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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嶺南 第六期 2007年7月

 

文本與色情

余攸英

香港法例設有《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也就是說政府或社會已經預設了文本(文本包括文字、影像、聲音及多媒體)是淫褻色情的載體,管制文本,就能夠管制色情的載體。但色情是否就只是載於文本之中這樣簡單?

正如賀爾(Stuart Hall) 所說,訊息傳遞並不是直線或單向的。事情或概念必需要經過一個中介,才能夠表達出來,讀者或觀眾從文本看到的,只是表達某些事情或概念的訊息,並不是事情或概念的本身。而編碼者也就是表達該訊息的人本身的知識、思想背景、身處的情況及所採用的技術或技巧都會影響到訊息的表達;而解碼者也就是接收訊息的人如何理解與接收該訊息,也是受本人的知識、思想背景、身處的情況及中介的技術或技巧等影響。可見事情或概念從事情或概念本身,經編碼者的中介演繹至解碼者的接收,所處理的訊息並不是等同的。所以對同一個文本,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反應,因為每個文本的表達方式、編碼者、接收方式和解碼者都有不同的思想及文化背景,而每一次接觸和解讀訊息的情況都不會完全一樣。所以就算是裸體,在美術博物裡的裸體藝術作品可以公開展覽,而香港報攤上的裸體雜誌卻要套上膠袋,不能隨意翻閱。

在這兩個不同的情況下,為大眾解碼的一方(博物館策展人和政府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對裸體的看法已經大為不同。從賀爾對編碼/解碼的見解來看,淫褻色情的載體並不是在於文本這樣簡單,除了如何界定「淫褻不雅」無一定的客觀準則外,管制了「淫褻不雅」物品,不就等如可以管制色情。

同樣地,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談到傳媒文本分析策略的時候,他要探討
的是文本、媒體與讀者或觀眾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文本本身。所謂色情或愛慾,根據史瓦史東,與文本中所展現的肉體歡愉或色情其實關係不大。普及媒體如電視、電影、愛情小說等,目標不外是提供歡愉以吸引讀者觀眾,而讀者觀眾追讀或追看這類媒體亦不外是追求歡愉,雖然大部份的時候他們的目標都不能達到。試問每晚追看電視的人,當中覺得節目好看的又有多少?就好像我們的頭腦與身體是一分為二的,我們心裡知道甚麼可以為我們帶來歡愉,但卻沒有一個甚麼才能為我們提供歡愉的理性解釋,我們只能繼續追尋下去,偶而得到的歡愉只能加強我們繼續追尋的動力。

現代的理性社會更將非理性的肉體歡愉貶低,只有理性的理想才有更高的位置和價值。而情慾方面的歡愉,卻是非理性所能預測的。每次觀看一個文本,如果有幸地第一次能夠帶來歡愉的話,第二次的效果就可能已經大打折扣或甚至消失無蹤。而在不同的情況例如影像、音響的組合,以至實際的參與,效果都會不同,情慾的歡愉實在是難以捉摸,由此可見文本中的所謂色情元素,在引發情慾方面,作用不如一般想象中大。史瓦史東更指出,所謂情慾歡愉的一刻,最重要的的是它一定要真實,也就是說一定要讀者觀眾親身的投入才會感受得到,如此的一刻沒有重播,也沒有代替品。也就是說,抽離旁觀的讀者觀眾,永遠都不會感受到情慾的歡愉,沒有讀者觀眾的投入參與,文本本身不能達到色情的效果。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更認為引起讀者觀眾情慾的,不是文本裡所清楚描寫的,而是文本裡沒有寫得清楚的。也就是說若隱若現,若有若無的,才能令讀者觀眾想入非非,引至追求以至達到情慾歡愉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讀者觀眾投入參與情慾歡愉的追尋,一個文本才能有色情的效果。色情的元素是不能清晰地編寫在文本內的,這樣的話就消解了讀者觀眾追求情慾歡愉的欲望和參與,也就失去了色情的效果。所以文本本身是沒有色情或非色情之分的,而情慾的歡愉也是飄忽不定,難以捉摸。

如果循著羅蘭.巴特的思路,既然引發情慾的文本並不在於文本裡面所描寫的色情元素,而是在於文本內沒有描寫的,那麼管制文本內的色情元素到底對管制色情有多少效用?而既然情慾歡愉是肉體的追求而不是理性的追求,透過理性的立例管制,是否就可以有效地管制色情?色情是否可以管制得到?或者我們應該再問深一層,到底為甚麼我們要管制色情,透過管制色情,到底我們想要管制的是甚麼?

參考
Hall, Stuart. ‘Encoding/Decoding’. Popular Cul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dited by C. Lee Harrington & Denise D Bielb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Silverstone, Roger. ‘Erotics’, Why Study the Media?, Sage Publicatio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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