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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常生活建構文化身分
－有關文化身分的幾點討論
何慶輝
Stuart Hall提出建構文化身分可以從相同或差異兩方面出發。香港從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便開始與嶺南其他區域不斷產生差異，香港人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改變，這種對外的差異和內在相同性質讓我們建構香港人的身份。最初至現在的香港人文化身分建構都是基於「邊境邊界」的存在，香港人之間其實具有一定的差異，如何界定這些差異是否足夠分別我們是否具有一樣的文化身分，則往往是基於我們住在邊界的內或外，實際上更重要的是這邊界「內外」的人過去及現在經歷的文化、政治、經濟、歷史及社會發展有異，而令我們的日常生活有異。
如果我們期望要在香港歷史發展過程中尋找香港人文化身分，有幾點會是必須討論的。香港殖民地歷史可以用以作為建構文化身分的出發基礎，但同時也可以被視為絆腳石，其中一個原因是殖民地會將本土文化特質邊緣化。但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會是歷史學家如何處理歷史。殖民地史學家會記載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歷史，講述的是政府政策如何令香港成為經濟奇蹟，其實就等同於將本土文化歷史特質埋藏起來。可是在回歸前後的三、五年，出現大量愛國歷史學家，他們強調割讓香港是如何喪權辱國，回歸前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和回歸的歷程顯得國力的「恢復」等。這都不是以香港人作本位，記載的都不是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如果香港的歷史記載與追尋仍然是以大事作單位的，事件的獨立性令我們難以從歷史中尋找出香港人文化身分的半點提示。如果要以大事件如七一遊行作為建構香港人文化身分的切入點，那不能讓事件成為遙遠的過去時方來重新回憶重整，而要「打鐵趁熱」的將七一遊行的內涵與日常生活建立關係，讓這建構成為持續性的。
此外，單靠集體回憶，我們難以重新審視殖民統治帶給我們的創傷。這是因為重要的創傷都是在二次大戰前造成的，包括「原居民」在每次割讓時的出現、割讓初期英軍鎮壓「原居民」及英人對華人的不平等對待等。有的創傷更已經被殖民地政府治療妥當，例如戰後的貪污情況已被殖民地政府成立的廉政公署解決，此舉更成為港英政府在港重要的政績。可是我們的集體回憶很多時只能以戰後的香港為界，香港的集體回憶很有可能出現斷層，戰前戰後的彼此互不相同，我們根本難以單靠集體回憶而將過去的歷史完整的帶回來，用以面對殖民地歷史的疑難。
如果我們在這點進一步看，可以看到文化身分的建構與本土歷史的建構之間的互動，和政府官方對此的矛盾。香港博物館作為官方機構紀錄及展示香港歷史的機構，卻在館內的常設展中主要地設置街景等社會景象，以喚起市民的集體回憶，建構香港人的身分。一切事件如十九至二十世紀初賭博、娼妓合法化、省港大罷工等負面社會問題，都未有陳述展示，這些事件關係到當時港英政府的管冶不力、當時香港人對殖民地政府的不滿、以及中國社會引起對香港的社會不穩定。我們可以推論博物館希望避免影響中英港三方之間的和諧性，以及引致中英雙方政府尷尬，及維持博物館的立場及意識形態而作出此類史料篩選。雖然香港主權已經回歸中國，但是現時的整個特區政府在行政上是港英政府的延續，特區政府官員是以往的港英政府官員，對港英政府有一定的情意結，希望可以肯定殖民地政府施政的貢獻，在回歸前的香港經濟繁榮，社會政治環境日趨完善，港英政府「功不可沒」。同時官方為了建立對香港更有效的管冶，令港人加強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合法性的認同，建立香港人對中國及香港本土的感情，因此強調中國大陸在香港歷史的關係，導致博物館處於既要肯定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及貢獻，亦要淡化殖民地色彩的尷尬位置。其實從這方面亦表現了香港人的「拿來主義」及「圓滑主義」，順得哥情時亦不失嫂意。
要確實地找出，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感覺到香港人文化身分，則要從更著實的日常生活出發，而且這些生活要是長期持續的，使不同年代的香港人都有著相近的感覺，否則不同年代的人互相會感到「代溝」，這對整個香港人文化身分的構成有負面影響。也許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香港人之間所具有一定的差異，尤如香港島人與新界人在行為上都有一定的不同，從而出現所謂的「MK人」和「銅鑼灣人」，「MK人」就是那些喜歡染金髮但不補染以至頭髮一段黑一段金，他們還喜歡穿皮褸和很粗的金屬頸鍊或手鍊，態度粗魯；而「銅鑼灣人」就是那些能夠緊貼日本時裝潮流的人。這裏的討論不是要歧視什麼人，而是的確在香港人之間也有這樣的討論，特別是大學一年級的新生在突然面對來自十八區不同同學的時候。這些討論更告訴我們現在洞悉文化身分的差異時是以外在的衣飾等日常生活作準則。更重要的是這些討論都不在大眾傳媒明顯的出現，卻出現在互聯網上的討論區。
這點讓我們重新考慮，以往的大眾傳媒主宰香港人的文化身分建構，是因為七、八十年代的電視傳媒以至九十年代的電影在香港大受歡迎，戲中的人物膾炙人口，更重要的是這些電視電影傳媒在當時是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一部份。但電視或電影等曾經主宰著整個時代的傳體正受日漸普及的互聯網沖擊，主宰香港人的文化身分建構的不再是大眾傳媒或普及文化，我們因而要更宏觀的看日常生活，重新考慮更能代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麼。
最直接的日常生活必然涉及最貼身的衣食住行。除了食之外，住的方面會是比較具長期持續性而同時具地方特色的。為了興建方便及節省金錢，以福特主義角度興建俗稱「廉租屋」的公共屋村，使用的用料和設計都是接近一樣的，因而造就了相若的居住環境及鄰居的生活背景，雖然屋村之間會有一定的差異，但亦有一定的相近，所以同時造就了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此當無線劇集「阿旺新傳」播出湯盈盈飾演的阿好形象時，來自不同屋村的朋友都頓時覺得那是很地道的，很屋村的，那種親切感便湧上心頭。就是每條屋村總有一些行為神秘的鄰居，大家都很有好奇心想知那是怎麼樣的鄰居，卻有會對那鄰居有點怕，大家都會不斷的為那鄰居創作恐怖的故事。這裏的重點不在於電視劇的再現，而是實際上居住環境的相近。
雖然不同年代的屋村設計都有所不同。但是相同年代的「廉租屋」屋內設計差不多是一樣的，同時面積不大，所以要在屋村的居住環境內發展一套生活的模式，一套民間智慧，這套民間智慧在私人屋苑同樣適用。尤如我們無論去到那個屋村的那個單位，屋內的家具擺設都會是差不多，六、七十年代的一定會有一張摺枱及多張摺椅，到現在會是一張可以細變大的餐桌或多張可以疊高的椅。這種居住環境的一致性，跟街頭小食一樣，更能令居住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擁有共同的日常生活及集體回憶，建構出共同的文化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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