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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ducayshun的啟示──從恐懼女性主義心理到課室政治的省思
古卓嵐

從戰後英美為首,由下而上的文化起義運動不斷冒起;到今日文化批判知識漸見成熟地體制化、全球化,女性主義的理念在同一脈絡下亦顯得極廣泛流通,甚至有平民化跡象,學術研究開始轉向情感文化面向,環繞同理心、主體連結的集體表述亦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普及。筆者回顧一六至一七年下學期就讀「女性主義」的科目,觀察到自己接收女性主義相關概念時顯得十分順暢,甚少感到心理矛盾,與部份(乃至未曾受過正規女性主義教學的)同學討論後發現這種感受頗為共通,由此推論,女性主義所主張的人文關懷內涵顯然有逐漸被大眾內化的趨勢。這並不表示女性主義已受大眾廣泛接受,筆者也承認大眾對「女性主義者」的身份普遍持敬而遠之,乃至心存抗拒的取態;然而,正如前述,其宣導的人文關懷內涵,包括同理心、肯定主體經驗、自我充權、匯聚社群力量、擁抱多元身份光譜,以至動搖現存不對等權力關係等等,都成為了個人訴求到集體政治起義的核心目標或精神。

然而,在整個學期中,筆者隱約感受到自己潛在未解的心結:觀察到個別同學的思考進路與對行為的價值判斷幾乎與「課室內」的主流意見相違,能感受到他們蘊藏對「女性主義」(作為整體)一種根深蒂固的焦慮,甚至是恐懼,卻完全無法靠近他們這種複雜情結背後的多線脈絡,結果是不能夠建立一個具備良性辯證作用的(學術或非學術性的)對話。直至近日觀看到一段名為“Modern Educayshun”的影片,影片有效地讓筆者掌握某類群眾猜忌女性主義背後恐懼心理形成的基本輪廓,也透視出主宰恐懼的、更大格局的意識形態。筆者希望本文能集中在兩個角度的討論:一、以印度人類學家Arjun Appadurai剖析「恐懼小數(Fear of Small Number)」的理論作基礎,剖析“Modern Educayshun”為首對女性主義的恐懼想像;二、正視“Modern Educayshun”所呈現的恐懼心理,結合筆者的觀察經驗帶出具內省性的自我批判,透過Diana Fuss、Bell Hooks等女性主義學者在課室政治上的觀察經驗,重申女性主義教學中需要警惕的權力關係,藉此希望從教學層面窺探女性主義者介入恐懼現象的可能性。

恐懼小數──滅絕想像中的女性主義
“Modern Educayshun”影片由澳洲短片創作人Neel Kolhatkar攝製並主演,於2015年發佈於YouTube網站並引起熱烈回響,Kolhatkar聲名大噪,其後更於墨爾本國際喜劇節中登台。Kolhatkar以黑色幽默的調子再現一種基於當代社會對「政治正確」的要求,形成「過敏文化 (hypersensitive culture)」並潛伏滅絕性思想的危機意識;雖然Kolhatkar希望回應的是較宏觀的「過敏文化」,影片所呈現的恐懼想像卻針對女性主義及性別平權運動的思想傾向,並以具象徵性的課室政治現象代表前二者極端化後所指向的文化霸權。

有兩個線索可作為切入點:其一是Kolhatkar自身的身份認同,從影片中「老師以『啡皮膚』把他歸類並給予他『特別得分 (privileged point)』」的段子反映,Kolhatkar一直意覺自己的膚色,以及此膚色象徵的族群被主流意見歸類為「應被特別關顧的弱勢」此一文化現象,卻以這種身份意覺為基礎,主動批判平權文化的黑暗面;其二是Kolhatkar親身表述的立場:「把性別及種族視為整體而言,我認為合理程度的『政治正確』意識及給予『小眾』尊重是相當正面的;但若然眾人在缺乏充份分析之下把任何言行皆接收成冒犯性質,並予以敵意的回應,則表示我們已置身在一個危險的領土中。」[1]以上兩點帶出有趣的疑問:誰是小眾?Kolhatkar一方面承認自己屬於小眾之列,「給予『小眾』尊重是相當正面」一句卻含有「小眾」是自己以外的他者之意,那麼他是小眾嗎?又,何謂「合理程度」的政治正確意識?Kolhatkar意識到「危險」的根源又來自哪裡?

“The idea of a minority is in its political genealogy not an ethical or cultural idea but a procedural one, having to do with dissenting opinions in deliberative or legislative contexts in a democratic framework. Thu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al thought, the positive interest in minorities and their opinions has much to do with dissent and little to do with difference.”(Arjun Appadural, 2009: 240)

Arjun Appadural從現實政治的操作面觀察「小眾」的形成,實際上無關乎文化或道德差異;小眾之「小」最初是「程序性(procedural)」的,即較小數群為需求及意見而反覆採取法律認可的異議行為。在自由主義的社會脈絡下,不論多麼離經叛道的身份都被賦予基本的異議權,以主體意志拒絕主流意識的共謀關係。

“(The) unintended displacement of the liberal concern with protecting the opinions of procedural minorities onto the rights of permanent cultural minorities…And they always involve struggles over cultural rights as they relate to national citizenship and issues of belonging.”(Arjun Appadural, 2009: 241)

不過,據Arjun分析自由主義的矛盾,在於本不被期望能產生實際政治效力的「異見意義上的小眾」,卻在現代社會中漸漸以區塊分類的方式被本質化(如黑人、女性、性小眾等),更迎合全球化趨勢發展出跨地的結盟關係,結果他們不再只是形式上暫時表一表態,而是透過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及理性批判能力,具體地顛覆現存的權力關係。持主流意識的「多數」始感受到威脅,萌生對小數的恐懼。這種恐懼可以三個角度理解:

一、位置逆轉

影片清晰呈現,主角Neel縱然擁有「啡皮膚」的小眾身份,但真正讓他成為課室內的「小眾」是他格格不入的意識,就連身份上比他更「不利」的異性戀白人Simon,都能夠運用平權文化知識來與其他同學合力壓倒他的意見。這正正是現實中代表主流意識一份子的Neel投射在小眾上的心理恐懼。如何證成Neel是主流之一?其一端倪是影片中對比「主流」與「小眾」的想像僅停留於思想、身份政治層次,對於「小眾」物質性的弱勢處境卻毫無描述,Neel想像中的「小眾」皆不會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掌握輕易推翻權力關係的實權,反映Neel無意了解並呈現「小眾」被壓逼的實況;加上,考慮到影片的畫面質素、音響、演員表現所反映的製作成本,場景與對白亦透露Neel能夠貼近文化精英才能掌握的知識與論述經驗,可合理推論Neel是一名享有資源、人脈及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又,筆者質疑Neel持女性主義、種族平權等意識已成為主流的想像是否如實。筆者曾參與探討香港本土性相關的學術論壇,各學者從哲學角度、歷史角度、國學角度,乃至經濟角度表述意見時都順理成章,唯獨一位專門從性別角度承接眾意見提出補充的教授,卻顯得格格不入,他的補充往往也沒有被有效延伸。既然性別作為文化構連的其一嚮導已成主流,何以很多事情連上「性別」總會先入為主被認定不相干,例如「殖民主義與非白人同性戀」(Diana Fuss, 1989)?

有趣的是,Neel相當直接地於影片中表述自己的恐懼──「一名超重的、低階層的、不聰明的、沒有魅力的,甚至不懂得為自己繫鞋帶的亞洲同性戀者能以一幅串錯字的兒童繪畫去紐約會見國家首腦」,姑勿論Neel是否刻意把小眾構連上負面標籤,他實際上恐懼的,是一名毫無能力(不聰明、不懂繫鞋帶、串錯字等)可言的人卻主宰了最高權力,乃至成為代表(甚或是國家領袖)。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cWu0tsiZM

二、小數即特權

“Small numbers always carry the possibility of…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us pose threats to some idea of the ‘general interest’,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best served when individuals deliberate or negotiate as individuals with all other individuals in the polity… ” (Arjun Appadural, 2009: 240)

按Arjun,「小數」常構連於「異見者」、「造反者」等身份,更關鍵是,「小數」所代表的「特殊需求 (Speical Interests)」往往成為讓「普遍需求(general interests)」動搖的變數。回顧Neel的恐懼想像明顯存在一種矛盾,或許這是他眼中(女性)平權主義常有的矛盾:影片中老師先磨平了一種差異 (以學識為本的論文質素所得分數),後卻刻意突出另一種差異 (同學基於各自的弱勢身份特別得分,愈弱勢,分數愈高)。正如現實中,女性主義者強調表述多元聲音,卻必須為了現實政治中的平權成果,指斥種種再製不公義的「不正確意識」,所謂「多元聲音」是否亦必須排拒這些「不正確意識」?若略過動機,單純從言行上看,的確容易呈現出某種一言難盡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卻成為了大部分接收者恐懼女性主義的致命傷。若然女性主義真如Neel的想像一般厚此薄彼,那麼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詭辯術提高自己的文化需求以奪得權力。到底女性主義談不談差異?

女性主義作家Audre Lorde如是說:
“It is not those differences between us that are separating us. It is rather our refusal to recognize those differences, and to examine the distortions which result from our misnaming them and their effects upon human behavior and expectation." (Audre Lorde, 2007: 115)

區隔我們的並非差異,而是我們基於差異而發展出來的「命名」以及其所附帶的「錯誤期望」。筆者理解的女性主義,是不斷提醒各種身份所背負的「錯誤期望」並衍生出身體及精神的苦受。那麼何種期望是合理,何種期望是錯誤?個別文化需求與特權之間的界線又如何畫分?筆者堅信一種二(/多)元而不對立的協商文化,而這種協商文化必然始於良性的教學關係,故希望於下文中加以討論。不過在此之前,先補充恐懼女性主義心理不被緩解之下,所引發的最壞結果。

三、想像中的女性法西斯主義

筆者一直疑惑,世上還未紮實的理論多於繁星,接收者大可以旁觀、置之不理,或參與建設理論的工程,單純理論有效與否並不足以構成強烈反彈,何以女性主義理論卻首當其衝成為普遍群眾排拒並反擊的對象?若然Neel為首的一類人明明承認女性主義具正面意義的人文關懷方向,為甚麼卻急於要先破掉女性主義的種種邏輯,而不把火力集中指向真正掌權的權力機關上?

“The discourse of these mobilized majoirites often has within it the idea that it could be itself turned into a minority unless another minority disappears.” (Arjun Appadural, 2009: 236)

一如前述,Neel 所代表的恐懼心理並非建基於單純的文化及道德差異,即是針對現有生命狀態受到威脅的危機意識,而且是一種對法西斯主義式的滅絕性思想的恐懼。Neel在自己的劇本中以兩種形式被平權主義者殺死,一是思想上的抹殺,二是身體上被殺;主導論述的人便主宰了權力,影片中師生聯手動用單向的平權論述,以不被冒犯的自衛權合理化「禁言」及「謀殺」。這正符合Arjun描述被滅絕的恐懼心理,大多數與小數之間蘊含一種「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對立想像。而女性主義理論中,其著力理性化「情感」的重要性,同時反覆批判「理性」、「科學」、「事實」,這一點或許是最多人忌諱著,能夠發展成(或是被挪用成)滅絕工具。當「情感」被理性化後,是否代表(影片中老師向學生表達的)「I don’t like you」之說也能獲得正當性?假如「被冒犯」實屬主體接收經驗,是否意味每個人都可以「被冒犯」為名指控任何異已的言行?如果每個人都要為「盡可能避免冒犯到對方」而無止境補充自己的話語(正如影片中Simon答覆Neel的方式),最終又會否導致語言失效?社會關係正如Neel預見一般變得危險而高壓?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cWu0tsiZM

正視恐懼心理,回望教學關係
以上能引發焦慮的疑問當然可理解為接收者的解讀錯位,然而,一方接收的錯位又很大可能是基於另一方(往往是擁護女性主義卻未全面掌握理論的人文關懷者)詮釋女性主義時缺乏脈絡,以筆者在課室內的觀察為例,女性主義理論被表述時往往會跌入缺乏前文後理的簡化句式,如「某某不應過分理性」、「科學家總是漠視自然和諧及情感」等,讀起來不但生以偏概全之感,更大問題是,如此挪用教義時輕率帶過言論會造成南轅北轍的曲解:女性主義最初可能只著力批判現代社會下的經濟工具理性,卻能被解讀成批判一切形式的理性;批判新自由主義導向的現代科學,卻能被解讀成批判人類史上一切科學精神。

另外,諸如「表達意見」相對「不被冒犯」、「情感」相對「理性」的均衡比例就連女性主義者自身也未必懂得作出最佳判斷,因為箇中標準的確不能被一錘定音。上述種種女性主義理論含混、複雜,乃至強烈表現內部張力的特質,都在動搖(支持或反對的)接收者徹底認可女性主義的信心,這正正是女性主義者為建設信心必先回望一種良性教學關係的急切需要。

反思教學,女性主義者的自我批判
女性主義者並不匱乏教學法層面的反思及自我批判,一九九六年Bell Hooks 提出的「交融教育學」(engaged pedagogy)便從老師角度批判一種上而下的教學霸權: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was continually undermined by professors who were actively hostile to the notion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Bell Hooks, 1996, 14)

影片中,從「老師駁回三乘三即九的答案,卻接受其等於性別平等」到「老師直接表達對個別學生的厭惡」等等,處處透露Neel指控老師於課室中主宰並濫用論述霸權,主要有三種控訴:一、持固定的標準答案;二、對學生作出權威性標籤及分類;三、不充份回應甚至無視疑問。值得探討的是,上述控訴與筆者理解的女性主義所倡導的精神幾乎相反,又或者說,上述(針對論述霸權的)控訴正正是女性主義者經常提出的批判角度。當女性主義者強調主體自由、否定標籤、鼓勵表述己見時,何以普遍存在一群人持「女性主義者自相矛盾」的想像?又,當女性主義者自問已重視並努力回應每一則意見時,何以有人會覺得他們的回應徹底失效?諸如對老師的再現無疑是Neel的主觀想像,可是,當想像變得普及,不論女性主義者(/老師)實際行為上是否符合想像,人們主體的接收觀感卻是實在的,想像沒有被成功消除本身已成理應被關注的事實。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cWu0tsiZM

“Memory of that pains returns as I listen to students express the concern that they will not succeed in academic professions if the eschew participation in coercive hierarchies.” (Bell Hooks, 1996: 18)

Hooks提及的「強制階級結構(coercive hierarchy)」於客觀而言,是任何師生關係中多少自然而成的,然而,學生如何接收自己置身的階級結構中權力不均的程度,卻是「想像的」。筆者回顧兩度參與女性主義相關課堂的經驗,儘管老師開宗明義希望確立自己的「開放性(openness)」,他們的所抱負的政治議程卻相當強烈地表露無遺,在十數周內持續重複表述個人價值觀,加上現代教育制度下對老師根深蒂固的刻板定型,結果學生無法輕易忽視老師的權威性,把這系列「見解」接收成標準答案實在理所當然,正如左派課室內右派學生會被邊緣化,在女性主義課室中,學生根本難以期望,在提出任何貼近或合理化父權制度的意見(例如支持傳統男女分工)後,會獲得良性的回應及討論,更遑論會願意嘗試在須受到評分的論文或課業上提出自己未符合女性主義價值觀的種種感想。

再以兩例助證:女性主義老師普遍以投入運動的主體經驗作教學,從她們再現出來的故事能聽出一份豐裕的情感投注,也能想像出運動的參與者能獲得飽滿的充實感及社群凝聚力;然而,當這種經驗單純以話語再現到學生前,結果對部分學生來說可能是缺乏實感的;而這種分享性質的故事表述超出某種教學比例,本來依據脈絡的再現感受或會被學生轉化成失去脈絡的權威範例,結果持類同經驗的同學(如從事婦女工作、社工等)能輕易生起共鳴,缺乏類同經驗的同學卻會逐漸產生疏離感。另外,Hooks曾說過「假如我們沒有發展出健康的自信及自愛文化,女性便永遠也無法真正被解放」(Bell Hooks, 2000),女性主義者著力給予某類處於弱勢的身份(如女性、性小眾、老人等)一份肯定,最初也許是抗衡束縛性意識形態(例如「女為悅己者容」的規訓意識衍生苦受)的一種對策,從而達至讓小眾充權及自強的成果。始於這種良善意願,女性主義者或會反覆強調(長期處於弱勢位置、被錯誤期望的)小眾身份實際具備的多種優點,如「女性普遍比男性擅長做家務」,這種論述卻又經常墮進過分簡化的句式,這種句式的危險在於其經常略去脈絡的補充以及其比較意圖,結果反意識形態的對策卻顯得像金科玉律,本來旨在讓弱勢充權的「文化構連」卻可能被理解成「本質構連」。最終,部份學生依附在「本質構連」上的恐懼心理不斷被課室中的身份政治再度強化。

學生之間的身份政治與經驗霸權
“A hierarchy of identities is set up within each speaking subject, and it is this ranking of identities which is often used either to authorize an individual to speak on the basis of the truth of her lived experience or to de-authorize an individual from speaking on the basis of his lack of experience.” (Diana Fuss, 1989: 116)

女性主義學者Diana Fuss 在一九八九年提出的觀察,至今仍然精準地套用在課室政治上。學術場域的批判意識往往沒有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係,而是傾向把常規化的權力關係逆轉,正如影片描述:Sunshine代表著小眾中的小眾,輕易而主動地建立自己的跨界身份,表述達十三種構連「弱勢」的特質;相反,僅持有一種與「弱勢」明顯相關身份(啡皮膚),思想上亦拒絕親近平權意識的Neel象徵日常生活中「十分平凡的主流份子(非小眾)」,當他踏進批判場域後,身份變得毫無特殊性,同時意味毫無研究價值,被動地接受老師加諸的定義。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並非建基於單純身份上的差異,而是身份背後所承載的經驗厚度,尤其在女性主義課室之中,相對於情慾光譜中的邊緣經驗,異性戀的主體情感經驗是不被期待的,結果「表面上」缺乏小眾經驗的學生會在課室中產生疏離感,甚至「自我滅聲」,他們生命史獨特有的故事便難以被深挖出來。

Not only do individuals circulate between its threads; they are always in the position of simultaneously undergoing and exercising this power. (Michel Foucault, 1972-1977: 98)

Foucault 曾說過,每個人都同時是權力的「施者」與「受者」,這同時表示每個人都必然存在處於弱勢位置並產生苦受的實體經驗;半世紀的平權運動讓性/別及種族弱勢都爭取得表述自我的基本平台,的確令這一部分身份的弱勢處境開始被強調起來;同時間,現代社會下本來就不被鼓勵表述自我的「(表面上)主流的一群」,卻因自己「不夠小眾」而缺乏一種「平權」的正當理由來梳理自己被壓迫的經驗,甚至被「主流的」人文關懷論述沖淡了他們的苦受。當女性主義者批判主流身份掌控權力時,是否已準備好部分符合主流身份的個人或會對號入座?當女性主義者初心把槍口對準權力機關時,是否充份地設想一群誤以為槍口對著自己的個人?筆者間中想像,假如我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打政府工、基督徒
、異性戀的男性白人,是否便必須承受一切批判?假如我還未準備好,乃至大環境讓我不希望走出權力關係中的優勢位置,這種對安全感的需求是否理應換來他者的厭棄與指責,是否必須負擔起來自其他(更)弱勢的所有仇恨?女性主義者提倡的同理心又是否適用於我?

教育者的兩難,經驗分享會與知識教學之間的掙扎
Hooks走上教育之道時,十分喜歡「教師」與「治療者」這種構連關係,她希望把學生引向身心靈和諧,情理並兼的生命狀態。然而,她也實際體會一種具張力的矛盾:課室被一部分學生期望為追求知性增長的學術基地,對另一部分學生而言,卻是唯一能解放自己束縛,自由表述生活苦受的安全空間,如何平衡兩邊期望才說得上是一名稱職的「教育者」?

We have to be willing to recognize that when identity politics is used to monitor who can and cannot speak in the classroom, its effects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Diana Fuss, 1989: 117)

筆者於學期末曾與某位同樣相當投合女性主義的同學討論過,她同意女性主義理論的嚮導與同學本身的人文關懷非常接近,諸如女性、利他精神、愛護動物等身份/價值觀及相關經驗讓她能在課室中輕易地複述自己的觀察記憶及主體感受,結果一種「舒適感」遍及整個學期,卻從未認真地深入並掌握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遑論於往後生活中應用出來。投合女性主義的經驗論述傾向不被挑戰,失去「當頭棒喝」、自我反思的學習機會;嘗試向女性主義提出疑問的同學卻又因自己是「課室中小數」感受到被滅聲的壓力,讓筆者傾向認同:未能點到即止的「經驗分享會」或會釀成雙輸的最壞結果。

對準意識形態,擁抱每位願意學習的學生
If experience is itself a product of ideological practices, as Althusser insists, then perhaps it might function as a window onto the complicated workings of ideology. Experience would itself then become “evidence” of a sort for the productions of ideology, but evidence which is obviously constructed and clearly knowledge-dependent. (Diana Fuss, 1989: 118)

暫時卸下女性主義自身的政治議程,每位學生(平凡/不平凡)的主體經驗都會顯得無與倫比。尤其作為文化先鋒的老師,她們的對手並非個別學生,而是製造不公的現代權力架構及其生產的意識形態,儘管教學時不能完全抽離主觀情感,對學生維繫基本的「持平性」是重要的。於投合女性主義,自豪地表述鮮活主體經驗並享受其中的學生,老師是否能引導他們往恰如其分的表述方向,並提出他們並不自覺的盲點乃至還未擺脫的意識形態困局?心存疑問、附帶不安,並著力挑戰女性主義權威的學生,以對等邏輯辯倒他們是否並非首要任務?反之,抓緊契機層層推敲這類學生「被壓迫的不安感」如何形式,從中梳理出疑問產生的社會歷史脈絡,或會讓支持或反對女性主義的學生皆獲益良多。

老師的身份具備得天獨厚的中介性,潛在能夠親近(從「最離經叛道」至「最安分守己」)各色各樣學生,收獲來自一切身份背景的生命故事的可能性,確實擁有擔當「治療者」的條件。感恩天下老師,筆者衷心盼望您們能珍惜與每一位願意學習的學生相會,撥用一切資源扶助學生真正邁向身心靈和諧、情理並兼的生命狀態。

參考文獻

  1. Neel Kolhatkar direct, Modern Educayshun, Produced by Conceptional Media,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cWu0tsiZM&t=88s
  2. Appadurai, Arjun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235-250.
  3. Diana Fuss (1989): “Essentialism in Classroom”, Essentially Speaking – Feminism, Nature & Difference,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113-119.
  4. Audre Lorde (2007): “Age, Race, Class, and Sex: Women Redefining Difference”,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Crossing Press; Reprint edition, 114-123.
  5. Bell Hooks (1996): “Engaged Pedagogy”, Teaching to Transgress :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pp13-22.
  6. Bell Hooks (2000): “Beauty Within and Without”, Feminism is For Every Body – Passionate Politic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pp31-36.
  7. Gordon, Colin ed. (1980): “Two lectures”,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77 by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p78-108

[1]Jordan Gold, 2015, Australian Comic In Trouble For Short Films Mocking Equality, “As for the gender and race equality debate as a whole, well I think a certain level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respect for minorities is a very positive thing but when it goes too far and people just react viciously towards anything that is perceived to be even minutely offensive without a proper analysis, that's when we tread into dangerous territory.”
Link: http://www.konbini.com/us/lifestyle/australian-comic-short-film-satire-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