別有利於做教育。」許寶強職銜是副教授，同時也是碩士課程的主管，教學只是工作一小部分，還有研究、行政工作和開會。
「有些會議甚至討論，宣傳物品用甚麼顔色，好像是學校開放日logo應該如何設計，但其實學者對那些東西的貢獻很少。」「有時會聊這些，我說大佬不用聊這些啊？其實有個工作小組，處理了就可以啦……幾個教授坐在這裡，討論這些問題，我覺得很奇怪，又無乜貢獻。」不只是開會，國際學生節、面試申請獎學金學生、暑假到外國宣傳嶺大，統統都要教授幫忙。還有大學教資會每幾年都更新一次指引，令他們又要重新規劃課程，文件又要多填幾個欄目，重寫年度報告。
他半開玩笑：「我們寫行政memo、年度報告，加起來的字數應該多過學術字數。」這些行政工作都需要時間，但一天只有二十四時，擠不出來就要從學生部分挪過來。在這個背景下，你就會知道「許寶強式」度身訂造的教育，究竟有多難得。

學生受中小學訓練影響　難以主動向生活發問
更重要的導火線是，許寶強覺得學位和分數的制度，可能令學習不再純粹。「有些可能是過去中小學訓練心態，希望盡快完成老師交下來的責任，拿到學位，完成父母交託責任，畢業後找份工就算。至於是甚麼學位，既來之則安之。」他觀察到，這些學生都很策略地學習，上課剛剛好完成要求就夠，考試剛剛好不用「肥佬」就可以。

「他會問你認可他的題目，譬如：『我想做這個，現在一些電視劇越來越少，看的觀眾都是上年紀的人，我想研究這個現象，你覺得做不做得？』我們通常答案就是無所謂，你有興趣就可以。之後如果他沒有動力，他會回來問你，這樣做可不可以，你就感覺到他，不是想解決一個他想解決的問題，他想解決一個……你的問題。」香港學生從小到大習慣的學習模式，卻讓許寶強覺得，更難令學生投入，而這類學生並非少數，大概有近三分二。

歸根究底，那也是政治。「我不想幫政府洗底。是否政府無責任？我剛才說他有更大責任，你這樣設計大學教育，如此安排政策決定，這樣的校董委任制，其實就造成我說的大學教育愈來愈離地，離開我們學生真正的關注，離開想辦教育的人之成因來的。」

「甚麼是大學教育，甚麼被定義為重要，教授應該花時間做，誰有權決定，誰委任這些人決定，這好明顯是政治。」

教育另一條路  民間教育
許寶強強調，主流教育仍然有空間可以嘗試，不少出色老師都可以引導學生學習，只是他希望可以尋找教育另一條路。他舉例說，他在佔領運動期間舉辦了民間講堂，甚至見到一些平常會走堂的學生，都出現在群眾中聽他講課。

「我們講了一些問題，例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講暴力，我們都有教現代化講暴力，但課堂上就講暴力和權利不同，講一大堆理論，那些人都不知道你說甚麼。但你去到現場，他要想我應不應該勇武，還是應該靜坐，有些真問題要思考。龍和道我衝不衝，應該多大程度衝，做不做盾牌，這些都是真問題。」在民間教育，他看到單純的好奇心和求知慾。

所以他近年舉辦流動共學教室，以小班上課，要收學費，邀請大學學者開班授課，內容從民間心理共學到藝術創作。即使完成課程，都沒有學位，只有難以量度的知識而已。

「這些我可以完全無功課，無考評，踢開這些，看看學生會否如我想像中，報讀這些課程，沒有學位，沒有學分，甚麼都沒有，唯一獲得就是知識，你買不買？」
聽起來離地得很，是否真的可行？「我們香港最大困難，我們做很多事情，辦教育的，一問就問可不可行？可行去哪裏？已經不記得了。」

他說在香港辦學，就會想到申請牌照，就要銜接高中課程，合格率有多少，然後就開始追求成績，否則沒有人來報讀，「如果你一想這些東西，你為什麽要辦學？你不開都有人開，這些東西有多難，大家跟現在的遊戲規則去玩，如果這種都是辦教育，so far so good，你就go for it，我不需要辭職，我在學校就正是在做這些事情。」

許寶強的民間教學，一班只有寥寥幾人，就算成功有人願意上課，難道又能成功套用在全港數萬個學生身上？

「我沒有說成功，搞就這樣搞，可能都是失敗，但失敗都要這樣做，失敗證明我們沒有條件搞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學習，最後我們承認失敗，但不是這樣做，Day one你已經失敗了，因爲你走了另外的方向。」

（原載眾新聞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