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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日本主婦──性別二元分化下的危機
吳汶諾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5%A7#/media/File:Ooku-utaawase.jpg

摘要
日本作為一個民主發達的國家,何以女性就業率如此低?日本媽媽很強勢,所以等於女性地位很高?此論文望能探討日本對女性的歧視;並探討性別二元化下的暴力。

前言
日本是亞洲百年來發展民主政制、人權意識、司法系統、普及教育、社會建設等最早的國家之一;縱觀整個亞洲各國發展狀況,日本在百年來,是較其他地區先進。日本經濟體即便陷入泡沫時代,至今仍然能躋身十大行列之中。

然而,較其他成熟發達的國家,為甚麼日本的女性就業率這麼低?為甚麼日本女性權利好像得到保障,但又有些地方卻難以言喻?

性別歧視,在每一個國家都正在發生。按著生理性別被定義為女性,她們遭受著不同程度的暴力。在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她們面對宗教宗族的社規及肢體暴力,遭受外資企業的勞動及身體剝削;已發展中國家的女性,面對的或者只是較發展中國家女性沒那麼裸露和直接的肢體暴力。

性別議題背後是一個縱橫交錯的父權社政系統,就著一個國家的一群人來剖析也未必能全面了解。畢竟,性別是跟階級和種族交纏著。可是性別研究、關注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議題,永遠被嘩眾取寵、污名化繼而使研究變得無聲、無人關注。

安倍晉三近年不斷拋出新的經濟政策,被譽為「安倍經濟學」。有否成效並非本文探究範圍,筆者關注點在「女性返回職場」這點。在經濟政體成熟國家,女性就業是一件平常的事(當然裡面充滿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生育歧視、勞動時間過長等問題),可是當今的日本卻表現得像剛戰後的國家,令女性鮮明地成為國家社政發展的工具。

日本不是第一次勸籲女性返回職場,也不是第一次用手段令女性返回家中。如此現象,類近二戰後的歐洲和美國六十年代的情況:勞動人口過剩時,第一時間逼迫女性回家庭;勞動人口不足時,立即勸籲女性負起國家責任。

本篇研究文章,配合學者討論和學術文章,希望能探討日本的主婦群眾、性別二元分化及長期無視性別平等下帶來的暴力。

一、日本主婦:何以成為日本女性最終的「職業」
為甚麼日本女性大部分成為家庭主婦?

二零一六年電視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探討「有薪主婦」,希望社會接受並尊重主婦的勞動成果。同樣地,成為家庭主婦並不可恥,筆者認為問題在於,女性有沒有這個選擇權力:「成為」和「拒絕成為」主婦的權力。日本這個高度發展人權和法律的國家,卻設置很多隱性的絆子,阻礙女性選擇成為自由的人。

此部分,將會從日本的歷史、經濟、社會等方面去剖析為甚麼日本女性最後「選擇」成為主婦。

(一)歷史下的分工意識和母權文化

武士道是日本歷史文化的核心之一,糅合了儒家教條、佛教思想和神道精神,在德川幕府年代塑造成一個系統性概念。當今,解剖日本社會現象,再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本著作,顯然是過時及片面。可是,此書卻解釋了,當今日本為何強調資歷和分工這個意識。

《菊與刀》一書中,露絲·潘乃德中詳述了武士道的道德規範,他們尤其推崇儒家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學說;同時,他們強調的是自願犧牲、階級分野、個人責任等武士道精神。按此邏輯,女性是被置於家庭和社會最底層,她們一切以丈夫和家庭為先。

在《大奧日本》(下簡稱《大奧》)中,茂呂美耶直接指出武士門第中,戶主是第一個掌權者,其次是長子,數到最後才是女性;而武士階級中,夫婦是主從關係,妻子是個「生育工具」(2016: 10)。在江戶時代開始,武士社會的建立下,規限女性身心的《女誡》被編著成《女大學》,於精神上正式向女性灌輸溫順、謙卑自律等規訓(謝鵬雄,2015)。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千年歷史中,卻出現了「母權」文化。此處「母權」 (matrifocal)並非之上古時代採集時期的母系社會以及女神、大地之母神話學說分析。此處「母權」是指父權制度下的畸形產物,通過成為母親,甚至是有媳婦孫子的奶奶的女性,才能在家中獲得支配資源大權。

而她的權力局限於在家中及成為母親這兩個條件。同樣上文曾提及,日本女性在過去歷史中地位低微;但當成為奶奶級別後,尤其當丈夫不在時,則地位崇高,猶如紅樓夢中的賈母。同樣,日本奶奶有權干涉兒子更換妻子,虐待媳婦(2016: 11)。日本母權發揮的極致,可見在大奧這個將軍妻妾專門住所中展現。

根據國分直一所言,日本有數個朝代舉行「訪婚制度」:男性跟女性成婚後,逗留在女方住所數日後,再去下一個妻子的家,妻子亦能跟其他男性發生關係;到了江戶時期,女性才隸屬一個宗室(2011: 222-225)。茂呂美耶在《大奧》中也詳述,將軍很少逗留在大奧,長時間居住自己將軍府,當他要寵幸妻室時,才移駕到大奧(將軍手下的大名──諸侯同樣如是)。大奧中的女性,全權掌管自己的住所、國家活動儀式,同時能透過最高階級的女官上臈及御年寄干政(2016: 30)。

日本受到歐美影響而徹底改革的時期有兩個:一是明治維新;二是盟總時期。明治維新時,日本女性開始獲得第一波女性主義認知,然而其隨著二次大戰侵略中國及其他國家而落幕。到了六十至七十年代,興起主要由主婦推動的「生活運動」,當時日本政府大為重視母親的需要[1],女性主義的聲音又隨之淹沒。對此,茂呂美耶點評為:「日本女性主義不能發展,就是因為母權文化太悠久。」

(二)經濟下的結構變化與勞動歧視

日本作為強大經濟體,勞動市場(經濟政策上否定了主婦作為勞動人口)中,女性一直處於流動、可辭、臨時、底層的位置。勞動市場一直由男性主導,女性結婚或者懷孕後,其辭職或兼職成為日本社會常態。企業為避免女性結婚辭職導致人力資源流失,會安排女性擔任庶務、文職等基層又輕的工作;同樣,日本女性能選擇的職業,一直局限在「陰柔化」[2]的工種[3],而且就業率偏低(廣橋雅子,2008)。

日本過去在三個景氣的工業時期,大量運用女工擔任低廉的廠房職務,故女性成為全職主婦的比例較低;隨著社會步入黃金經濟時段,後工業社會希望女性返回家中,全職育兒,培育社會人才,全職主婦比率大為上升(湯禎兆,2009)。在這段文字中,已可以閱讀到男女分工意識,以及前言所述,當勞動市場不需要女性時,女性像工具一樣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日本勞動市場中,有「M曲線」這個學說(注意:並非大前研一所述的「M型社會)。M曲線是從經濟黃金期開始觀察得出,指出女性畢業後就職率到達一個高峰點;到了結婚年齡因為辭退而有個下墜的弧線;再到中年四十四歲左右,女性又返回勞動市場,再次成為一個高峰點[4](廣橋雅子,2008)。

日本主婦在子女上了中學後,基於家庭支出壓力,她們會選擇兼職;而兼職範圍因納稅政策,她們限制自己收入低於年薪一百三十萬日元,故而從事服務性的基層工作(廣橋雅子,2008;大前研一,2017)。即便主婦想復出勞動市場,礙於重稅壓力、長期脫離社會和再職歧視,則只能擔當臨時工,而且被永僱制男同事欺凌等因素,導致她們難以再成為法定的全職勞務者(廣橋雅子,2008;湯禎兆,2009;大前研一,2017)。

當今,日本人口老化,勞動市場人口大跌,經濟持續低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斷打造女性就職論,傾向政府立場的NHK甚至推出了紀錄片配合政策;同樣地,這幾年日本電視劇突然聚焦在女性就職議題上[5]。日經網站甚至指出二零一五年,M曲線有放緩跡象,女性勞動率比起以往幾年比是有所增加;甚至認為「女性在育兒期結束後回到職場,40~44歲的勞動參與率回升至75.7%,45~49歲進一步升到78.0%。如果能夠消除女性就業的『M型』曲線,或許能夠提振日本經濟」(2015年;2016年)。

然而,此報道卻有三點漏洞:(1) 返回勞動市場的女性,究竟是臨時還是終身僱用制的全職工?(2) 勞動市場中的女性能否突破基層職務,而能得到升職?(3)為甚麼在職女性懷孕後須要辭職而造成M的下墜弧線?

日本女性成為家庭主婦還有以下原因。

(三)法律變相鼓吹女性滯留在家中

日本的法律,是十分保護家庭主婦。家庭主婦只要每年兼職不超過一百三十萬日圓,她便是丈夫的「扶養人」,不用繳付醫療保險。同時,年滿二十歲的日本人須繳付年金(稅),可是主婦不用繳交,同時晚年能取得一份自用的養老年金(2008)。家庭主婦如果離婚的話,提起訴訟的女方能得到丈夫退休金一半,同時還有補償金、養老金和撫養費等款項。主婦如果遭遇意外受傷,保險能按法律勞動時薪補償。

保護主婦的法律,在離婚法和納稅上,確實達到這個效果。然而,同時增加了男性經濟壓力。如此,只會導致社會認為主婦一邊是家務勞動要員,一邊又是負擔的矛盾想法。女性家務勞動無形中令到社會運作得更暢順,而她的勞動時數也應該受到補償。社會上不乏日本企業將丈夫的薪金轉賬至妻子的戶口;即便沒有這樣做,丈夫也會如實地轉賬給妻子管理。以上做法並不是真正支付勞動時數給主婦,而是剝削了丈夫工作時數成果,轉移給對方,夫婦最後只是在同一塊餅上切割著資源。

真正償還給主婦的勞動時數,應該是在減輕丈夫的稅收時,企業另外支付給主婦的。而不是政府、企業和妻子都在勞動的丈夫口袋中取出。可是,目前日本的稅收越來越重,消費稅調高至百分之八,財產轉賬稅和遺產稅都大增三成和一半(2017)。在不能超出一百三十萬日圓下掙扎的主婦,眼見經濟環境如此,只會繼續滯留在家中。

另外,日本法律一邊增設保護女性就職時生育權力,一邊卻對因為懷孕而遭強迫辭職視若無睹,如此的暴力無形地強迫女性返回家中。盟總時期,日本為了保護婦女員工而設立產假和不得逾時工作的法律,可是僱主卻以此為藉口,長期令女性逗留在基層職務上,維護公司利益。在終身僱用長工制度下,女性的職業導向只有一條路;而職員金字塔中,最高層為男精英所把持;幾千員工的公司中,能晉身管理階層的女性僅是百分之五(Li,2013)。

因為成為母親而被解僱的女性,沒有任何法律申訴的機會;即便返回職場,她們都被排擠在派遣工種(合約制度,在日本地位等同臨時工),情況正如上文所提及。

還有,日本的幼稚園和保育院支援不足,也是導致主婦繼續成為主婦的原因。保育院除了只接受學齡前的兒童,還要家長於下午五點接回孩子,而幼稚園則更要求家長須在午飯後接孩子,這根本不能使女性返回全職工作崗位。而且,保育院需要母親的工作證明方接納托管孩子,如果剛生育不久的無業母親想得到這個服務的話,根本是不可能的(Lee & Lee,2014)。二零一四年,安倍晉三才就自己的政策開始推廣保育設施,致使大財團在全國十幾處建立育兒服務(日經網站,2015)。

最後,日本是國際中少數保留戶籍制度的國家。而日本的戶籍制度明令夫婦結婚後,只能保留當中一個姓氏。大多情況下,女性跟隨夫家的姓氏,原有姓氏在戶籍制度上消失,成為夫家家族一個成員。換言之,日本女性是嫁給一個家族,而非一個人。如此思想脈絡,女性獨立性受到壓制,甚至令主婦感到背負著家族束縛[6]

(四)社會教化與輿論塑造母親

日本教育制度雖然向性別平等發展,然而性別二元化的教育卻深入日本人百年西化的進程。日本男性自小在母親、妻子、女兒做家務的氛圍中成長,他們被教導成為一家之主,肩負責任;女性則期待成為在家中穿得整齊漂亮的主婦(2007)。在二零零七年,新的日本離婚法頒布後,日本離婚率比以往更高,掀起「熟齡離婚」潮[7];對於不承擔家務勞動的退休丈夫,日本主婦希望以離婚換回自己新的人生(平安壽子,2012)。

性別二元分化下,日本百年社教化中,其中是提倡主婦知識。明治維新時,日本推行平民教育時,對於女性的教育只是著重培育出一個聰明賢惠的母親,例如開授女性家政科而非其他科(張倩儀,2015;Li,2012)。直到當今,日本依舊存在家政學系,甚至是家政大學,當中學科圍繞如何成為一個母親或者一個本質論中的女性,這可見於當今的東京家政大學[8]、日本女子大學[9]和神戶女子大學[10]等。

媒體也沒有忽視主婦群體,日本主婦雜誌是其中一個大市場,提倡主婦的生活智慧。此為日本百年來,帶著優生學概念的政治性策略,他們為了日本民族未來,而對國民長期教化性別二元化、各司其職。同時,媒體也不斷劃分女性種類,教導女性成為具有女性氣質和可愛的人,如何招徠異性等製造刻板形象言論[11]

敢於對抗和式集體主義壓力的女性,會遭受社會白眼。最鮮明的例子是二零零三年在日本流行的「敗犬」。酒井順子以「敗犬」形容中年不婚不育的全職高薪女性,就此針對女性不婚不育的詆毀思潮比以往更為鮮明、更為猖狂。日本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就媒體經常抨擊女性身心,書寫《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回應剖析憲法保護人權的國度下,媒體與男女都在塑造女性成為生產和生育的機器(2017)。

在歷史上,日本女性被當作生育工具,唯有成為奶奶時,方有喘息機會;在經濟上,本質論和歧視而安排女性成為勞動基層,繼而趕出女性在全職勞動職務;在法律上,並沒有好好保障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同時通過剝奪丈夫勞動成果來遮蓋主婦勞動成果;在社會上,性別二元分化,只強調母性和育兒,致使獨身不育的女性成為被社會文化脈絡排擠的對象。

日本女性成為主婦,在以上看來,並非一個自由的選擇;而是在歷史脈絡、社會規限、經濟歧視以及法律框架下,所衡量出最有利的生存選擇。日本社會並未有給予女性作為單親母親的支持,也沒有鼓勵女性成為自己,能夠做過單身女性。他們相反地是在不同層面上,令女性先失去自己的姓氏,再滯留在夫家,當有點鬆動返回勞動市場時遭受打壓,直至成為銀髮族,卻被日本政客的語言詆毀[12]

二、性別二元分化下的危機
此部份將在討論性別二元分化操練下探討兩點:一是按工具理性角度回應日本政府長年來政策歧視下的弊處;二是性別二元分化下明顯對女性逼迫手段:生育政策暴力。

(一)長年無視性別議題下的弊處
性別二元化操練在發達民主國家依舊悄悄地進行,女性就著生育和身體,一直遭到政府和社會的操控。日本這個國家正正反映,當一個國家保障人權,同時進行著性別二元化操練,帶來了甚麼弊處。

日本是具集體主義色彩的社會。當代日本人受到的是企業、社區和民族三重枷鎖。在盟總時期後,日本出現終身僱用制牢牢鎖著男性(雖然近二十年,隨著經濟低落而衍生出派遣員工);街坊意識則牢牢抓著女性。終身僱用制下的男性,不會被解僱、享受按年資升職及被支付房租等福利;同時換來的是武士道年代留下的盡忠職守要求,從而出現過勞死現象。江戶時代留下的街坊(類近居民委員會組織),則有許多社團活動,例如地方性的組織讓當地主婦參與,可見上文中的生活運動留下來的文化。

而日本男女隨著社教化下,各自在企業和社區中進行自己的性別角色。百年日本對母親的塑造要求,背後是通過身心剝削,令日本兩性為了優生學隱喻的政治培育下一代的人口。

按著政策,以工具理性來進行殘酷的評論的話,日本人不願意生育和勞動人口缺失是性別二元化操練帶來的惡果。

當成為日本男性後,就必須按著社會意願去成為父親;當成為父親後,他必須負擔起整個家族責任。日本男性的勞動都全部貢獻給企業,成為一個資本主義下的螺絲;日本丈夫的收入則給了政府之餘,全部歸於妻子所掌控。丈夫必須負擔起家庭支出,又就著盡忠職守的企業文化而加班[13];因為工時,丈夫長期被社會剝奪跟親屬親近的權力。同時,日本男性也因此沒有了承擔家務勞動的意識,因為他們被教育按著職責,而往外工作。

當成為日本女性後,就必須按著社會壓力成為母親;當成為母親後,她就是夫家的內務擔當及被扶養的人。日本女性勞動全部貢獻給家務和社區活動,成為和式集體意識下的螺絲;主婦的收入依賴丈夫的勞動同時,還有是低廉的兼職,好分擔家庭開銷。女性必須負擔起家庭的開銷責任,又就著女性特質論影響,不但要做到、而且要出色的壓力[14];因為責任,日本主婦長期被壓抑著慾望[15]和行動自由。同時,日本女性也欠缺了承擔經濟支出的機會,因為法律和社會令她們滯留在家中。

如此可見,日本的男女都互相握著對方的咽喉,努力在政策和文化下苟活。日本社會如同每一個國家那樣複雜,人口老化成因雖然跟其他國家雷同:戰後嬰兒潮,社會福利同時稅務提高,生育模式轉變等;可是,日本還有一個主要原因:責任太重,男女都對婚姻感到焦慮又恐懼。

歷史上,日本是一個少有由民眾推動大型暴動和革命的國家;從經濟泡沫,日本新生代都沒有出現八十年代的推翻政權活動潮流。按《菊與刀》的研究延伸,日本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一是發動侵略,一是安靜無聲。當今日本新生代變得內向,出現繭居族和御宅族[16]。他們推遲了婚姻、拒絕外出,其實是一種對社會無言壓迫的消極抵抗。

數十萬繭居族因為對於不斷學習和勞動感到絕望,索性關在家中無所事事。而御宅族甚為不同,雖然他們內向也相對較長時間在家中,但他們的反應較繭居族積極。他們在ACG次文化中重構自己身份性別和性慾幻象,會參與網絡上和現實上有關動漫產業文化活動,成為日本經濟產業其中有利消費者[17],可視為對日常中一種反抗(resistance)。

(二)二元性別分化操練下的生育政策暴力
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由提出《M型社會》學術開始,一直為日本出生率低的事感到困擾。直到近年著作《低欲望社會》,依舊為低生育率和社會陷入死氣沉沉而煩惱;他在書中建議日本政府廢除戶籍制度、經濟鼓勵生育、以公平厚道薪酬輸入外勞和明確定位女性究竟是生育或工作等(2015: 52-56)。

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到這位學者十分愛國,也十分關注勞動和出生率。然而,他的言論和日本政府都顯示出,一直以來女性的獨立性以及性別學都沒有被帶入施政中。「女性究竟是負責生育還是投入勞動市場」,這種想法可見女性還是依附的存在,由精英和政府去衡量她們的前程和身體。換言之,這位學者還是歷屆政府都無視性別平等議題。

如果日本政府維護就職女性懷孕的權力,今日日本政府會不斷呼籲女性重返職場嗎?如果日本政府尊重男女均是平等獨立個體,而非優生學工具,今日日本男女還會覺得身心疲憊嗎?日本政府如果真的抱著性別平等,女性也能工作的話;對於以上種種法律的缺失,有願意作出真誠的補救策略嗎?當經濟衰退、勞動人口不足時,才想起女性,這完全是工具理性主義之餘,還是不厚道的心態。

日本有沒有計劃生育?沒有,在二戰後日本尤其鼓勵生育,然而因為有女性主義者爭取墮胎權,日本政府才加入一條:「准許在強姦、病患等情況以外,因為經濟困境可以墮胎」而促成《優生保護法》;後來在一九九七年更名成《母體健康法》。

日本有沒有生育政策?日本沒有書寫在法律條文中的生育政策,但並不代表沒有。日本政府一直呼籲生育;但現實是,丈夫勞動時間過長,妻子並沒有配偶支援育兒,夫婦的性親密頻率十分低[18]。而且,日本的非婚生兒女之低,是因為戶籍制度致使女性只有墮胎和奉子成婚的兩個選擇(大前研一,2017)。還有,上文已提及,日本沒有完善支援母親照顧子女的機構,因為日本的性別文化認為照顧子女是全職母親的責任(Lee & Lee,2014)。

換言之,如果女性想成為單身母親或者離婚,和想成為一個獨身、不婚不育、同/雙性戀的女性一樣困難。日本政府沒有思考過女性身份的多樣性,因為日本女性給物化成母性生育工具。

女性不是國家運作的工具,也不是父權與宗教的私有物。如果女性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掌控,這根本不是平等、尊重和自由。生育政策一直是各國打著大義旗幟來危害女性身體的暴行。以穆斯林和天主教國家為例,他們視所有懷孕都是神跡與生命;基於宗教信仰中的性別二元化和女性附庸思想,他們不但禁止墮胎,還禁止避孕。以土耳其為例,自從埃爾多安上任後,一直呼籲女性起碼生育三個小孩,節育是叛國和違反宗教的行為;而且,他還認為女性應該遵從天性,行使母職。[19]

非宗教信仰的國家,以中國為例,更是展開一場血腥的歷史。改革開放的一胎政策下,中國人為了生育男孩而不斷墮胎、遺棄、殘害女嬰之餘,還強行將已懷孕三個月以上的婦女墮胎,導致今日男女失衡、空巢老人等惡果。最近,中國舉行二胎政策,許多女網民感到厭惡及憂慮。厭惡與憂慮原因:一,女性厭倦成為國家生育機器[20];二,職場對於孕婦歧視嚴重,中國如同日本一樣,沒有相應的保護女性就業時懷孕的權益。

女性選擇生育多少,或選擇不生育,或選擇墮胎都是女性的個人選擇。然而,公權納此為國家戰略,無視女性為人、為平等的獨立性,妄構出不同意識形態、法律逼迫甚至公然剝削女性身體。

性別,是歷史與社會文化操練而出;性別是被塑造,由人去扮演。沒有人天生是一個賢良淑德的母親,也沒有人天生是一個英勇的男性。女性主義者時刻要面對和克服的,就是二次元分化這種非黑即白、非陰即柔的思想。活出自己,得到相應的自由與權力是平權實踐的方法。

如果我們按著性別本質論操練,平權的步伐只會倒退。這可見於伊朗一度建立的民主人權制度,隨著一九七七年的群眾運動一夜倒退,女性由解放到被暴力強迫遵守宗教規訓,是對世界女性是一種警示。在女性主義誕生前的幾千年足以證明人類是陷入奴役人權的年代,除了宗教把持者、皇帝和貴族外,每一個人都被剝削。而女性是被剝削的最直接的、最痛苦的群體。女性被當作父權的私有財產,被當作買賣畜生,被當作生育工具,被禁錮在家中,被殘害身體,被男性精英階層污名化等。

日本男女就著社會訂下的性別標準而活,喪失了性別、性取向的流動性。礙於集體主義影響,將自身發展多元性被隱藏。人的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傾向和性別氣質,都在性別二元化操練下給打壓抹殺。日本女性因為能夠生育,自出生那刻,被社會瞄準成為一個母親,更甚是一個家庭主婦。她們被訓練成為一個具有母性的性別氣質,一個愛護民族社區家庭的公民。她們不能隨意地離開家門、社區,也不能再次就職,隨意地達到心中所想。

結論
本文深入探析日本女性何以最後的選擇作為一個家庭主婦,背後源於四點:

一、在歷史上,江戶幕府時代開始,要求女性成為一個謙順的妻子,要求女性作為一個家族的生育工具,並效忠於幕府。同時母權文化興盛,歷史只容許一個年邁母親獲得到家中支配權,而不是其他女性。之後,在六七十年代開始,主婦團體舉行社會運動,影響政府對於保護母子生活和生態權益。從而社會中,女性裡面只有主婦聲音獨大。

二、在經濟上,日本勞動市場中只開放邊緣、基層、流動的職位給女性,並逼迫或鼓勵懷孕職員離職。當經濟轉好時,推動女性成為一個良好主婦,當經濟轉差時,又使女性成為彌補勞動人口空缺工具。然而,稅務和惡劣的經濟環境,只是使得主婦繼續被動或主動成為主婦。

三、在法律上,日本政府只保障全職主婦的權益,與企業聯手剝削了丈夫的勞動成果,將丈夫薪金轉給主婦而掩蓋主婦勞動。同時,日本政府無視其他求職母親或單親母親對於幼兒服務的需求,導致日本女性不能自由地就職及成為全職員工。

四、在社會上,政府和媒體輿論都在建構性別二元化,好劃分「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同時大力推動母親、主婦智慧、家政知識,以優生學觀念滲透給大眾。媒體積極地凝視女性、批評女性及教化如何成為一個具有女性特質的女性。如果偏離了以上的軌道,則遭受媒體和輿論的抨擊,再度矮化女性。

而以上的性別二元分化操練,帶來的則是壓制女性自由,致使男女都必須按著刻板形象過活。丈夫成為家庭唯一收入來源,並為了支付各種稅收學費雜費,以回報企業的終身僱用制,而長期勞動;妻子成為家庭掌控資源者同時依賴著丈夫收入,她守著社交化不能隨便地離開工作崗位,一心只能為家務鞠躬盡瘁。

長期的民族企業社區家族枷鎖在日本男女身上下,為了避開各司其職、按著「正確」人生走路,在這二十年來,日本出現了數十萬繭居族。繭居族大部分為男性,他們恐懼社會和法律對丈夫的要求和義務,終日躲在家中。御宅族則是透過動畫漫畫世界,重新建構自己的身份,好反擊日常中的壓抑。非繭居族和御宅族的日本民眾則持續地晚婚,除了因為外在經濟不景氣,還跟以上兩個群體一樣,都是對無言壓迫的消極抵抗。由此可見,二元性別分化操練,受害的兩性也是在社會頂層以下的平民受害。

性別二元化最突出的操練,就是按著女性生育功能而制定的政策。日本是一個良好的示範例子,顯示在保障人權同時操練性別二元化的後果:瞄準女性為家庭主婦,最後卻剝奪女性身份更多可能性,加速少子化,成為無人承認的惡果。沒有人權保障的國家,為了國家繼續運作,犧牲女性身體,用其作為人口計劃資源,帶來無盡的身體剝削。不論是否保障人權的國家,女性因為生育功能,已經成為公權下的工具,被議論、被定位及被挪用。

性別二元以外,人還有很多可能性。女性除了成為主婦外,還有更多身份變化。女性的身體,是女性自己掌控;女性的前程,是女性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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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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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參考胡澎文章《家庭主婦:推動日本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取自2017/5/18: 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7276

[2]可見Donna Haraway中的A Cyborg Manifesto對職業中被陰柔化的論述。

[3] 可見女性都是擔當教育醫療或服務基層(Adachi,T. (2013). Occupa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Is The Ratio Of
Women To Men A Powerful Determinant?1, Psychological Reports: Sociocultural Issues in Psychology. Osaka:Osaka Kyoiku University)。

[4] M曲線示意圖:《台灣與日本婦女勞動參與率型態的比較之研究》,廣橋 雅子,2008。

[5] NHK鼓勵女性就職記錄片有例如:《人生規劃U-29特選》;電視劇中,晨間劇有母權色彩的:《阿淺來了》;晚間電視劇有:《First Class》、《年齡歧視》、《房仲女王》、《求職家族》等。以上以聚焦女性求職上故事,都在這幾年間冒出。

[6] a)TBS新聞網站:選擇配偶死後離婚 日本社會新趨勢,取自2017/5/18: https://news.tvbs.com.tw/world/711063 
b) 石原加受子的《這樣拒絕,沒有罪惡感》(2013)第二章勸諭主婦不要過分自責:「當然,或許先生、婆婆、身邊的人都覺得‘身為太太、媳婦,一個這樣做才對。’然而,即使有人這樣要求你這樣做,你還是可以自由選擇,既然身為而人,只要身心自由,沒必要照單全收……

[7] a)張璇(2007)<婚姻有問題>2007離婚狂潮大爆發自由時報,取自2017/5/18: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61088 
b) 青樹明子聲稱在2013年日本離婚案達23萬宗(2015)。取自日經網站: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tearoom/12937-20150202.html

[8]東京家政大學網站,取自2017/5/18:http://www.tokyo-kasei.ac.jp/

[10] 神戶女子大學家政學科,取自2017/5/18:http://www.kobe-wu.ac.jp/wu/course/he_kasei/index.html

[11] 詳情可見日本海量的雜誌和綜藝節目,以時裝雜誌為例,雜誌後部分通常都在指導女性如何獲得異性招徠,如何變得可愛(kawaii)。可愛,是日本女性的口頭禪,用於讚美一切事物和外表。

[12] 在長年人口老化下,又是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福利政策,不乏政客視老人為負擔。更甚如麻生太郎出言(2013):「老人應該早死省下公帑」。取自蘋果日報網站: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0122/18142614

[13] a) 陳駿豪(2016),工時長壓力爆煲 過勞死打工仔遺言:我不行了,香港01國際,取自2017/5/20: https://www.hk01.com/國際/23284/工時長壓力爆煲-過勞死打工仔遺言-我不行了
b) 張可臻(2015), 高壓、工時長、無限責任制,日本上班族出逃成網咖難民,風傳媒,取自2017/5/20: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820

[14] 詳情可見日本家庭主婦雜誌,網絡海量的日本主婦便當料理等。

[15] 日本婚外情文化是有悠久歷史,上文已提及;在日本社會上,將婚外情分成三種:「浮氣」(非長久性關係);「不倫」(長久性關係);「W不倫」(夫婦同時有婚外情對象)。曾經有美國獨立機構調查各國對於婚外情的看法,相比起美國84%不允許,日本的69%較為寬鬆(Global Views on Morality,Pew Research Center, 2013)。
主婦因為跟丈夫疏離及自身認同不足而發生婚外情是社會常態,可參看例如《中日韓三比拼》(金文學,2013)、深度探討婚外情和女性覺醒的劇集《晝顏~平日午後3點的戀人們~》(2014年)及《失樂園》(渡邊淳一,1997)等文本分析。

[16]繭居族(ひきこもり)意為在長期逗留在家中,拒絕外出學習或工作的人,大部分為男性。繭居族在日本是社會大議題,因為在日本大約有幾十萬至百萬人成為隱蔽人士。可參見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或報道如:謝孟穎(2015)「我本來就是個廢人!」70萬日本年輕男性不想工作也不願出門,靠爸媽能養到幾歲?風傳媒,取自2017/5/19:http://www.storm.mg/lifestyle/68973
在《才不是魯蛇:錢少事少、周休五日的快樂人生》(大原扁理,2016)一書中,男作者詳述經過大學畢業就業生子,長時間工作後索性辭職逗留在家的事情。
           御宅族,是一群熱愛ACG (Anime, Comics, Games)的次文化愛好者,因為相較內向,到現在還有污名化現象。實際上,也有部分御宅族是繭居族,故此被非御宅族更深偏見。

[17] 可以參考林大維、涂耀中(2012)御宅文化發展之探究,設計教育學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或報道如:勁翔(2005)御宅族身份危機獨立媒體,取自2017/5/19:http://www.inmediahk.net/node/75404; 湯兆禎(2017)日本御宅族的新變化騰訊大家,取自2017/5/19:http://dajia.qq.com/original/japan/tzz20170109.html

[18] 日本無性婚姻同樣是一個社會議題。可參考如:蔣豐(2015),日本「無性夫婦」為甚麼越來越多?壹讀,取自2017/5/19:https://read01.com/ONgd3z.html ; 劉文瑜(譯)(2017),床事交白卷 日本無性婚姻比例創新高,中央通訊社,取自2017/5/19: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2140444-1.aspx

[19] WorldViews:Muslim families should not use birth control, says Turkey’s Erdogan,Washington Post,取自2017/5/1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5/31/muslim-families-should-not-use-birth-control-says-turkeys-erdogan/?utm_term=.9d65b3462b10

[20] 詳情參與女權無疆界網站,當中詳細列明女性強制墮胎和女權侵害的新聞,取自2017/5/19:http://www.nvquan.org/2016/08/blog-post_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