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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與關懷:《我,不低頭》
黃淑嫻

(圖片由阮智謙提供)

在英國住過的朋友,大概都有這樣的體會:在宏偉崇高的教堂、優雅堂皇的大街背後,其實是一幕幕灰暗低調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倫敦這樣物價昂貴的城市,生活是異常艱難的。以前我在英國讀書,年紀小,不明白,但在去年暑假,我在倫敦兩個月的生活中,看到更多、感受到更多,所以當我看英國導演堅.盧治(Ken Loach) 的康城得獎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 時,尤其感動。走出戲院那一刻,我想到很多在英國擦身而過的朋友:街口咖啡店那個勤奮的外籍女侍應、補衣店不發一言的男子、邱園地鐵站熱心的售票女郎……不知道他們現在的生活如何?你們好嗎?一部成功的社會寫實電影,能夠啟發觀眾對自己的社會處境有所反思,把人與人的關係連起來,而我認為《我,不低頭》做到了 。

電影的場景和題材其實是非常英國本土的。這是一個關於英國東北部城市紐卡素的故事。紐卡素是傳統的工業城市,住了很多勞動階層,他們以重口音著名,不是我們在 BBC 電台聽到的標準英語。電影的男主角 Daniel ,五十九歲,太太過世,自己因為心臟問題而被迫停止工作,他申請政府福利金,經歷了多番折騰,受盡了行政人員和行政程序的虐待,福利金變相殘害市民的身心。《我,不低頭》在英國政界引起很多討論,不同政黨都對電影表達意見,電影發揮了它的社會功能。

有趣的是,《我,不低頭》是如此的本土,但我們在香港觀看,或者在其他現代城市觀看,也會感到投入,因為我們的社會都走進了行政管理的深淵, 我們都在官僚架構冷漠無情的世界中活著。社會福利本是幫助市民解決困難的,但電影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邏輯是:為了證明我們有做事,所以我們要做事,做事情已經不是為了更高的理想了。

這幾年,我經常在想,如何在藝術作品中表達社會立場?一方面,保有藝術創作的含蓄性和多義性,不致流於教條化、簡單化;另一方面,又不會在藝術創意中,模糊了應該支持的立場,《我,不低頭》是一次很好的示範。要表達自己的觀點,編導把最基本的人物和故事都寫好,在綿綿的生活細節中滲透出社會觀點來,而不是硬套。

電影中的兩個主角,性格分明,細節豐富。 Daniel 是直接的、正義的舊式人,他沒有太多內心的壓抑和複雜的考慮,他見到不公平的事,便會馬上挺身而出,控訴到底,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我很喜歡電影設定他為木匠,以自己的手藝,做出很多有用的東西。我想到香港很多五、六十年代的手工匠,包括裁縫、錶匠、鞋匠等等,他們都以自己一雙手做出細緻玲瓏的物件。電影中的 Daniel 被電腦時代淘汰了,雖然仍有有心人欣賞他的手藝,但他把全屋的傢具賣光,換來的金錢只足夠交電費罷了。

Daniel 在申請福利金的過程中,遇上更可憐的 Katie,我們看到 Daniel 控訴社會體制以外,也看到他關懷身邊需要幫助的人。Katie 是單親母親,有兩個兒女,小兒子好像患了病。相對於 Daniel,她的性格壓抑,盡量把痛苦留給自己。她面對著生存最基本的兩個問題:饑餓和溫暖。從倫敦搬到紐卡素,生活的空間大了,但沒有暖氣的英國,是何等的難捱呢!從她自己不吃飯,把意粉讓給 Daniel,到她在食物銀行饑餓難耐,再到她在便利店高賣,最後走上賣淫之路。電影一直保持著生活的節奏,沒有戲劇性的電影語言,就算Katie 在食物銀行失控的那一幕,攝影鏡頭關注的是她事後的情緒反應,而不是以攝影機對準她失控的過程大做文章,這種含蓄的處理更讓我們感受到生活的無力感。

《我,不低頭》沒有快樂的結局,但人物能夠保持著尊嚴活下去,在冷漠的社會中感受到一絲絲溫暖。Katie 在最後一幕中說道他們舉行的是窮人的喪禮,這句話讓我在黑暗中想起一件事情。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我們為也斯辦喪禮的晚上,前來拜祭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希望能打通旁邊的禮堂,但好像一早已被租用了。突然有人告訴我們,可以打通,因為那個家庭只有能力辦早上的儀式。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事,但沒想到竟然在電影院憶起這家人,他們好像與也斯和我們有說不出的關連,雖然大家從來沒有碰面。你們好嗎?希望我們都能夠有尊嚴地熬下去,在這如此荒誕的社會。

(原載《語文同樂.生活文學》二零一七年三月三日
收入散文攝影集《亂世破讀》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