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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粹主義邏輯」定位 ― 回應許寶強與小西葉蔭聰雖然許寶強與小西就著民粹主義的討論，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話題，最初我本無意參與，主要的原因是香港報紙評論版的空間及「預期」讀者，令我擔心許多問題不能一時弄清，以我拙劣的寫作評論技巧，恐怕會弄巧反拙。不過，既然「文化研究@嶺南」提供另一個空間，另一群讀者，我相信，這片園地要比報紙空間要好得多，自由得多，所以，才膽敢說幾句話，而我相信，這裡的讀者也該較有耐性閱讀筆者沉悶的意見，以及回應提出的問題。 要深化討論許寶強提出的「民粹主義邏輯」與香港的問題，我以為，有兩項工作需要開展，第一，是經驗研究，即研究不同個案中，民粹主義邏輯的建構過程；第二是理論性，要疏理清楚「民粹主義邏輯」這個概念的理論基礎。前者，我自己也在做著相關的研究，整理後再跟大家分享，這篇文章，主要想稍為處理一下後者，即從理論方面提出少許意見。 民粹主義邏輯或理性（reason）是甚麼？ 許寶強在＜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及＜在反智的社會中強調「民粹邏輯」意味什麽？＞兩文中，皆以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On Populist Reason一書作基礎，界定民粹主義邏輯。然而，某程度來說，許寶強的野心要比拉克勞大得多，企圖推論出「民粹主義邏輯」各種可能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於是，亦有意無意間偏離了拉克勞原有的關懷。我建議，不妨先看拉克勞的關懷，再回頭看許寶強的論述。 拉克勞的新書雖然是關於民粹主義，但並不是要批評一種叫「民粹主義邏輯」的政治現象。相反，他認為，「民粹主義邏輯」不是清楚而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沒有特定社會內容（頁7），所以，他在書的開首回顧了不少「民粹主義」研究，包括不少個案及經驗研究，發現大家都莫衷一是，越說越混亂。拉克勞想提出一種假說，「民粹主義邏輯」是「銘刻（inscribed）在任何社群性空間（communitarian space）的運作」（Laclau 2005: x），是一種建構政治（the political）的方式（Laclau 2005: xi）。故此，許寶強提及的民粹主義邏輯的三個前提，能在任何社群政治的運作；用後馬克主義的語言說，這是統識（hegemony）的運作。 至於拉克勞是否認為某些「民粹主義邏輯」會可能產生某些特定的社會及文化後果（例如犬儒及反智），我不敢肯定，我至今還沒有看過拉克勞相關的論述。不過，不少研究或坊間討論對民粹主義作負面（pejorative）的標籤，他並不認同這是處理民粹主義的方向，因為他認為，這些標籤背後確認了一種行政權力的合法性，即一種免除「政治」的社群。 事實上，拉克勞關心的不是對「民粹主義邏輯」的政治含義，也不是要分析或判別它在政治上的進步性或反動性。相反，許寶強與小西不經意地走進了一種討論，即「民粹邏輯作民眾動員」是好還是壞，或準確地說，是有沒有潛在的壞或好後果。這跟拉克勞的關懷不一樣，因為，對他來說，「民粹主義邏輯」既不是特定意識形態，也不是一種某些人利用來「動員」民眾的技巧。也許，有人認為可以重新界定此為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技巧，然後再討論它潛在的好壞，不過，是否該在具體經驗性個案中討論呢？拉克勞的關注顯然是不同的，他指出，民粹主義邏輯是讓我們了解政治的本體論構成（ontological constitution）的途徑（Laclau 2005: 67）。如果把剛才提及的三個前提簡單化，就是這裡所說的本體論構成，包括論述（discourse）、統識與空洞能指（hegemony and empty signifier）以及修辭（rhetoric）。 當然，拉克勞的理論不是真理，但是，如果許寶強要根據拉克勞對民粹主義邏輯的分析，去討論它的後果，包括犬儒主義及反智，有兩方面需要補充： 1. 由於拉克勞的理論並不指向這種後果的分析，所以，即使許寶強認為不妨以拉克勞為起點，也需要更多的理論及概念，因為，「民粹主義邏輯」中的空洞能指本身，若按照拉克勞的用法，並不能導向儒犬與反智的結論。 2. 若有細讀拉克勞之前的著作，我們會明白他對政治本體論的關懷，出自兩個重要語境，一是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廣義的啟蒙主義政治）的解放論述及政治發展，一是當代西方民主爭議。因此，他要嘗試指出，解放政治及論述所訴諸的「普遍的（訴求）」（the universal），如何在當代民主實踐仍然是可能的（Laclau 1996a）。 以下我想就著這兩方面，再去考察許寶強的論述。 許寶強的「能指」理論 就第一點，許寶強似乎也明白，他的論述需要新的理論概念，但似乎還處於非常初步，這當然不應苛責，因為，報紙評論版幾篇文章，不能取代更細緻的概念及理論建構。不過，也可以在這裡點出一兩個需要深思的地方： 許寶強說：「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干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 首先，許寶強似乎是把「空洞的」能指與「含混的」能指等同起來。但是，拉克勞很早以前也指出了，「空洞能指」與「含混能指」是不同的（Laclau 1996b: p. 36），觀乎許寶強以上的一段話，所說的能指中介，應為「含混能指」（ambiguous signifier），大概是一種浮動（floating）能指。而「空洞能指」根據拉克勞所說，是意符化（或指涉）過程（signification）中的結構性不可能（structural impossibility），即意符化／指涉過程的界限之所以能明示，只能依賴它無法明示其界限內的內容。例如，在不少社會鬥爭中「人民」這個符號的界限，正是依賴於它無法說明其內容（以免篇幅過長，這裡不贅述，可參見Laclau 1996b）。 故此，許寶強的理論要成立，需要有別於拉克勞的「能指理論」，特別是含混能指，以及它與情感投資及理性討論的關係。而更值得深思的是，許寶強所說的「演練」，作為一個概念，似乎不單單是指涉／意符化過程，根據中文的字面意思，可能包含了「表演性」（performativity）及「實踐」（practice），因此，也許，需要更多關於這兩方面的理論補充。把它跟拉克勞的理論放在一起，似乎不易辯明。 許寶強的政治 以上的概念討論，雖然我已經盡量簡化，但相信要認真討論，也顯得繁瑣。但與第二點所討論到的政治問題有關，而政治的問題可能是更關鍵。 拉克勞以「空洞能指」及意符化／指涉過程，即符號學（也加上了拉康的理論）的理論概念，重新詮釋歐陸哲學由黑格爾以來的辯證法，即個別性（particularity）與普遍性（universality）之間的關係。拉克勞指出，這亦是解放政治及論述的基礎，例如，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鬥爭與全人類革命的關係，正突顯了解放政治論述基本結構，事實上，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共和革命鬥爭、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鬥爭及法西斯主義運動，我們皆看到當中的結構性關係。拉克勞的論述，就是要在解放政治面臨質疑與危機的今天，在當代西方民主爭議之中，重新強調普遍性政治訴求的可能性。 例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政治裡，普遍性認同不斷遭受質疑，個別性的身份認同冒現，「人民」的主體訴求還有沒有需要？有沒有進步性？有沒有可能？若以小西的保衛天星、皇后運動作例子，我們可以問，「本土」的訴求進步性在哪？而拉克勞以各種理論重新詮釋普遍性，正是要突顯個別與普遍之間的張力，即統識構成的動態過程，才是當代民主的真義，即「不穩定性」（precariousness）及「不完成性」（incompletion）。 拉克勞的政治計劃不是唯一的，故此，許寶強有權提出他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 projects），不過，他既然以拉克勞為討論起點，便有需要回答他的政治與拉克勞的政治分別在哪裡。例如，許寶強是否建議完全取消解放政治的「普遍性」？如果不是，「普遍性」在智性計劃中扮演甚麼角色？解放的意義是甚麼？如果是，那又會否困在「個別性」之中，而放棄統識的爭奪？停留在個別性中的政治，與利益集團式民主觀有何不同？事實上，即使是左翼陣營中，亦有人質疑拉克勞的統識政治，例如新無政府主義者（Day 2005）。故此，許寶強大可為他的智性計劃的政治意含再作進一步闡述。特別是我們身處不同的民主歷程，在制度上，與拉克勞論述語境最大分別，在於香港的形式民主架構仍然沒有建立起來，要討論解放政治的可能或不可能，或許需要補充或提出新的方向。 我提出以上這些問題及方向，並不是要對許寶強進行詰難。我只是想指出，我們要爭論的，該是這些概念、理論及政治問題，而不應落入「民眾動員」與「悶足二十年」那樣的對立，這對我們的社會投入（social engagement）沒有幫助，對辯論及溝通沒有益處；我想不到有任何理由要二者選其一，我相信，小西與許寶強也沒有此意，我們又何必讓討論停留在這個層次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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