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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考察──以在港內地留學生的認同情感為個案
On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A Case Study of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In Hong Kong
紀志帆 Ji Zhifan

摘要
本文立足於歷史關照,試圖分析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以求理解當下世界發生的問題和危機。關照二十世紀早期的歐洲的極權主義研究,本文以經驗性研究仔細地考察民族主義的運作和細節。通過訪問兩位在港的內地留學生,本文考察了他們在新語境中的認同及其變化。他們對於並行的「發展」想像與民族主義有著強烈的情感,而對民族和發展的認同在對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論述中可以依然保持完整。而當個人面臨民族身份的危機之時,個人會傾向於通過隔離和自我抽離來維護自己的身份。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an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and crisis nowadays, which are greatly inspired by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era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of Europe. Totalitarianism is one dominant issue of the time, on which the bulk analysis is expected to provide insight to modern China’s nationalism. By interviewing students now abroad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makes brief but detailed examination on their identifications in a shifted social context. It is found that “development” runs with and helps shaping nationalism while sometime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raised as a problem, preventing the nation identification intact. As it is attacked, it is possible to cause individual refusal and division from the community to protect one’s own identity.

關鍵詞:民族主義 共產黨 身份 發展

當代世界的議題已經更新:地區獨立、右翼政治、全球化的重組、難民及種族政策……對於歐洲,這些議題以空間實踐的方式直接影響著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對於中國,有些議題同樣直接介入社會變化,有些則得益於全球信息流動以景觀方式參與到這變化中來。

這些變化在已有的社會土壤上,會引導世界走向何方?在做任何論斷之前,理解這些變化,毫無疑問是開展有益思考的起點。歷史是理解當代世界的有益參考,但這不意味著有個貫穿歷史的普遍真理可供我們斷定當代世界,而是,將當代世界與歷史進有機聯繫,思考當下是如何可能的。而一個可供關照當代的歷史時期,就是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的歐洲歷史。彼時,經濟危機影響經濟局勢,將歐洲捲入了壓抑的社會氛圍;右翼實力在大範圍內掌握政治權力[1];社會貧富差距擴大[2];對少數群體的恐懼和排斥逐漸蔓延。這些社會現象於當代的人並不陌生。這些相似得到重申,並不是爲了召喚人們對納粹歸來的恐慌,而是爲了強調,在類似社會結構之中,某些具體現像是如何形成的,未來又有哪些可能。

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與彼時的歐洲有著微妙的聯繫。經濟危機後的緩慢復甦,階級結構與消費主義使人們充滿慾望又感到無力。官方和民間社會合力推動的民族主義日益加強,而內地互聯網則興起了針對穆斯林的排斥及厭惡情緒。這些跡象,巧合地印證了後冷戰想像中極權主義─共產主義的先兆。但是,中國最終會變成極權主義國家嗎?如果是,到了哪種程度?如果不是,如何不是?切實地考察社會文化的變化,會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謹慎而明智的選擇。

本文試圖從經驗性的分析來考察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國家認同感(identification with a state)。認同感在此是指,從國民身份出發,個人對政府、執政黨、社會、民族的共情(feeling of sympathy)。這種情感在歷史的分析中存而未現,它可以是極權主義宣傳的結果,也是極權主義運動的情感動員;它可以是現代政黨制度裏凝聚選票的重要保證,甚至是挫傷近代自由主義政治的直接動力之一[3]。對於今日中國,對國家認同感的考察如果僅限於宣傳文本,實質上是忽略了人在不同境况(position)中對信息的接受和再造,以及生成情感的能力。因此,本文希望通過採訪方法貼近當代中國的思想地貌,結合人及其所處的境况來考察當下認同感的狀况。

本文採訪了兩名在香港嶺南大學修讀碩士課程的中國內地學生T和Y,他們來自的不同地方,修讀的不同專業,兩人對中國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也有著不同的見解。而比較、分析他們的認同感和處境,結合他們的處境,相信有助於理解當下世界中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

壹、發展中國
發展進步是中國年輕人普遍的慾望。而發展是一個未曾被質疑的前提,儘管它內涵模糊,範疇不明。但發展絕不是虛構,對於中國年輕人而言,「發展」的最切身體驗莫過於消費。在T眼中,屬於發達資本主義的香港有一點並不發達:支付不便。當電子支付席捲中國內地之時,「發達」的香港卻未能做到支付寶或銀行卡的全面覆蓋。不夠便捷的消費方式讓他感受到發展的落差。

經濟增長與民主自由都是發展的表現和內涵,儘管在不同的闡釋中這兩個面向各有側重。T和Y都承認了中國正在「發展」並取得成果,但對於未來的發展構想,他們卻強調不同的重點,這種微妙的差異展示了人們理解「發展」概念的可能。對Y而言,「發展」似乎有不同的階段,不同階段的目標不同。「專制」帶來的凝聚力是之前中國發展的動力,卻不是永動力,在未來,「專制」將會從中國發展的動力成為發展的阻礙。她擔憂,「將來社會達到一定財富,還不講民主自由就要出大事,如果中國這樣下去再過一段時間,肯定會有大事要發生。」。對她來說,缺乏民主自由會對中國的未來造成災難性影響。而對T而言,經濟「發展」是最為重要的,是正確的「大方向」,在價值上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比如,當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被視為矛盾的時候,經濟是底線,他說到:「空氣污染主要由工業造成,但工業是每個國家必經之路……利益巨大……一個國家不可能不污染環境,什麽工業都關閉,那就不行了。只能在污染基礎上治理,把不該有的去了,無法避免就算了。」也就是說,發展是中國必需的未來,而發展形式帶來的負面結果則是必然的代價。與Y相比,T在民主自由的發展顯得樂觀,他在兩岸的和平狀況上看到中國內地政府的「民主」,他說:「中國的整個體系很穩定,但還在不斷民主當中,比如說香港澳門回歸,其實當年用武力也沒問題,包括現在的台灣。但還是不想單靠武力解決問題。雖然都是中國人,但就是不想讓你不情願地回歸,所以在這立場上,很尊重港澳同胞的。」在Y與T的發展想像裏,他們都肯定了經濟發展與民主自由作爲發展的範疇,真正引發矛盾的是他們對民主自由的理解和判斷。對發展不同的闡釋或許可以解釋面對中國現况他們產生的兩種態度,Y覺得發展仍有缺憾,因而渴望民主自由;T強調發展取得的成功,滿足樂觀。

落後是發展的另一面,對於落後的想像早已刻畫在歷史敘述裏。在T的敘述裏,中國歷史印證了「動亂」毀滅發展,帶來落後的教訓。在這個意義上,他青睞「和平」。他說,「如果在鼎盛時期打仗,整個國家就會退後很多,比如唐朝,那時候全球第一,超過現在的美國,後來被宋朝推翻,盛世一去不復返……大清也是,閉門鎖國,閉門造車……現在不能再打仗了。現在中國被越來越多人的認可,被全球認可,這個時間段如果發生摩擦,必然對世界對自己都是災難,打仗就又落後。」這段簡單的敘事摻雜許多微妙的情感:對遙遠而強大的古代中國的自豪與眷戀,對「失去」的輝煌的遺憾,對動亂導致的落後的不滿。使人懷念而遺憾,眷戀又不滿的中國歷史縈繞在這個中國年輕人的腦海中,時刻提醒著──不要讓動亂帶走重新獲得的成就。

貳、在香港體驗中國
或多或少,T和Y都對中國經濟增長感到滿意。對中國「發展」的信心與期待,連接起來的國家、共產黨的認同,在中國內地的信息環境中未必會受到挑戰。對於內地留學生而言,香港的留學體驗將他們與「香港」聯繫在了一起,無論是在內地語境裏會被提問關於香港的看法,還是在此生活必須面對的全新的社會生活議程,他們都必須面對「前所未有」的意見:對「內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批評、不滿、排斥,這需要他們重新確認自己的認同、情感和想法。

來到香港之後,T置身的信息環境及渠道沒有產生太多變化。他絕大多數的同學、朋友來自內地,他們經常一起遊玩香港,他們不討論中國與香港的政治話題。在學校,商科專業課程鮮少觸及近年香港發生的社會變化、危機。而T自己,也不接觸香港的本土傳媒或其他傳媒,他至今還是習慣和滿足於使用微信作為他的主要媒介:微信既是新聞渠道,又是消費工具,還是人際交往的平台。他似乎找不到理由去使用「牆外」的媒介。Y用「三觀崩潰」來形容來到香港之後發生的轉變,這個詞通常用來一件事對自己已有的想法造成巨大衝擊,甚至可以改變已有的思想觀念。文化研究課程、香港同學和沒有中國審查的互聯網組成了她新的信息世界。「香港」從電視劇中的迷人幻象,成爲一個存在種種問題的生活世界。她對香港社會、「中港」矛盾、中國社會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

T理解的「港獨」是學生由於本身的局限站在了發展的對立面,偏離了正確的「大方向」。提及今年九月的「民主牆」事件,他評價道,「爲甚麽是學校(發生這種事件),一個是學生最容易被洗腦,有些人確實是這麽以爲的,有些人卻是被這些政治言論洗腦了;很多人也沒去過大陸,大家就覺得應該自己過自己的……學生很容易這樣……這個年齡階段,很『憤青』,大家集體意識很濃重,最容易被洗腦,比如傳銷。」但學生搞「港獨」不可取,並不在於被「洗腦」,而在於無法促進「團結」才能帶來的發展。因為「洗腦無法被避免,每個人都被洗腦,洗腦是維護政體的基礎,重要的是立場……在中國無論哪個政黨都要維護,畢竟人多還是一盤散沙,很需要一個政體凝聚起來。」他進一步指出危害,一個政策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有益,因而,如果人們對每一個政策都要發表意見或者開展運動,社會處於變化難以穩定,不是好事。在這種敘述裏,充滿各種政治意涵的社會運動被處理成一個不和諧音。運動被視爲一個與發展的正確方向相左的小插曲,無關政黨、社會歷史、地緣政治……也就遠離了對政黨、政府、政治狀況的質疑。

Y在來到香港之前也有類似想法──把一系列香港的社會運動置於「港獨」名下,不理解,覺得是在「搞事情」。到香港學習兩個月,她對「雨傘運動」轉向支持,對「港獨」有了更多理解。這種變化將中國共產黨處理成一個突出主題。她稱呼「雨傘運動」是正義的一方,因為「真普選」是中國共產黨曾答應的香港社會的「應得」。而「港獨」主張,則被放在共產黨參與的後殖民敘述中考慮,「(他們)可能覺得香港獨立要比現在好,在被管著的情況下每况愈下,可能覺得被權力孤立,中國把主權收回來,他們也只是附屬品而已……要把香港搞好的話,無法認可中共現在這樣的方法……」將「雨傘運動」等社會運動放在香港-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中闡釋,實際上參與了共產黨神話(myth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顛覆性改寫。這個能指,於Y而言,曾經指涉了「好」、「科學」、「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在一個可謂嶄新的語境裏,「馬克思主義」變得「粗糙」,不是「科學」的,有「缺點」。而深深塑造了她如今生活世界的社會運動,常常是形容是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曾經最一致(consistent)的「神話」,受到另一組所指的衝擊。而她似乎是毫不猶豫地選擇反向的神話。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能讓她覺得穩妥,而是代表了非正義,使人懷疑、不信任。

將中國共產黨提出作爲一個問題根源,並轉換對它的態度和情感,或許可以有效解決「中港矛盾」體驗帶來的部分不安。而面對關於「內地人」的排斥和反感則需要新的應對方式,因爲它直接反對著從屬於這個身份的每個個人,而不是一個抽象的「黨」。

Y本身,就是「中國人」「香港人」身份界限的模糊地帶。以廣府話爲母語的她,取消了語言作爲工具標誌和劃分身份的可能。在香港,這意味著除非她主動表明身份,她很難感受到身份在生活中的意義。然而,即使有同學好心勸她不要隨意表明自己的身份,因爲「中國人/內地人」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不受歡迎,她並不介意表露自己的內地人身份。在她的敘述裏,即使有針對中國人身份的歧視或排斥,也不能影響她自己的身份認同。當轉向自己的「同胞」,當自己的民族身份被沾染「搶佔資源」、「蝗蟲」的色彩時,她並不懷疑這些譴責本身和譴責對象,而是馬上做出區分,將自己與「蝗蟲」區分開來。進一步講,在事實上,她已經將針對民族身份的譴責擱置一旁,避免去捲入與這種譴責的關係之中。她說,歧視或排斥「內地人」是「他們」的問題,是常見的排外現象,這是「一小部分」 「心胸狹隘」「拒絕認識內地」的人的問題;這種問題是他們的主觀想法,不能影響她的生活,她無力也不願去解決。將「反中」少數化、個人化、主觀化,成功地將身份問題置於她的生活世界之外。而這正是她維護及表達身份又與「反中」共存的策略。

參、討論與總結
如果仔細觀察人們不難發現,在討論關於中國內地的話題時,共產黨-政府-國家-社會-民族的界限並不明顯。這並不是說概念本身沒有界限,而是在言語之中,這些概念之間經常互相指涉、提喻。這意味著在言語中,當人與概念發生情感關係的時候,他可能也與其他概念產生著聯繫。就像在T的論述裏,他同時指示了中國古代各種政權與現代中華民族。

可能有不少人將便捷而豐富的消費表述爲「發展」體驗,或多或少維護了市場化與經濟發展的合法性,這似乎印證了經濟發展維護政權合法性的社會學模型。在中國的非政黨政治語境中,發展扮演著絕對的政治正確,中國共產黨可以促進發展也可以破壞發展。如今,共產黨政權下的中國社會帶來持續而強烈消費的快感,滿足了中國年輕人的自信,暫時免除了他們對落後的恐懼、遺憾和焦慮。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中國」捲入了複雜而深切的情感。但如果「發展」的內涵發生改變。同樣地,當「發展」的量尺發生變化,當合法性神話被衝擊,厚重的情感捲入就可能轉化為不信任、憤怒和不滿。但這種情感的對象卻變成「共產黨」本身,一個脫離出模糊的黨國民族一體想像的單獨對象。這種變化當然與具體的政治論述有關,比如「共產黨專制」的批評,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依然是在維持「發展」和民族身份的框架下進行運作。個人面對對自身的批評時,會出現一些傾向保護自己,可以是將批評隔離出自我的生活世界之外,也可以是將批評對象轉化爲所屬共同體中的特例。在針對「中國人」的指責裏,這種方式有效地保護了自我的民族身份,也意味著將自我抽離出現實共同體的可能。二十世紀早期的猶太人也類似地發生過關於民族身份的自我抽離。無法順從社會的反猶傳統,又不願背叛民族,使得猶太人個體變得極度孤獨、曖昧、難以自決。[4]類似地,Y在民族主義和「反中」「反共」的語境中需要不斷拒絕和區分。悖論般的事實,民族主義既是造成對立,又在對立中汲取力量。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全球信息流動和人口流動中不斷遭遇異議和攻擊,他/她的身份不斷歧視和排斥,這個個人就可能不斷地在身份內部強調差異,才能維護自己不牢固的安全感。這正是走向個體孤獨的過程。雖然我們尚不能給這種孤獨斷定為極權主義所依賴的原子化,但個例展示出衝突的身份政治的另一種意義──除了是強大的社會動員資源之外,它讓衝突中的個體陷入走向孤獨的不停掙扎。

本文呈現了對中國民族主義細緻的考察:它在對「發展」的追求中得到鞏固,又在中國共產黨成爲問題的過程中避開了挑戰;當民族身份直接面對攻擊的時候,它使個人必須不斷採取區分和隔離的分裂策略來維護自身。這或許有助於建立起一個新的視角:當今中國民族主義與分裂的自我間的關係,這會幫助理解當代全球化世界中民族主義的力量和意義。

參考書目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1914-1911》,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Atkinson, A.B.,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1

[1] 霍布斯鮑姆,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1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156-208.

[2] Atkinson, A.B., T. Piketty and E. Saez (2011):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1, 3–71.

[3] 霍布斯鮑姆,頁170-177

[4] 漢娜·阿倫特,林驤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