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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種植希望之因──直面全球化視域的心理建設
古卓嵐

想寫一篇與師友及自己對話的文章,為了加入一場希望政治的角力賽。

首先由一連串問題開始:我沒有間斷地在課室裏度過了二十個年頭,如今要迎上句號,應如何總結?我如實獲得讀書的意義嗎?在十餘年的基礎批判訓練後,我有成功地把固有的意識形態去掉了一分嗎?我有符合文化研究課程的期望,成功問出一道好問題嗎?以「全球化」命題的科目,我曾經極力迴避,只因其浩瀚得難以消化的格局令人望而生畏,最終陰差陽錯地踏進其中,卻又因如此龐大的格局,獲得了釐清「真相」、梳理疑團、組織意義、定位生命方向等豐富的反思養分,恰如其分用以借題發揮,開展以下的學術生涯檢討書。特此先鳴謝各位有緣的老師(下文即將提及的名字)以及一眾志願營造有機學術環境的教育家。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E_0nNklIg

一、畢業前夕,讀《獻給全國剛入學的大一新生》系列
《獻》以鄉村建設運動穿線,收錄六位知識青年勉勵後人式的獨白,敘述自己由大學到支農的經驗與心路,好讓尚待啟發的晚輩能擇善而從,不善者改。我固然不是《獻》針對的讀者之一,也沒有因為諸位青年的模範經驗而萌生追悔之心,不過,在此時此地讀到另一時空下滿腔熱血的青春頌,作為交叉對照的參考文獻也不無價值。

如上文,《獻》一書收錄了知識青年人的獨白:不甘安逸,立志投奔農村教育的魏川;在共產主義理想的基礎上,恪守近乎禁慾主義的原則,誓言「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坐最便宜車,吃最便宜飯」的楊洲;層層扣問生命的迷茫與意義,最終透視出自己與社會國家相連的命運,並以此建立抱負的王茜;在揭瘡疤式的哲學批判面前覺醒,從遊戲世界中跳躍到「關懷思考當下和未來的人類」的陳士華,他們全都從某種集體連結感之中尋獲得接近信仰的利他志願,並以行動實現。

依我看來兩地學子最大的分別是,上述諸位青年立志之「順利」,頭腦得以保持清醒,是基於短短數年大學的現代化生活並不足以讓他們在現代物質過盛的黑暗面中泥足深陷,而支農運動則像及時雨般讓他們從下鄉實踐中保持純潔。回望自己置身的學術圈,令個體軟弱化,去潛質化,放大恐懼,無止境地徘徊於自戀與自卑間掙扎的現代性種子,打從出娘胎以來已在我們的內心中根植。當然,長達五年的文化批判教育,間中會讓頗多同學(包括我)擦出(如上述青年般)人文關懷的火花,這微量的星火卻往往流於「冥想式」的、理論上的烏托邦盼望;儘管不斷追問「有什麼方法」、「出路在哪」、「如何面對」,發問伴隨的(時代性的)焦慮與無力感似乎沒有絲毫褪色。

二、仍未擺脫「功課寫什麼題目」的困局
「那麼,你到底想問什麼問題?」在文化研究的教學中,這道問題像幽靈般在畢業前都要纏繞著同學,直至窒息。早前目睹陳清僑反覆以同一道問題追擊同學在論文上的思考,無助的同學從各方位、角度拋擲一切他們於社會現象的所知所聞,卻沒有令老師滿意,甚至漸漸把老師的問題當成刁難,在挫敗感中離去。

情有可原,同學心裏的問題幾乎是與老師相反的──「功課寫什麼題目好?」問盡老師、同學、朋友圈,只在乎有題目可寫。面對社會的森羅萬象,每位同學都能輕易對各種政治現象提出深入淺出的獨到見解,何以竟不能想出一道題目?何以在部分同學身上幾乎感受不到寫題目的動力?

許寶強:「要想自己切身關注的問題。」
當「為什麼我要做功課」這種問題在許寶強眼中顯得理由充份正當時,我便明白什麼是問題:不是微量的好奇心,不是陳述對世界的見解如何深廣,不是表現自己對理論的透徹掌握,而是定位自己壓抑已久的痛苦、不安,為了解決只屬於自己的苦難而層層扣問「為什麼?為什麼?」在我身上,在同學身上,都看出一種迴避意圖,寧可在混亂無序的世界中抽取輕而易見的表層「意識形態」,提出蜻蜓點水的批判意見,都不願直接面對自己內心的恐懼。「問了有用嗎?如果開展了問題之後沒有答案怎麼辦?我會否變得更無力?」弔詭的是,我們都輕易介入具公民使命感的集體論述,絞盡腦汁出謀獻策,卻把個體內在的政治危機置之不理,繼續忍受日常生活中持續泛起的無力感。是什麼隔閡了我們去問「我的問題是什麼?」

三、恐懼之二,恐懼「身陷意識形態」的犬儒意識形態
曾在本科中從羅貴祥的當代教學課上得悉「犬儒意識形態」 (Cynical Ideology)一詞,以電影《搏擊會》(Fight Club)為喻,大意是很多人像電影主角一樣從自己置身的體制中窺見了體制的漏洞、荒謬與矛盾,卻又很快落入「身為一個卑微的個體實在無能為力」的定論,最終止步於一種「冥想式」批判及黑色諷刺,與一種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卻又身陷另一種絕望、無力的自卑意識形態。

面對連串文化批判教學──從世界金融體系的非在地精英戰爭、氣候危機表述政治,到風靡全球的傳播媒體資訊毒藥、核電開發背後掩飾的軍事競賽,格局之大的確讓同學容易陷入「自己渺小如塵沙」以及「人類無藥可救」等迷思,更切身的焦慮是──一門學科所揭發的絕望真相足以讓我的認知世界天翻地覆,卻還只是冰山一角。那麼,我還未知道的事實究竟有多少?我終究仍身陷於多重的,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中呢?

Louis Althusser說我們舉手投足無不關乎意識形態,要擺脫意識形態的勒索近乎不可能。在女性主義與文化政治的課中,有同學會問:「我尚未接受先進的性關係,那麼是我不夠開放嗎?」在情感的文化政治課中,當意識形態綁架了所有情緒,情緒成為了經濟工具的奴隸,同學會問「到底還可以表達什麼情緒?要徹底拋棄情緒嗎?」在全球化與當代社會變遷這課中,上述種種災難級別的人類遺禍都似乎與身份政治有關,是否意味著擁有身份,甚至擁有信仰都必須被批判?

誤用批判工具的惡果,是整天為自己任何規訓行為,或與優勢階級扣上半點關係的身份是否被歸類為「應被批判的對象」而擔驚受怕;乃至,無論成績多好,學位多高,論文涉獵量多深厚,生活經驗多富足,仍然缺乏自信,「我不覺得自己很厲害」、「我很差」、「我什麼都做不到」。自卑情結所深化的,是師生之間的恐懼、猜疑被不斷再製,如「突然找他會否很奇怪?」、「我上課不積極,他認得我嗎?」、「我的問題無關課程,真的可以問他嗎?」,頻繁出現的焦慮都是煙幕,根本的恐懼是要在這個信任死亡的現代世界中向一個「陌生人」解剖自己,對方只要稍為背叛幾乎可以扼殺我在亂世中所剩無幾的信仰之苗。

四、去意識形態化的最佳方法──回望自身苦難
「惟對大自然心存謙卑之人,得在主觀見之於客觀、漸進地認識世界中、不恥篳路襤褸之蹣跚,才有『去意識形態化』地兼收並蓄進而實現科學創新之基本前提……」

溫鐵軍從鄉建運動先驅梁漱溟中窺見去意識形態化的線索──「對大自然心存謙卑」,上述話語除蘊含農村社會敬天畏地的(對應天災)危機意識之外,更重要的是道出了去意識形態化的必然路徑──回歸人的最基本需求。糧食、水源、土地、燃料,大自然作為母體主宰了我們的生死;在生死面前,人便會捨棄一切剝奪延活資格的意識乃至規訓。

不過,人的最基本需求不單是生理上的,還有心靈的部分。稍稍擴張溫鐵軍「去意識形態」的見解──只要認得苦難,人便會去掉意識形態。借黃鈺書語:

「作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一員,我們也分擔著全球生態體系的脆弱(敏感)性,以及人存在的脆弱性。如果有一種情感能把人類普遍連結起來,就是人存在的脆弱性:人會受苦,人能感受他人的痛苦,而會為他人受苦而傷心。」(黃鈺書,二零零九年)

若然意識形態是強權扭曲現實,令弱勢忘卻痛苦,強化奴性;重新認得苦難,則讓人感同身受,直接面對自己與「他者」共通的脆弱性,驅散意識形態的迷霧。

回顧上文提及的問題:「我不夠開放嗎?」、「我到底仍然身陷於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中?」事實上,拆毀(讓我們合理化痛苦的)意識形態或許只是手段,目的終究是解決痛苦。以我自身為例,修讀的文化研究是一套意識形態,信仰的佛教又是另一套意識形態,皆透過連串「思想引導」、「行動規訓」、「選擇性教材」不斷呼叫我為人類的基本需求(飲食、情緒、社群、人格圓滿的目標)鋪路,兩套不斷叫我自愛、愛他的意識形態,兩套教我繼續懷疑它們、自己找答案的意識形態,於此,我認為有與這些意識形態共生的餘地。同理,人的痛苦就是如此地共通:身體上飢寒交迫、心靈上憂悲苦惱,還有自相殘殺、互為猜忌、患得患失等等,牢固的身份在苦難的瞬間消融,餘下的只是生物性的解難機制,在這基礎上,國籍種姓決不能成為同理心的障礙,跨宗教可建立對話,散落各階級的惻隱之心都能被撩動起來。

若此論點言之成理,我們便一直都問錯問題了。我們應該問:「為什麼我們會痛苦?」、「若然某現象引起我注意,現象背後讓我不安的是什麼?」、「如何能解決痛苦?」、「若然現階段對痛苦的來源無能為力,如何開展自我充權的計劃?」

五、本質上流變,永遠的現在進行式
「出路在哪?還可以做些什麼?」這道問題一旦提出,忌諱的不是令人鼓舞的實例不存在,而是自己與這些實例保持距離、畏縮、妄自菲薄、自我設限……

the call for happiness is an entirely realistic political project...with an equally lucid recognition of how humans can become different, how they can learn, improve themselves, and realize goals that were previously unimaginable.”(Michael Hardt, 1960 , p.377-378)

面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不義,政治哲學家Michael Hardt 在Commonwealth一書中開展了有關「愛」、「惡魔 」(evil)與「幸福 」(happiness)的討論,他準確地指出「惡魔」的本質便是「有缺陷的愛 」(corrupted love)──從民族的愛、鄰里的愛、血緣的愛,到宗教分門別派的愛,都可能導致具排他性的圈地運動,乃至強硬地同化別人的暴力行為。然而,正因為「惡魔」是「愛的變形」,是「次等的愛」,所以「惡魔」的力量必然會比「愛」微小。又,撇開「人性本善/惡」的倫理哲學思辨,他巧妙地把思考方向調整到一個更具價值的論題:「人的特質有怎樣的可能性?(What human nature can be?)」

“Since to combat evil, then, one must overcome ignorance and fear...”(Michael Hardt, 1960, p.193)

「把自己的無知本質化」是一種無知,「恐懼自己由始至終都缺乏潛能」也是一種無知,這種無知的意識形態不單生長於下層階級,更彌漫於有幸接受博雅教育的知識分子之間。認知到長期舟車勞頓、走訪各地實踐下層建設及普及教育計劃,卻仍然抽身授課的老師,並非只向學生散播絕望的種子,也推動著我擊潰恐懼的急切渴求;從前被我看漏眼的喀拉拉邦運動,正好充分展現全民可塑的證據。

“Democracy must be not only the goal of a multitude with the already developed powers necessary for self-government but also a learning mechanism… that expands those powers, increasing not only the capacity but also the desire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Michael Hardt, 1960, p.377)

劉健芝多次走訪印度喀拉拉邦,搜集不少當地人自我充權的故事,見證著比我們更「匱乏資源」、更「貧窮」、更容易被標籤為「孤立無援」的國度一次又一次地呈現民間個體的行動力。見微知著,在一群捲煙工人身上看到自我組織(self-government)的種子:為了在瑣碎而極具重複性的捲煙工序中保持人的生命濃度,工人透過輪流制式主動地分出一個獨立的「朗讀組別」,該組別會為正在工作的工人朗讀書本及報章,然後在當天分得一份同等的收入。這故事讓我想起班雅明提過,百無聊賴的工藝過程總能讓人萌發鮮活的創意靈感,並(為了解悶)付諸行動。

在此充滿潛能的基礎上,迸發出一段長達四十年的「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以印度教育者柏勒覓雅然(M P Parameswaran) 為首,在拒絕精英化及政黨化的原則上,發動由掃盲、普及教育,到梳理譜圖以建立資源共享平台等社區改革運動,讓本地人先獲得基礎語言能力,再透過參與集體議政過程學習基本的批判、議價能力,最終甚至以社區存在的實際需求直接干預普選政黨的政綱。當中每個個體都為著自己可見的直接需求而發起行動,施展自身所獲得的權能資源,其中讓我感動的是一班村落婦女為杜絕當地男性酗酒而生的暴力行為,自發把進口酒品的貨車截停,毀掉酒品,以眾籌方式賠償並趕走酒販。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組織為這班婦女提供語言工具,而如何善用工具 (集體溝通、集思廣益、共同梳理出問題意識,乃至堂堂正正地與酒販談判),則是這班婦女自行探索出來的。

實例當前,我們仍然有選擇:一,是繼續陳列自身限制,強調社會脈絡之差異,進而合理化個體失能的「現實」;二,是參照他方經驗,肯定自己已具備的能力及正待開發的潛力,試圖在置身的獨有脈絡中尋找介入權力關係的縫隙。觀察到時下社會存在批判希望及正能量相關論述的趨勢,並指責表述者把對生命的期盼化為生存義務強硬地套落他人身上。我不禁反問,他們駁斥每一種希望之談都是「假希望」的同時,卻無意中把絕望本質化成絕對真理,試圖徹底剝奪自他再次誕下希望的可能性,又是否理性?流於空談式的批判,有理無理把外在世間流傳一切有意識形態嫌疑的論說刺穿,卻竟一直漠視自己切身的痛苦與恐懼,實在無異於諱疾忌醫的病者。(此處的「病」非指現代科學透過病理化學名把個體分類、標籤,藉此方便規訓管理的手段;而是這種以無比的自信去否定自身具備的權力、潛能,甘於讓自己長期浸沒於犬儒式癱瘓中的矛盾心結。)

六、武裝天使──蒙面騎士的啟示
不得不承認,迷信式希望或會使人猖狂,魯莽行事;局部的成功存在使人傲慢,加劇分化的危機。許寶強曾引用齊澤克對當代政治問題癥結的推論:新圈地運動發生於一輪輪佔用及分配(本應公眾共享的)文化、生態資源,並劃分出「被選中者」與「被排拒者」。許寶強進一步指出,身份政治的煙幕往往令「被排拒者」內部進一步分化,弄錯了控訴對象。在錯綜複雜的政治場域之中,正如Michael Hardt所言,「愛」會扭曲成具排他性的「身份認同的愛」(identitarian love),同理,希望或會約化成片面的、局部的希望;成功案例則容易被視為個別身份/社群的成功,甚或被誤當作成功奪權的新「被選中者」而在無產階級運動中被排斥出去。為此,希望另外借鑒墨西哥蒙面騎士──馬科斯的經驗,再說說身份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拆解工程。

戴錦華為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寫的《蒙面騎士:墨西哥副司令馬科斯文集》的序──〈寫在前面〉足以讓對運動毫不知悉的讀者瞬間感受到薩帕塔民族的士氣及副司令馬科斯的魅力。薩帕塔民族給我的第一個啟示是與其用類似仇富心理,排拒那些成功為自己競奪資源的「個別社群」(如堅持文化起義的女性主義者、異國的原住民民間起義等),同處於被壓迫一群的我們,當務之急更應自我充權、掌握技術,增加個體能動力,正如薩帕塔民族一般,三千餘人,一堆破舊的木頭槍,卻透過充份的訓練與集體凝聚力成為了向國家機器提出談判的基礎;更讓人敬佩的是,一切武裝的應用皆點到即止,這支游擊隊始終堅守和平抗爭的原則,沒有落入狹窄民族主義的引誘,反而擴大關懷格局,連結一切「地球上的受苦人」,給了我重大的啟示。

假如您要成為天使,建議您必先為自己添置一副武裝,避免畏縮的心靈在上戰場之前已被殺死;假如您決定要裝備自己,希望您願意成為天使,成為守衛一切共通苦難的生命體的武裝天使。副司令馬科斯洞悉意識形態的脆弱本質,身份差異政治試圖掩飾的生物共通點,以面具把身份抹去,化身一切被壓迫群體的精神領袖:

「馬科斯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國的猶太人,政黨中的女性主義者,後冷戰時代的共產黨人,波斯尼亞的和平主義者,二十世紀末墨西哥的游擊隊員,夜晚十點地鐵上的單身女人……. 當然了,還是墨西哥東南的薩帕特人。」(戴錦華編著,二零零六年)

意識形態總是引誘游離分子擇木而棲,選好一個本質化的身份(最好是「被選中者」的一方)來保障自己的生存權利。經過副司令馬科斯任運地應用文學語詞,這才真正領受到語言的威力所在:面對諸如「你是誰?」、「你來自何方?」、「你要前往哪裏?」等身份確認問題,幾乎任何正面的答案都只會讓自己陷入畫地為牢的本質化陷阱,只有馬科斯擅長的,詩化、瞹眛、模棱兩可、寓言式的辯才,才能真正讓他跨越身份,游走於「主義 (-ism)」之間的縫隙,實實在在地為所有生命奉獻。

七、讀書應當有希望,讓我們情理並至地笑起來
中國自由作家寇延丁曾撰寫〈劉健芝:念書應當有意義〉一文來讚揚劉健芝的教育風骨。

「劉健芝越來越感受到『知識分子』四個字沉沉的份量,讀書不僅有用處,還應當有意義,與自己的國家、民族的未來聯繫在一起的意義。」
「後來發現,每個地方都有苦難,這種苦難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苦難,更與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寇延丁,二零一五年)

寇延丁筆下的劉健芝傾盡心力投注在民間改革運動,卻一直警剔著自己的精英身份,也拒絕「施捨式扶貧」的恩主心態,希望建立真正由下而上的社區教育服務團體 ──「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 (CSD)」。CSD的原則充分地側寫出以劉健芝為首一眾落地知識分子的教育精神:

「在與農民打交道身的過程中,既認識別人也認識自己,更學習自我反省。我們學習不蔑視也不美化農村……學習思索城鄉共同面對的困境,學習探索改變現存的城鄉關係的路向,還有,學習謙卑有耐性而又不失批判能力。」(寇延丁,二零一五年)

隨時卸下身份包袱,以謙卑的姿態秉持終生學習的志趣,是劉健芝告訴我建立希望的第一要點。而要點之二,則是要向望一種「實踐知識分子」的氣質,以一股蠻勁,傻瓜式地活動手腳一直嘗試下去。

「也許只有傻人才會認準了一個目標就不計方法、不計投入地付出,變不能為可能。」(寇延丁,二零一五年)

由動員整個親友圈身體力行發起百合公平貿易,到自掏錢包籌辦儲金會,到負上債務都要讓所支持的各地社會運動盡可能成辦,再到承擔被政治污名化的個人風險,都盡顯一切希望的構成條件:以勇氣戰勝恐懼,以行動為希望護航。一直做下去,一直調整方向,可能性便會一直再生,因此,劉健芝堅持「將社會實踐作為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將學生們的視野從書本引向土地,從香港引向中國、引向世界」。

讀書應當有希望,(至少這是我在文化研究的教與學中接收到最有感覺、最強烈鮮明的訊息),我們的智慧伴隨關懷格局的擴張而同步提升,並構成勇氣之基礎,難怪Michael Hardt說我們可以笑,「笑」象徵著彰顯個體力量的自信,「笑」建基於洞悉並蔑視現存體制的矛盾與脆弱,「笑」發自對自我潛在超越性的肯定。

終於,
我們歡天喜地,為已洞悉惡魔的真身;
我們四齒而笑,為與祖先的力量相認;
我們笑而不語,繼續游擊身份、暴力、體制、意識形態……

 

參考文獻:

  1. 魏川、楊洲、彭影、杜繼文、王茜、陳士華 (2014),《獻給全國剛入學的大一新生系列文章》,新浪,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的博客,網址:http://blog.sina.com.cn/u/2512608977
  2. Diana Fuss (1989): “Essentialism in Classroom”, Essentially Speaking – Feminism, Nature & Difference,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113-119.
  3. 黃鈺書,〈文明的抉擇──另類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載於劉健芝、薩米爾.阿明、弗朗索瓦.浩達主編 (2009),《抵抗的全球化》(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31至81。
  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2009): “De Singularitate 1: Of Love Possessed”, “Intermezzo: A Force To Combat Evil”, “De Singularitate 2: Instituting Happiness”,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79-199, 376-383.
  5. 劉健芝 (2003),〈印度喀拉拉經驗〉,《中國鄉建學院培訓資料》,頁100至116。
  6. 許寶強 (2013),〈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載於《思想香港》第二期。
  7. 戴錦華,〈寫在前面〉,載於劉健芝、戴錦華編 (2006),《蒙面騎士:墨西哥副司令馬科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8. 寇延丁 (2015),〈劉健芝:念書應當有意義〉,公益服務網 – NGO發展交流網,網址:http://www.ngocn.net/column/2015-12-22-f8d61d161e477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