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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的政治曖昧性 (The political ambiguity of “post-colonial”)李嘉言「後殖民(post-colonial)」是在80年代西方學術界繼「後現代(post-modern)」、「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等的「後」理論浪潮中湧現的術語。現在世界上大部份人也生活在殖民主義(colonialism)之後，因此「後殖民」也很「理所當然的(naturalized)」，一般被單一化區別(universalizing category) 與分割在殖民主義之外。在世界各地獨立聲中，「後殖民」也漸漸轉化成「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ex-colonies)」的政治環境統稱。廣義上，「後殖民」指在殖民時期之「後(after)」，尤其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它隱含著這些經過了西方歐洲白人中心，在地域上作政治及軍事統治的第三世界社會的黑暗時代要結束，走向自由獨立，美好光明的「後殖民」新紀元。當中「殖民」與「後殖民」的關係，往往被聯想成一種有因果關係的線性歷史觀。近半個世紀，抗衡殖民主義的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理論多不勝數，好像提供了很多不同角度（perspective）去論述有差異的後殖民社會情況。但 Ella Shohat卻認為後殖民主義雖然有多得令人暈眩的「多角度」理論框架表述，但卻失去了明確定位(positioning)去分析問題；忽略了在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地理政治(geo-politics)與文化方面審視，以致在迷失去向（disorienting），繼而隱藏了後殖民社會現實的問題。在不確定的時間與空間下討論，論述會反過來使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差異平面化處理，掩飾了現實與理論之間的矛盾性，甚至掩飾了當今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實行的「殖民種族政策(colonialist racial policies)」。後殖民的政治曖昧性可以用一條單向前進式的歷史時光隧道形容，概念所涉及的是時間空間性(spatial-temporality)的問題。那裡好像是一條只會「進步（progress）」不會倒退的「單向」時光隧道，被殖民者都在摸黑中經歷了受壓逼的殖民時代，傷痛的遭遇以為已過去，為此而雀躍歡呼。在「後殖民」那邊廂卻是晨光熹微的現在與盼望金光燦爛的美好將來到來的進步論幻像，但這種進步論卻充滿着矛盾。依歷史而言，美國、澳洲都是在18至19世紀間獨立，而大部份在亞、非兩洲的殖民地則分別在20世紀獨立。如果歷史是連貫的時間性組成，那麼，「後殖民」應以那個時間為起點計算？那個是首個後殖民社會？不同的後殖民社會之間有甚麼關係？如果「後殖民」書寫意指被殖民者作為主體，作抗衡殖民者的書寫，那在後殖民之「先」已存在的作品是否稱為「前」「後殖民」(pre-post-colonial)書寫？如果歷史是前進式線性發展的話，像美國雖宣佈獨立，但卻是由殖民國移入的歐洲白人繼續殖民統治的國家(settler colonial state)，那侵佔領土的「殖民主義」地域政治霸權並未因政治獨立而終止。「後殖民」的「後」，對美國白人的統治層是值得歡呼的，但對其他非白人美國人，如原住民的位置而言卻不一樣。「殖民主義」對原住民來說並未終結，他們仍受着外來者的各種剝削，那裡談得上為過去的慶祝。那只不過是歐洲白人在非歐洲領土上建立了新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已。而當中的原居民仍為自身獨立或確認性繼續反抗歐洲白人的霸權。當代後殖民情況在全球化橫掃下，往往忽略了其時間性(temporality)與位置(location)的多元可能性，以致對當今現存的問題，尤其是輕視了後殖民理論與當代反殖民（anti-colonial）論述之間的關聯，只當作是昔日既有的後殖民論述重覆着，而未能理解當中有差異的現實。其實「後殖民」這術語，並未能為在政治文化分析中填補了甚麼語言空間，也沒有讓原住民有太多的發聲空間，它只是靈巧地，自然化地變成了「第三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詞。對原住民來說，只是殖民主義換了一個宰制或統治的階層，不同的是，現在既受到第三世界的新統治層宰制，同時也受到第一世界多元國際集團的宰制。換句話說，現在的原住民變了第四世界的人被統治。歷史時間並非只有單一線性發展的，故此「殖民」與「後殖民」間不一定有句號，兩者間可以呈現成鱗片般有重叠的狀態，也可是打圈的狀態，線性歷史觀只會排斥了其他被殖民者的歷史，令其他人的歷史好像未存在過一樣被消聲。除了時間性的問題，「後殖民」還潛伏空間（spatial）的曖昧性。無論是白人殖民或是當地原住民都在「後殖民社會」下被編修（categorized）為相對於歐洲白人帝國中心權力而言的邊緣位置上，但這只會掩飾了當地白人殖民繼續向當地原住民或其他膚色的新移民所施行的「殖民種族政策」。因中心與邊緣的權力關係隨時可互換或浮動的，編修在邊緣的第三世界白人殖民，其實正正處於殖民地的權力中心，進行不同的種族政策，維持其權力中心位置。其實「殖民種族政策」沒有在獨立聲中間斷過，而編修卻會為第一世界帝國統治者在全球化眾多位置上的「新殖民主義」中成了低調處理政策的好方法。殖民地獨立後，所涉及的不只是地域政治的霸權（geo-political hegemony），還有是新世界的權力關係，包括民族與民族之間（between nations），也包括民族之內（within nations）不斷轉變的權力關係。如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便是英國，中國與香港三個不同民族之間問題。雖然香港現在都「被移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成了新中國的一部份，但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就存在著文化政治的差異。在英殖民時代，基於政治經濟利益問題，也基於歐洲白人以一種優越民族身份去「教化」屬次等的有色人種，這種白人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的理念下，我們都接受了西方教育與（一些）文化薰陶。我們讀到的都是由英國殖民者書寫的歷史，是殖民者對世界歷史的大論述，至於本土的文化與歷史一向都被否定甚至取消。所以我們在英殖民年代的歷史都是底層（subaltern）的歷史，不能發聲。（直到97臨近，文化界才好像甦醒過來，要取回書寫歷史的主體性，重寫本土與西方的歷史，各種本土歷史的小論述相繼生產。）當97年後主權移交中國後，本港統治層雖再不是由英國人擔任，換來是一班本土的精英階層和中國政治上的「遙距」操控，這些官員仍然是抱著殖民者的價值觀和思考模式，因此受統治的本土市民歷史與文化仍然是受新統治層的壓抑和輕視。近期保衛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事件正正是反映了某些本港市民對精英統治層漠視本土殖民地文化的不滿，而發起的運動。總的來說，我們雖然都活在同一天空下，但是各人的位置，處境也有相同但更有差異。殖民時代的過去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並非晨曦漸露，更多的只是“the morning after”，有如昨晚喝醉了，今早漸漸甦醒起來的狀態。後殖民的觀念必須置於歷史，地理政治與文化中加以脈絡化（contextualized）和審視，這也是文化研究常要強調的應有的分析問題態度。
參考書目： Shohat, Ella, (1992),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No.31/32, 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 pp.99-113,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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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關鍵詞彙
- 「後殖民」的政治曖昧性
(The political ambiguity of
“post-colon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