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LN


 

 

威權法治說雙城  
安徒

這兩個星期應該是香港公民社會最黑暗的日子,不單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十三名示威者被覆核刑期,由社會服務令改判即時入獄八至十三個月,雨傘運動中衝入「公民廣場」的「雙學三子」也因相同程序,導致半年以上刑期。加上前日梁頌恆和游蕙楨宣誓案的上訴申請被終審法院駁回,確立了具追溯力的人大釋法。除了自欺欺人者外,人皆可見香港從此變得不再一樣,快速進入一個威權或半威權的時代。

在一片神傷、驚歎、難以置信的沉重氣氛當中,筆者記起二零一五年有幾位外地學者朋友到港開會,會後我帶他們去金鐘當日佔領區一帶考察。當時仍有一些佔領期間建成的帳篷還未拆走,有人仍然留守。那些外地朋友充滿好奇,興致勃勃的親身了解這件轟動世界的香港新聞。

我向其中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朋友提到,「佔中三子」其中兩名大學教授在佔領中後期已經因為無法駕馭局勢,選擇回校上課。我的朋友感到大惑不解,因為他無法想像大學沒有即時解僱他們。我唯有苦笑,告訴他們一切還未知終局,因為中國人有句話叫「秋後算帳」。

港人尊敬法院曾經令星人豔羨
這位新加坡朋友也好奇地追問,在回歸之後,香港人是否信服法官的裁判。我告訴他香港人一直十分尊敬法院。他聽我如此道來,眼中流露着豔羨的目光,細細告訴我新加坡的情况並不一樣。雖然我不斷試圖向他解釋雨傘運動中,多少人感到挫敗和失望,但聽到他這麼說,心中不期然感到一陣鼓舞。可能是覺得,無論香港情况有多壞,在香港可能變成另一個新加坡之前,原來香港人還可以作出如此令人矚目的反抗。

在筆者讀大學的一九八零年代,當時社會學系的老師最熱門的研究課題是「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因為這四個地方擺脫了落後地區經濟難以發展的宿命,脫穎而出。一種流行的解釋就是所謂「儒教文化」,而另一項特徵就是四個地方都是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當中韓國、台灣和新加坡是威權體制,香港則是英國殖民地。

那時候人們都把四地等同起來,藉以探問:國家實行威權主義,是否促進經濟發展的良方?儒家文化是否在亞洲成就了相等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精神」?

這些問題今天看來雖然已是有點明日黃花的「偽命題」,但畢竟能讓一些香港學生思考和辯論自身作為一個沒有民主的殖民社會的事實。

不過,雖然「四小龍」都不是西方民主政體,但自由程度卻確實有差異。一九七零年代,亞洲各地民主運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抗擊種種不同形式的軍事獨裁和威權主義。香港在英殖底下的相對自由狀態,令國際公民社會組織中人視香港為亞洲專制政治荒漠中的一片綠洲,吸引了不少亞洲區的非政府組織和學生運動團體在香港設立基地,維持國際連繫。

香港曾是四小龍的非專制例外
不過,大約是一九九零年代開始,關於「亞洲四小龍」的話題開始在香港淡出,除了是韓國、台灣相繼民主化之外,香港人的自我形象也慢慢產生變化。雖然仍然是由英殖管治,但港督彭定康所打造的「晚殖民」光榮撤退大計,不斷對內對外高度讚許香港具有完善的法治、成熟活躍的公民社會,人們不單享有經濟繁榮,更有其他地方難望項背的自由。

邁向九七主權過渡的香港,人們更漸次忘記了曾被編列為威權發展的近似案例,反以「自由加法治」的「香港例外論」自視,自然把新加坡這個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視為「他者」。

可是,這兩周來的變化,猛然向仍然相信這種「香港例外論」的香港人敲響了警鐘。因為最近這批數十年未見的「政治犯」出現,狠狠地告訴我們不單止「一國兩制」已經變形走樣,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自由加法治」的香港體制,其實也只是建基於浮沙之上。

原來香港的法治系統,既能與人權、自由的價值扣連,也能與安全、穩定、秩序等保守價值連結。香港法治體系既沒有自主自足的防護罩去保衛和促進前者,對不義的政府權力作出制衡,那它作出的所謂「平衡」和「仲裁」,自然難以避免偏向保守,間接成為政府打壓異見的司法工具。

星洲法治指數遠高於香港
香港行的是普通法,但普通法不代表不會為專制政權服務。行普通法的威權、半威權或混合政體,例如從前的南非、牙買加、津巴布韋、烏干達等,早已是臭名遠播。新加坡也是行普通法的地區,在政治學上亦無疑是一個一黨獨大的威權主義政體,在公民和政治權利的保障上也是惡名昭彰,否則不會有少年余澎杉竟然要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事。不過, 在World Justice Project 所設計的「法治指數」上,(以二零一六年計)新加坡其實位列第九,比英國還高一級(香港只居第十六 位,而美國只佔第十八位)。不方便的事實是:余澎杉是在「法治水平」如此高的新加坡出現!

新加坡一位青年學者Jothie Rajah 就在她的著作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裏面,指出新加坡如何使完全以西方標準視為及格甚至出色的「法治」成為威權主義的工具。她強調,新加坡並不簡單地像其他威權國家一樣實行「以法治國」(Rule by Law),任意而粗暴地使強權凌駕法律,而是使一部真正符合西方法治一般標準的司法機器,也能將「以法治國」的工具主義取向,融貫於它的「法治」體系內。

法治體系與民主自由沒必然連繫
說穿了,來自西方的法治體系其實並沒有和民主和公民政治權利建立內在的必然連繫,西方式法治(包括英式普通法)移植到非西方世界時,主要是透過殖民擴張。在殖民地,法治首要是為殖民管治服務。「去殖」後的國家往往也從「國家需要」延續殖民政府原來擁有的權力。所以,縱然前殖民宗主遠去,但後殖國家也可以把舊的殖民權力以法治的形式承繼下來,重新包裝為國家安全和維繫社會秩序的需要。

如果在非西方世界,「法治」是一種「現代性」的體現,不可忘記的是,它往往同時是一種「殖民現代性」。香港和新加坡都分享着源自同一個殖民宗主國的法治體系,如果新加坡可以把這體系挪為威權主義所用,那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更何况,在香港法治體系頂頭的是一個一黨專政、黨政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香港的法治,其重要性不下於重新認識一國兩制,因為法治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是「虛擬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零零零年的時候,筆者參與了抗議母校中大向李光耀頒授榮譽學位的活動,當其時中大的校長是李國章。活動中,新加坡的異見者鄧亮洪和拉惹勒南來港現身說法,見證威權主義利用司法打壓異己的禍害。筆者當時聽來怵目驚心,然而總還是像隔岸觀火。

十多年後,香港出現了久違的一批青年「政治犯」,香港邁向新加坡化之路展現眼前。李氏的幽靈盤旋在香港上空。猛然醒悟,當日的抗議,是為新加坡,也是為香港。

新加坡──香港本是同根,可是雙城從未如此感覺靠近過。
(原載明報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