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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不住的城市遷移流動──聽新來港婦女的故事
鄧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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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的人口面貌從歷史的軌跡來看,一直是由移民組成,作爲英殖民時期重要的經濟貿易地區,往來的人也一直具有高度流動性。主流歷史大敍事中,香港自開埠以來至今經歷過三次移民潮,而跨境入港最多的自然要以中國大陸華人爲主。後來英政府為控制人口流動而制定移民/入境政策,内地來港人士開始以「新移民」著稱,後來再改爲「新來港人士」。香港本地生育率不斷持續下降,人口不斷老化,多以青壯年爲主的新來港人士是直接填補勞動人口缺失的人力資源。然而因著中港兩地的政治因素及文化差異等矛盾日漸尖銳,這些内地移居者卻成了社會大衆集體歧視與排斥的對象,在媒體與「本土派」擁護者的抨擊與污名下,化約成新聞上貪錢、搶資源、不事生産的扁平形象,他們立體的人生故事卻難以被真正聽見。

筆者因求學原因來港定居一年,某程度上也是一位「新來港人士」,因此對内地新移民究竟與其他移民的境遇有何不同、他們在中港矛盾下的生活又能如何自處等問題,感到好奇與同理。帶著這樣的疑惑與提問,本文嘗試通過訪問二零零六年從内地來港的鳳姐親述個人故事,來回溯與梳理中港社會遷移的歷史社會脈絡、政府的移民與入境政策,以及社會與福利支援如何在人類恆常流動的現實中,擺放中港遷移的位置。

香港移民與工業發展歷史
香港在一八四一年開埠,五月的《香港政府憲報》首次公佈人口統計,全島只有五千六百五十名華人。當時因肩負經濟貿易樞紐的角色,英政府並不限制内地人來港入境與居留的自由,中國籍人士甚至無須持有效旅遊簽證即可入境。據記載,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是香港的第一波移民潮,當時内地爆發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後又於一八五六年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當時遷港人口以年輕男性居多。第二波移民潮發生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一年的日侵時期,一九四零年代末又爆發國共内戰,難民的大量湧入使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七年達到一百八十萬人,而且來者除了廉價勞動力,還有許多是受過教育與社會階級較高的城市男性精英,包括知識分子、專業人士、警察士兵、企業家、銀行家等。他們帶來資金、技術和創業經驗,為香港的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發展創造了條件,又配合二戰後世界市場對紡織品的需求增加,香港因此從轉口港慢慢開始轉向工業化。[1],[2]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一年間,香港出現第三次移民潮。隨著内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港英政府頒佈《入境管制條例》,規定内地入港者須持有合法證件,同時也實施入境配額制度(Quota System),限制每日内地來港人數,加強人口流動管制。但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的文革令内地民不聊生,仍有大量未持證件的人偷渡來港。港英政府於是在一九七四年實施「抵壘政策」,偷渡者抵港後若能進入市區,並獲親友接濟或尋得棲身之所,就可在港居留;反之若在邊界被截,就會被遣返内地。結果此擧變相鼓勵了更多内地人士偷渡入境,因此政策在實施六年後廢除。[3],[4]

此時香港正處於工業化時期,緊追戰後始於西方的福特主義經濟模式,因此特別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從事技術化分工下生產線上的重覆性工作,而來自内地的壯年移民正好填補了勞動市場的空缺和需求,讓香港的經濟發展蓬勃起飛。到了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因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在國際市場中後來居上,香港製造業開始萎縮。同時,中國内地開始改革開放,大量的製造業於是往内地遷移,香港也趁此時進行了經濟轉型和重組,從製造業轉向以服務業爲主的知識型經濟。[5]

鳳姐今年五十歲,正好就是戰後出生的一代,十多歲開始出城謀生時,碰上了香港製造業遷往内地的時代,因此她的工作生涯也從廣西市的棉紡廠開始。

「在那裏做工其實好開心嘎」
「我的鄉下在廣西梧州,小時候就在農村生活。家裏有五個姐妹,一個弟弟,我排第五,是最小的女兒。因為最小,所以都不用做什麼家務。以前在鄉下有田,種田也不用幫手,都是大的做多。爸爸媽媽去田裏耕種,都是大的顧小的。

不過我也沒什麽讀書,十多歲就跟著幾個還沒嫁的姐姐出城市工作了。第一份工就在紡織廠做,後來也做過編製蛇皮袋和裝米袋,也在燈泡廠工作過。除了廠,也在店鋪賣過電器,也在遊戲機室的櫃檯收錢,還跟姐姐一起開剪髮和洗髮的舖頭,什麼都做過。

工廠有日夜班,有的是三班制,通常都要輪班,沒得選擇,除了有些大肚婆有優待而已。那時做工不會覺得辛苦,還年輕嘛,最重要是自己搵、自己食、自己洗。都算開心嘎,跟姐姐一起住,感情也很好,一起搭伙食,賺到的就自己用,也寄一點家用回家。那時很多人會去廣東賺錢,但我們沒有去,怕被賣豬仔。其實留在城裏也是有的做的,銀子多還是少而已。兩三百元一個月,就是多勞多得,少找少用咯。」

單程證制度下的跨境婚姻悲歌
政府在一九七零年代取消「抵壘政策」後,中英雙方在一九七九年達成協議,延續「單程證制度」,並將每日從内地入港的配額定為一百五十人,將内地移民人數控制在每年五萬人。(配額人數曾有過幾次調整,但至今仍維持在一百五十人。)同時,只有居港滿七年,才能成爲永久居民。由此,香港對七十年代以降入境居留的内地人都以「新移民」喚之,一直到香港回歸中國以後才改稱「新來港人士」,大概有淡化邊界色彩之意。而重要的是,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内地來港的移民主體早已有別於早前的男性勞動者或精英,而是以年齡介乎於二十五至四十四歲的已婚女性佔大部分,她們來港的主要目的是為家庭團聚。[6]這個年齡層一直到二零一三年依然維持最高比例,且女性來港人數是男性的一倍(二零一三年數據:一千名女性對四百九十七名男性)。[7]

家庭團聚的原因又與跨境婚姻的需求提高和現象普及相關。基於「嫁雞隨雞」的傳統觀念,女性結婚後會遷移到丈夫的生活地,因此内地女性遷移到香港的主因,大多數是爲了與丈夫孩子團聚。[8] 然而社會對中港跨境婚姻多抱不屑或不解,認爲女方多是貪圖丈夫資源和身處的香港環境比内地好,因此才爭相入境。但專門服務新來港婦女的自負盈虧組織同根社主席楊媚女士曾在受訪時澄清,中港自二零零三年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CEPA)之後,兩地的互動在職場和教育單位中都機會大增,現在許多中港婚姻都是自由戀愛的結果,男女雙方在學歷和社會經濟條件上也已較爲對等,甚至有内地妻子的條件是優於香港丈夫。[9] 因此社會一味的指責和猜忌,其實是漠視了性別傳統的歷史脈絡,更否決了每個人都有選擇跟誰戀愛和自由流動的基本權利。

任何跨境婚姻原先必定伴隨著組成美好家庭的想像,但許多中港跨境家庭卻因爲單程證制度的不完善與偏頗而吃盡苦頭,特別是如果經濟條件不夠好,申請程序便會更久。在等候排期入境移居期間,跨境家庭只能以旅遊簽證或探親證不斷往返中港兩地,見少離多,感情的維繫也變得更加困難。以至於有的丈夫在過程中去世,讓妻子頓失依靠之餘,還需獨自面對一堆行政手續,或無法入境與孩子團聚。[10] 再加上社會經常指責内地妻子來港生子,但並不是所有内地人來港都只爲了成爲既得利益者,鳳姐就是其一。

「我從來沒想過要來香港」
「我沒有想過要來香港的啊,那時在上面(大陸)都有跟人拍拖,但後來他跟另一個女仔在一起,我就不要了,我做人不會跟別人爭這些東西。後來有個老鄉嫁來香港,回去洗頭的時候認識了,我姐姐就給了她一張相,叫她介紹一個人給妹妹。之後她就帶他上來,就這樣相識了。我認識我老公很快而已,他上去見了我之後,住了一個禮拜,回去就辦證件排期下來登記了。

排期結婚也排了整個月,我們二零零五年在尖沙咀結婚,那時我已經三十幾歲了。以前很多台灣佬回去(大陸)相親拿老婆的,但是我從來沒想過。我那麽遲還沒嫁,有些人都不相信我這麼老還要結婚。所以有些東西是講緣分、看上天(安排)的。

我們在上面辦簽證下來也要錢,每次下來三個月之後就要出境,辦證,再下來三個月。每次回去辦簽證也要半個月。在香港直通車巴士回去也要坐六小時,每趟要七百至八百元港幣,如果在深圳搭車會便宜一些,二百多港幣。不過我爲了方便也經常直接從香港回去。

我二零零五年結婚,二零零六年生仔,二零零七年老公便過世了……我是回大陸生的,因爲我在二零零五年的時候懷過一個,但在這裏流產了。那時候還沒有身份證,用探親證件,坐救護車去醫院都花了七千元(港幣)。所以我二零零六年懷孕四、五個月的時候我便回大陸,因為怕了。老公每個月上來給伙食我們,在鄉下有媽媽、姐姐,有自己人始終不同的,坐月子都有人照顧,在這裏就只有你一人。而且在這裏生仔又要錢,二、三萬的,大陸生才二、三千人民幣。

我三十八歲才生了個兒子。生了兒子之後,我還是那樣背著兒子每三個月回去一次。孩子六個月的時候,爸爸才幫他申請下來,拿了永久居民身份證。二零零七年,我的孩子剛剛一歲兩個月,剛剛會叫爸爸,我老公就走了。他很高大,我懷孕的時候他突然瘦了,我叫他去看醫生,(發現時已經)晚期了,食道癌,之前都沒什麼反應(症狀),只是有喝酒抽煙。他有去化療,但一年不到,好像三個月都不到,就走了。」

來港人士成社會弱勢,照顧者身份被忽視
香港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因經濟轉向服務與知識型社會,政府希望吸納高學歷、高技術、多資金的人才來累積彈性資本。除了開放技術移民及資本移民外,也在二零零三年推出「輸入内地人才入境計劃」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現又有「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吸引更多内地和海外的高素質人才就業居留。與這些更鼓勵來港人士「向上流動」的針對性政策對比,「單程證配額制」雖然最初原是英政府殖民時期,内地入境香港的唯一合法途徑;但因爲其評估條件並非以教育程度、專才技能、資產數額等爲主,因此很容易就會被功利主義先行的社會主觀認定,持單程證來港的内地人都是質素不高,低人一等的移民。[11]

根據統計,自一九九八年起,新來港婦女在内地的就業狀況都以料理家務者居多,且大多只有中學教育程度[12][13],這令他們在移居香港後,只能繼續從事低技術、無須太高學歷的低薪行業,如餐飲服務員、銷售員、清潔工人、家務助理等,在就業上形成弱勢。[14]還有一些婦女雖在内地有專業技能,但其學歷和工作經驗卻不被香港承認,因而被相同的專業領域排除在外。婦女在結婚生子後要重回職場,也是難上加難。除了要面對各種因語言、學歷、文化等不公與障礙以外,更因工時長,社會也沒有完善、可負擔的托兒服務,令她們難以兼顧家庭和事業。在一九九八年《新來港婦女調查報告》中,近六成的受訪婦女在來港前有工作(二零一三年的數據為四成),但約有一半婦女來港後便沒工作。在沒有工作的婦女當中,九成是因爲要在家照顧子女。[15],[16]

這些因種種原因無法在職場工作的婦女,大部分只能退守家庭,主動或被動地成了照顧者。與此同時,大部分新來港人士的丈夫在教育、職業和收入三方面,社會經濟地位也比香港整體人口低,屬於弱勢。[17]新來港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僅為港幣七千七百八十元。[18]由此,妻子的到來實際上是變相替代了本來需要政府挪用更多公共資源和開銷的老人與小孩的照顧成本,只是因爲這些家庭勞動與生產,不計薪酬,又因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分工,故經常不被認爲是一份艱苦的工作與承擔,不被社會看見,更不要説尊重。社會經常有人譴責新來港婦女不事生產,只為爭奪資源,甚至連在家也受到港籍家庭的奚落和欺辱。但二零一三年新來港人士研究調查數據顯示,大部分來港人士家庭依然是靠著自己的工資過活(主要家庭收入來源以工資爲主的百分比,在二零零九年、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分別為百分之八十三點三、百分之六十四和百分之六十九點二),靠政府援助為主要家庭收入來源的只佔一成(百分之十點九、百分之十五點二和百分之十點二),另有一成主要接受親友援助(百分之二點三、百分之十二點一和百分之十點二)。[19]這一切都證明了,將新來港人士籠統歸類為社會寄生蟲,有欠公平。

「我一下來就一直照顧人」
「那時候,我要照顧個仔,要照顧老公,還有九十幾歲的奶奶(家婆),一下來就這樣生活了。所以講起我的艱難真的……講也沒人知。」
「我老公二零零七年死了之後,我沒做工沒錢(收入),跟奶奶住。老人家說我害死他,說話很難聽,那些左鄰右舍也一起說我害死他。她又不能走,只能坐輪椅,腳動不了,退化了。我整天都要跟她去看醫生和覆診,不是眼就是腳,糖尿病、高血壓那些她都有,兩隻眼睛都做過白內障。我推著她去搭車,我兒子那時才二、三歲,推奶奶的輪椅時,兒子要放在奶奶的大腿上,有時她睡著了,都試過把兒子推跌地上(笑)。我奶奶高大,我卻嬌小,哪裏夠力去推她,若果奶奶和兒子坐在一起,便更加吃力。有時候地上不平,又會卡到。後來醫生見到我每次這樣推奶奶和兒子去看醫生,便叫我去申請一個姑娘跟她去覆診,我也不知道可以申請。

我跟她住了差不多三年,每天都買菜準備三餐給她吃。我每天一早起來便煮早餐,然後去買餸,買了餸回來又煮中午餐,吃過中午餐後陪兒子睡覺,之後又要煮晚餐了。一日就是這樣,煮完又煮,煮完又煮。做家務的人是很辛苦的,她只給我每個月(從綜援領來的)一千五百多元買菜,她的其他兒子完全沒有幫補,還叫她給我少一點。

我奶奶有六個兒子,有三個在加拿大,一個在澳洲,香港剩下兩個,一個住旺角,但是只有我在照顧她。小叔兩公婆經常空手回來吃,吃完拍拍屁股就走,我又要帶兒子,又要煮飯給他們吃,還要洗碗,什麼都是我做。有一次吃晚飯後要叫車去醫院,我叫他過來跟她去,他都不肯。那些白車的人都知道我有小孩,都說我不用去,(但是)打電話叫他出來,他是絕對不會(來的)。加拿大那些就是過年才回來一次,大伯我連見也沒見過,我老公死他們也沒回來,他們阿媽死了也沒回來。

那個住旺角的是個爛賭鬼,以前會跟奶奶拿錢。奶奶死了之後,全部東西都是他拿咯,金啊那些。他的老婆(後來跟他)離了婚,奶奶死了之後我都沒有跟他們來往了。」

社會缺乏支援網絡,來港弱勢無處發聲
原本一段美好的跨境婚姻,卻因爲老公離世而全然改變。鳳姐忽然變成單親媽媽,經歷喪夫之痛,舉目無親,卻還要繼續服侍家婆,照顧兒子,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喘息悲傷,也沒有社會支援網絡能支撐其生活。政府規定居港七年才能申請公屋及綜援的條例,其實也是剝奪新移民弱勢的平等福利保障權利。許多像鳳姐這樣的家庭,若不幸在來港的首七年間發生家庭變故,失去原有的在港親人網絡,她們在跟政府部門爭取或斡旋的過程也會處處碰壁,遭受公務職員或社工刻意拖延、刁難、奚落和歧視。[20]

在遇到這些阻礙時,她們也因爲不熟悉香港法律及不夠認識自己的權益,而容易被嚇唬或打退堂鼓。例如有婦女來港後遭遇家暴,卻因爲投訴無門及需要依賴丈夫而不敢離婚、不敢申報,也不知如何申報,有的不知道有酌情權的存在,得以讓婦女在港未住滿七年期間,因特殊原因而提前得到綜援或房屋安排,而不必被迫找陌生人做孩子的擔保人申請綜援,或睡公園等。

像鳳姐這樣退守家庭的新來港婦女,大多數社交圈子很小,一心只專注在安頓老小,活動範圍一般僅限家和鄰近的街市,一般最多與幾個街坊或孩子同班同學的家長聊天,卻難以交心。在陌生的環境下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容易抑鬱成疾,醫療服務卻也未必負擔得起。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三年的統計數字反映,六、七成的內地來港定居人士皆表示難以適應香港生活,根據二零一三年的數字,最大的困難依次是居住環境(百分之五十七點五)、工作(百分之三十七)、家庭經濟(百分之二十九點二)。他們最需要支援的服務則是申請租公屋(百分之六十)、協助找工作(百分之三十八點九)和職業技能培訓(百分之三十三點五)。[21]

由此可見,政府在實際支援這批為社會撫養及培育新一代生力軍的來港人士上,有欠完善之餘,卻不見改進的誠意。社會對他們的偏見和詆毀也只有增無減,社交網站上經常都可看到以突出新來港人士行爲惡劣爲主的嘲諷新聞,供人留言謾駡。易位而,來港婦女若初到港就因她們的身份背景而不斷遭到社會與制度排斥,她們又如何能對這片土地產生信任與歸屬感?孩子若持續在困苦及充滿歧視和欺凌的環境中成長,他們也難以對社會產生安全感。社會缺少適當的補助機制,也只會讓他們不斷在社會底層循環,難以獲得機會向上流動。

「我一無所有,社工都不幫我」
「二零零九年,因為小孩的事吵兩句,奶奶趕我們走,我們不是走咯。我去政府機構『向晴天』(庇護中心)住,但是只能收留一個禮拜。之後我又去深水埗『仁愛之家』住了幾個月,那裏都是沒地方住的人去的,不過就有限定開門和鎖門時間。因為兒子要上學,學校很遠,早上六時便要起床,他放學後回去已經五時多,一定要等到傍晚七時多才能進門。我兒子覺得很辛苦,不想在那住。唉,那時候自己又沒錢,又沒工作,靠兒子一份綜援兩母子吃,沒有人幫我,有什麽辦法?我們出來是一無所有的,我兒子那時候才三、四歲。

我離開『仁愛之家』後,出來租了一間很小的屋住,在兒子學校附近。我也去房屋處申請公屋,自己不太識字,叫人幫我填寫(表格),排了五年才拿到。當時我也去過社會福利處(申請綜援),但是那個說幫我的議員說,我簽過一張紙,表示自己知道未住滿七年,不能拿綜援。但其實我是不知道的,他們叫我簽名我就簽。我也不知道是有酌情權的,那個社工明明知道,議員也知道,政府的職員也知道,但他們不會幫你。是後來認識了同根社,和其他人人一起去見立法會議員申訴,才批了我的綜援。我去社會福利署時,姑娘(職員)還問我:『點解你去立法會告我們?』我也沒出聲回答,心想我只是去申述。是你們明知道有個案可以領你也不幫忙,是你們失責。這裏的政策不同,我們大陸下來什麽都不知道。」

「鬱到病都出來」
「我奶奶趕我出來後有叫我回去,但我出來了就不會回去住了,做人還是要爭一口氣。我每個星期還是會回去照顧她,因為她沒有飯吃。跟她申請了送飯(服務)星期一至五而已,星期六日、紅色假期都是我回去跟她出街吃,或者煮給她吃。

跟奶奶住那麽久,她講那麽多不好聼的話,我都一直鬱住,鬱到肝都生了東西。二零一二年去做了一場大手術。那時剛剛拿到這間公屋,(只能)叫姐姐下來幫我照顧兒子。我的兒子又有過度活躍症,沒什麼記性,去到那裏都向上爬,整天都跌下來,所以要人看著。現在讀四年級,專注力不足,要吃藥,但他吃了藥說會頭暈,我就想不給他吃了,但是老師又說不吃便變了另一個人,不聽指揮,不聽話。

在奶奶家住那段日子,也沒有朋友,社區裏最多是認識那些同學仔的媽咪家長,在樓下傾下而已,也很少(交流)。後來去了同根社,姐妹都是那邊過來的,才有一起談天。

不過這些事,我沒什麽跟家裏人講的(眼紅),我爸媽都七、八十歲了,免得讓他們知道。現在也很少回鄉下,要遷就覆診和兒子上學的時間,而且回去搭車都用去一天,來回都兩天了,所以都是靠電話聯系。我搬出來住後也試過回去,兒子才兩、三歲時會(跟我家人)說:『奶奶趕我們走』。現在大了不說了,但他不喜歡提起奶奶的事,有時跟人家談話,一談起奶奶他就要拉我走。

我自己也要定時覆診,肝有問題要吃藥,胃也不好,在胃和肝交接那裏有靜膜擴張,所以經常要照胃鏡,我想到都怕,很恐懼。人不開心,太多抑鬱,病痛也特別多。照顧奶奶那段日子最不開心,現在雖然兒子也是頭痛,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天跌下來都要開心,我都是這樣想的,不然受過那麽多折磨,我早就熬不過了。」

結語
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在二零一四年的出生人數有六點二三萬人,持單程證來港的則有四點零五萬人。[22] 每年近乎四萬的内地入境移民,絕對不是少數,卻硬被灌上「新來港人士」的頭銜。我不禁納悶,究竟「新」和「來港」如何定義?「新」是對比「舊」移民的一種權力命名,這個權力關係牽動的是資源與制度分配,但究竟新舊的期限如何界定?由誰界定?「來港」則是特別指向香港邊界主權以外的人進入的身份狀態。但「來港」是他們的選擇和流動狀態,「來了港」以後基本上就已經是「在港」生活的狀態了。如果身份認同是一個不斷變動的becoming過程,「新來港人士」爲何即便在七年後取得了永久居民權,仍會輕易被標籤,無法脫離這個群體命名的枷鎖?

鳳姐的故事是許多「在港婦女」的縮影,反映了一部分在中港兩地經濟發展節奏不一的背景條件下,跨境來港安身立命的女性主體。現有的單程證制度雖主要爲中港家庭團聚而存在,但在申請及行政操作上,依然讓無數家庭在不斷往返的過程中折騰受挫。而當社會輿論經常指責新來港人士搶走當地居民的社會資源及工作機會時,鳳姐靠自己一雙手撐起了居港兩代人的起居生活,卻因爲家庭勞動生産不被量化成經濟成長值,社會貢獻便被粗暴地抹除。許多新來港人士從未料到自己的身份在彼岸是如此不被歡迎,又因缺乏本地社交支援網絡,或被原本托付希望的社工/政府部門帶頭分化歧視,讓他們心力交瘁,也因而難以很快對這片土地建立起有機的情感連結。

她們也是城市生活的一份子,她們遇到的問題和遭遇也絕非個案,而是與上述種種制度排斥與社會不友善直接相關。加上整體社會在中港矛盾的背景下,過於急躁、籠統、排他地將她們視爲毒瘤,甚至也像漠視同在底層的「本土」弱勢如露宿者、拾荒者等群體一樣,缺乏良善和同理的建設性交流。政府固然需要在人口政策上努力把關,但是對有足夠理由移民到港的人,也都應該賦予與其他移民平等的機會和權益。唯有嘗試抛開既定成見,互相聆聽和看見真實的對方,才有可能從「人」的意義上,讓每個小人物都能有尊嚴地活著。

參考書目:

  1. 何振宇、易汶健、劉浩源(合編)。2009年5月。《同根·同天空:遇上新來港婦女》。香港九龍:同根社。
  2. 劉祖云(主編)。2009年6月。《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2013年。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http://www.had.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report_2013q4.pdf 
  4. 2014年3月。〈移民社會與政策發展〉。《社聯政策報》第16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ttp://www.hkcss.org.hk/uploadFileMgnt/0_201444114546.pdf 
  5. 2015年2月17日。〈香港人口去年淨增4.2万人,單程證遷入逾4万〉,《立場新聞》。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香港人口去年淨增4-2萬人-單程證遷入逾4萬 
  6. 2016年2月22日。《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社會參與狀況調查報告》。新家園協會。http://www.nha.org.hk/uploadfile/2016022207294874618file_file_ub0/調查簡報.pdf 

[1] 劉祖云(主編)。2009年6月。《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31-135。

[2] 2014年3月。〈移民社會與政策發展〉。《社聯政策報》第16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頁4。http://www.hkcss.org.hk/uploadFileMgnt/0_201444114546.pdf 

[3]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35-139。

[4] 《社聯政策報》,頁5。

[5]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38。

[6]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44-149。

[7]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2013。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頁2。http://www.had.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report_2013q4.pdf 

[8] 2013年第四季的《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頁6)也顯示,單程證持有人有父/母在港的比例頗高,可見内地孩子來港探望父/母的現象也有增長的趨勢。不過這不在本文範圍内,因此不予討論。

[9] 《社聯政策報》,頁 19。

[10] 文中舉的許多例子個案,都是參考:何振宇、易汶健、劉浩源(合編)。2009年5月。《同根·同天空:遇上新來港婦女》。香港九龍:同根社。

[11] 《社聯政策報》,頁  8。

[12]《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50-158。

[13]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頁3。

[14]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61。

[15]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62。

[16]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頁3。

[17]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頁179。

[18]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頁6。

[19]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頁7。

[2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2001年的研究發現,83%的新來港婦女表示有過被香港人,包括政府官員、雇主、工友,甚至家人、親友等歧視的經歷。在新移民孩子方面,歧視的來源是學校,有近兩成的孩子竟因其新移民身份而被拒絕入學,近四成又被迫重讀或降班的經驗。(劉祖云,頁181-182)

[21]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二零一三年第四季)》,頁5。

[22] 2015年2月17日。〈香港人口去年淨增4.2万人,單程證遷入逾4万〉,《立場新聞》。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香港人口去年淨增4-2萬人-單程證遷入逾4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