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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經濟奇蹟的香港故事: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歷史意義

馬國明

猶記得06年聖誕節前政府著手清拆天星碼頭,一群年輕人出奇不意地闖入地盤裡阻止工人清拆。政府出動警察清場後,鬼鬼祟祟地連夜拆去天星碼頭的鐘樓。政府的舉動被受批評,但闖入地盤阻止清拆的一群年輕人卻令人驚訝,他/她們的出現是突然其來的,這群人既跟現有的政黨毫無關連,亦非請願示威的常客;更出奇的是這群人不是採用在香港一般社會行動慣見的方式,一群人拉起橫額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不要清拆。他/她們乾脆闖入地盤,爬上推土機直接了當地阻止清拆。事後有著名時事評論員蔡子強以「新社會運動」來形客這群年輕人的行動。

阻止政府清拆天星碼頭無功而退之後,這群年輕人轉移陣地,進駐皇后碼頭,展開一場漫長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當蔡子強用「新社會運動」來形容阻止清拆天星的行動時,他的著眼點在於事情是突然其來;事情發生之前,香港的整幅政治光譜中完全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會有人反對政府清拆天星碼頭並行動起來阻止清拆,特首曾蔭權便氣急敗壞地頻說已按足程序做完諮詢才拆卸碼頭。「新社會運動」的說法是指在當今互聯網和流動電話的年代,一群年輕人可以即興地動員起來,出奇不意地跟當權者抗爭。沿用蔡子強的定義,漫長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不配稱為「新社會運動」,早在天星被拆之後,阻止清拆的年輕人便提出「重修天星、保衛皇后」的口號。在皇后碼頭停用後更索性進駐碼頭,實行長期抗爭。阻止清拆天星的行動是突然其來,但保衛皇后碼頭卻是預先張揚;如果前者是即興,後者則是深思熟慮。但「新社會運動」的名號用在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可能會更適合,雖然一如之前阻止清拆天星碼頭的行動一樣,長達八個月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未能令政府改變清拆皇后碼頭的計劃。一如天星一役,政府出動警察,將進駐皇后碼頭的人逐一抬離現場。表面上,保衛皇后碼頭亦同樣無功而還,但在香港歷史的史冊裡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卻是香港社會運動的一次重大里程碑。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新社會運動」,因為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完全脫離香港以往社會運動的軋跡。

香港的社會運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從關顧弱勢社群出發,行動時幾乎全是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另一類社會行動則是當事人自己組織起來爭取權益。無論是為民請命或是當事人爭取權益,行動的成敗往往在於能否爭取民意支持,像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便因為政府誤導民意,令行動無法爭取民意支持而一直未能逼使政府改變政策。因此在警察清場後,有個別報章的社評便以教訓的口吻批評保衛碼頭的人士入禀高院要求司法覆核的舉動將浪費億計的公帑,只會令市民不滿,不利於爭取民意支持保育的訴求。這類社評可以說是完全捉錯用神,保衛天星和皇后的運動並非一般為民請命的運動,更非當事人直接爭取一己的權益。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年輕人已一再強調,保衛碼頭的訴求不只在於碼頭的廢或存,而是要保衛碼頭所盛載的香港歷史(尤其是市民跟當權者抗爭的歷史)和碼頭所維繫的公共空間。運動當然不是與市民的權益無關,但卻不是一般市民即時可以理解的。像渡海小輪從天星碼頭開出最後一班渡輪的一日,五十萬名市民湧到碼頭送別和拍照留念:送別的人當中如果有半成人明白天星碼頭在香港歷史裡豐盛的意義,阻止清拆碼頭的人起碼會是數以千計,而不是數十計。一般社會運動都會有一個容易了解的理由用以爭取民意支持,像前線醫生爭取「同工同酬」便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去年阻止清拆天星的行動令政府有點措手不及,原因恰好為了行動並沒有一個顯而易見,人人都會立刻了解的理由。地政公務局局長孫明揚初時順手拿來為行動冠上「懷舊」二字,民政局局長何志平晚一點時間學曉用「集體回憶」來描述。「懷舊」固然是離題萬丈,「集體回憶」亦是錯漏百出。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是嶄新的,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歷史裡從來沒有的,局長們對運動的性質完全摸不著頭腦。到林鄭月娥新官上任後則簡單地為之冠上「保育」二字,並口口聲聲說要平衡「發展」和「保育」。林鄭月娥又說政府的政策必定要有延續性,之前孫明揚多次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既然「發展是硬道理」,平衡「發展」和「保育」的意思其實是說不能讓「保育」阻礙「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保育」二字不但不足以表達保衛皇后碼頭的訴求,還被政府的輿論攻勢打成是反對「發展」。奢談爭取民意支持「保育」的言論無非以香港以往的社會運動來審視嶄新的社會運動!

在香港,寫社評的作者起碼是年屆四、五十的人,難以擺脫以舊的思維模式來看待新的事物。批評保衛皇后碼頭人士申請司法覆核浪費公帑,不會得到民意支持的社評絕對是捉錯用神。司法覆核一旦勝訴便能阻止政府清拆碼頭,即使敗訴亦可以在過程中向市民解釋保衛碼頭的意義。入禀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一舉亦說明保衛皇后碼頭的人士既有勇、亦有謀,而且完全擺脫了香港整幅政治光譜裡都不能免除的「民粹主義」。在發展是硬道理的輿論攻勢下,不少市民支持政府清拆碼頭,因此到今日仍然沒有任何政黨膽敢站出來正式支持保衛碼頭的人士,擔心失去民意支持。政黨人士的擔心絕非過慮,但卻是短視。爭取香港早日實現民主的人士應該比任何人更明白,一旦實現民主,為民請命便告落伍。談到為民請命,不少人仍會記得杜葉鍚恩;她是香港一眾為民請命者的始祖,但她卻不熱衷香港的民主發展。今日不少為民請命者均支持早日實現民主,但既有民主又何須為民請命?全面普選一旦落實,為民請命者立即面臨轉型的問題。

另有報章的社評將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相提並論,這種論點在肯定保衛碼頭的行動之餘卻仍混淆了其性質,未能完全掌握行動和之前的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的分別。當年的學生運動提出「認祖關社」的口號,認祖就是認識祖國,關社就是關心社會;社評的作者認為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可以用「認港關社」四字來形容。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關社」就是關懷弱勢社群,進而為弱勢社群請命。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完全超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或所謂「火紅年代」的認識水平,當年提出的「認祖關社」很快便像希臘神話裡的Icarius,因為太接近火紅的太陽而熔掉。「認祖關社」以認祖先行,而所謂「認識祖國」其實是投入「偉大祖國」的懷抱裡,將一個極權政權誤以為是理想的國度,而且是近在咫尺的理想國度。「認識祖國」不但未有帶來認識,反而成了不加批判地接受「偉大祖國」的呼喚。在「認識祖國」做成的思想麻痺症下,「關心社會」亦變成只餘關懷弱勢社群這一具體而明顯的層次,至於要關心的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這樣的問題未免太高深了。問如何抗衡一個既是殖民主義也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樣的一個完全沒有現成答案的問題更顯得毫無意義,根本不會有人關心這樣的問題。所謂「火紅年代」頂多只是有熱而無光的年代,將當前的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拿來跟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相提只會混淆視聽。事實上,林鄭月娥便說自己也曾年輕,又主動透露自己也曾參與學運,積極「關心社會」。言下之意是說她是「過來人」,完全明白保衛碼頭的年輕人的訴求,年輕人不必多講,更不必堅守碼頭。林鄭月娥在一九八零年畢業隨即加入政府,她也可以算是屬於「火紅年代」,不知她會否因而有點優越感,但只有不知底蘊的人才會誇耀自己是「火紅年代」的。

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明顯有別於「火紅年代」開啟的關社運動,這一點已有不少評論提及,個別評論者更以「後物質社運」來區分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運動和先前的社會運動的不同。但其實不用起任何新的名稱,「本土行動」的成員朱凱迪在警察清場前的公開論壇裡已非常清楚地指出,保衛碼頭的原因在於碼頭和周圍的空間由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起一直是香港市民爭取民權的地方,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一方面是為紀念被壓逼的祖先,另一方面則是保留一段當權者不願人們提及的歷史。從任何角度而言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都不是關社二字所能形容,號召人們關心社會其實亦意味會人們可以選擇置身事外,不聞不問。而事實上,即使是在「火紅年代」,大多數的大學生正好選擇了後者。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其實是召喚一段原本被認定沒有多大價值,應該被埋葬的過去,並把這段過去帶回來讓人們跟它相認。就如那些批評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舉動妨礙發展的人一樣,人們可以選擇不跟這段過去相認,但卻不可能置身事外,不聞不問。情形好比有人有一天碰到一個宣稱是自己祖先的人,這人當然可以不跟他相認,但心裡總會有點疑惑,不可能置身事外。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年輕人恰好叫全港市民跟歷來在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帶跟當權者抗爭的人士相認,以他們作為香港歷史的列祖列宗。

保衛皇后碼頭的年輕人被抬離場後不久,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劉智鵬在報章上撰文,文章表示「歷史學界對皇后碼頭的遷拆並無太大意見。」劉智鵬自己的想法是:「皇后碼頭確實是香港最後六任總督登岸履新的地方,但並不因此就等於皇后碼頭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明報>>07815)劉智鵬是歷史學家,他比較關心「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是否足以躋身法定古蹟之列」。事情很清楚,以劉智鵬為代表的歷史學家對皇后碼頭應否遷拆的立場模糊,並無大意見,絕對不及一群年輕人鮮明,他們似乎還不能清楚肯定或否定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相反本土行動成員也是參與保衛皇后碼頭行動的成員周思中在回應劉智鵬的文章中劈頭第一句便指出:「天星皇后碼頭的行動,一直以來都是基於幾支大支柱」(<<明報>>07822)其中一支是「香港的歷史、身分和解殖問題。」如果「歷史學界對皇后碼頭的遷拆並無太大意見」,那是因為他們的眼光只限於「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是否足以躋身法定古蹟之列」。他們好像未有如本土行動的年輕人那樣從香港的歷史、文化身分或身分認同和解殖的問題來審視皇后碼頭。周思中的文章一再強調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不在於有多少任總督登岸履新,更不在於碼頭的建築特色,而在於「大會堂、天星和皇后所構成的空間,從50年代開始,便是香港人發展自強自重的公民人格的重要歷史現場。」當歷史學家對皇后碼頭的遷拆「並無太大意見」時,香港人發展自強自重的公民人格的一段重要歷史顯然被忽視了。這段重要的歷史既不見於殖民地歷史的論述,也不是殖民統治時期眾多認定香港是無根、缺乏歸屬感、缺乏公民意識的移民社會的學者所能理解和留意到的歷史。即使是今日,在繁榮安定、中環價值、發展是硬道理等的支配下,這段歷史和這段歷史的現場連歷史學家亦未有留意。

班雅明,一位不受歷史學家重視,甚至不被認識的思想家,指出歷史不是一堆堆過去發生的史實,而是一件又一件有待這個世代的人與之相認的事件。歷史因而是充滿種種錯失的機會、未曾兌現的承諾、幻滅的理想和失落的希望。在還沒有海底隧道和地下鐡路的年代,渡海小輪是連貫香港島和九龍新界的唯一交通工具,天星和皇后碼頭必須建於中環的核心地段。至於在碼頭旁興建大會堂則可被理解為殖民統治的稍稍退讓,為了在殖民政權的五指山底下建造一具市民大眾都能一起參與遊戲的玩具模型。但即使這樣亦足以在香港的心臟地帶形成一處罕有的公共空間,而香港的市民亦幾乎立即以這處空間來爭取權益,進行抗爭。但這段可貴的歷史不但不受歷史學家重視,連聲稱為民請命的政治階層亦毫不認識。當政府為拆卸天星碼頭進行諮詢時,香港的整個政治階層並無異議。若非突然冒出一群敢於與權力機關抗爭的年輕人,這段香港市民利用香港心臟地帶罕有的公共空間作出抗爭的歷史便會隨著碼頭的瓦礫而永埋地下。即使今日,即使「本土行動」的年輕人進佔皇后碼頭長達八個月,即使他們將過去的一段歷史帶回來要這個世代的人相認,但這一段歷史有若風中的殘燭所照亮的畫像,一瞬間又被愚昧、無知和黑暗吞噬。事實上,「本土行動」的一群年輕人現在已被香港的主流媒體定性為「保育人士」,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則列出多項「保育」計劃算是拆卸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補償。「保育」的對象一般是歷史學家認為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在香港的環境裡則不外是中國歷史或殖民地歷史的大論述所確立的歷史價值,因此才會有「歷史學界對皇后碼頭的遷拆並無太大意見」的語句。「本土行動」的年輕人絕對沒有興趣當這種「保育人士」,雖然他/她們一再申明,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是為了保留一片殖民地年代已有市民敢於跟當權者抗爭的公共空間,但香港的主流媒體以致大部份時事評論者並不明白行動的真正意義,只能以一頂「保育人士」的帽子戴在他/她們的頭上。

歷史因而是充滿種種錯失的機會,還記得一群年輕人出奇不意闖入已圍上圍板準備拆卸的天星碼頭時,社會上的輿論不但沒有責備,反而因為他/她們做了一件很多人認同但卻不敢付諸行動的事而紛紛稱他/她們為一群年輕闖將。後來這群事前並無任何組織聯繫的年輕人成立了組織鬆散的「本土行動」,並漸漸明確地表達他/她們的訴求和想法。但他/她們亦因而不再是一群突然冒出來、令人驚訝的年輕闖將。對香港的主流媒體而言,報導他/她們的動向和想法不再是吸引好奇的讀者的新聞。整個政治光譜的政治階層則不明白或有意無意地忽視這群年輕人,行政和立法會成員曾鈺成更在電視節目中嘲笑這群年輕人的想法過於深奧,不是市民大眾所能明白。諷刺的是曾鈺成和已貴為民政局局長的親弟曾德成年輕時正好是敢於跟當權者抗爭的人士,被曾鈺成嘲笑的想法無非是要將香港市民敢於跟當權者抗爭的事蹟納入香港歷史的脈絡裡。正如資深時事評論員吳志森指出,「本土行動」的一群年輕人是要尋回香港的歷史。然而他/她們的努力被號稱「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肆意踐踏,又被曾鈺成之流的政客嘲笑,更被整個政治階層漠視,這一切不單是「本土行動」的一群年輕人的挫折,更是整個香港社會一次錯失的機會。

香港的殖民統治長達個半世紀,雖然在這段悠長的歲月裡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聯繫從未完全間斷,但香港歷史的軋跡跟中國大陸並不盡同。起碼當中國大陸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躁狂時,香港不但獨善其身,而且在出口導向的政策帶動下,經濟開始起飛,英國殖民者後來便以此來宣揚由漁村變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奇蹟作為香港歷史的大論述。在這套論述的支配下,香港的市民大眾自食其力,掙扎求存的事蹟被淹沒。今日當這個世代的人紛紛以絲襪奶茶、菠蘿包、蛋撻等作為本土文化的標記時,卻找不到任何文獻讓人們明白這些文化標記是怎樣在香港的土壤裡孕育和成長的。

另一方面,自從上世紀的八十年代,當中國大陸漸漸從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恢復過來而打算收回香港以來,一套中國歷史的大論述便也套在香港身上。香港從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之類的論述掩蓋了香港在殖民年代的不同歷史軋跡,「一國兩制」的權宜之計則被宣揚為充份照顧了香港現實的天才設計。即使香港的歷史經驗和社會體制跟中國大陸明顯有別,但在「一國兩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政治保險底下,香港理所當然地要跟中國大陸的歷史軋跡重新接上。從中國歷史的大論述而言,收回香港主權正式結束列強入侵的百年屈辱。從中國歷史的大論述而言,香港的殖民統治歷史是一場已經過去的惡夢,香港的歷史從此走上康莊大道,香港市民則從此永享安定繁榮。

在殖民地統治者的論述裡,香港的歷史無非是由平凡的漁村搖身一變成為令人讚嘆的經濟奇蹟的故事。到目前為止,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完全沒有任何反駁或修改這種殖民統治的歷史論述的意圖,反而不斷重覆經濟發展才是香港最急切要做的事。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似乎同意香港的歷史就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接下去的事就只是延續這個經濟奇蹟的故事。即使出現五十萬人走到街上抗議的事故,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依舊認為經濟的問題才是人們走到街上抗議的主因。對殖民統治者而言,經濟奇蹟的故事足以抵銷殖民統治的任何不快。事實上,即使香港市民大眾對殖民統治者留下的大量財政盈餘不致心存感激,但因著外匯儲備的耀眼數字,殖民統治除了是國家民族的百年屈辱之外,好像沒有別的值得批評的事情了。

如果歷史學家對皇后碼頭沒有太大意見,如果曾鈺成之流的政客對「本土行動」的想法感到太深奧,那是因為他們認同殖民歷史只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本土行動」的年輕人卻提出另一種想法,市民大眾在殖民統治的歲月裡敢於跟當權者抗爭、爭取權益的事蹟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確是「新社會運動」,之前的社會運動全是為市民大眾或當事人自己做點實事,書寫歷史的事永遠留待後人。「本土行動」的年輕人卻要求現在就馬上重新書寫歷史,起碼要保留一種有別於經濟奇蹟的故事的歷史現場,讓這個世代的人可以書寫一種不是經濟奇蹟的歷史。這種想法並不深奧,但影響卻深遠。到目前為止,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十分樂意讓殖民統治的歷史說成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在經濟奇蹟的論述下,香港的市民大眾似乎對殖民統治並無太大的意見。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只要延續經濟奇蹟的故事,香港的市民大眾或許同樣會對類似殖民統治的獨裁統治沒有太大意見。重新書寫香港的殖民歷史,尤其是把市民大眾敢於挑戰殖民政權,爭取權益的事蹟寫入其中,經濟奇蹟的故事不會再那麼動聽,延續故事亦不一定可以讓市民大眾繼續容忍獨裁的統治。

因此,曾鈺成之流的政治階層對「本土行動」的想法冷嘲熱諷並不為奇。奇怪的是整個民主派陣營對「本土行動」的想法和主張基本上抱著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實在令人失望。民主派陣營致力爭取早日實現全面普選,的確香港若能實現全面普選,不但是香港歷史的重要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國歷史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實現全面普選須要香港的宗主國中國首肯才能成事。香港回歸已經十年,在這段時間裡,中國政府的官員反覆強調的是發展經濟,從來沒有提及實現全面普選。以中國目前的「國情」而言,中國政府無力亦無意實行民主,即使讓香港這塊彈丸之地首先實行民主也擔當不起。因此爭取早日實現全面普選是一個遙遠的路程,當然民主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必須奮力爭取才有望成事。恰好因為須要奮力爭取民主,早日實現全面普選,民主派陣營更應熱切擁抱「本土行動」的想法,接受年輕人的邀請,跟殖民統治年代已奮力爭取權益的一群被壓迫的祖先相認。殖民統治的政權和中國大陸實行多年的一黨專政有一種家族相似的關係,情形有點像韋伯筆下的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那樣。民主派陣營本應把握「本土行動」的一群年輕人的出現,跟殖民統治年代已奮力爭取權益的一群被壓迫的祖先相認,並進而改寫香港的殖民地歷史。

全面實現普選其實也是要改寫香港的歷史,但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確是自己寫歷史,問題是不自覺這樣做。全面實現普選須首先得到宗主國的首肯,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大陸和昔日的殖民政權沒有實質的分別,民主派陣營爭取全面實現普選的目標已因而要被迫押後,變得十分被動。「本土行動」的一群年輕人的出現對民主派陣營而言原是天賜良機,藉著這次機會民主派陣營原本可以改寫殖民統治的歷史,在經濟奇蹟的故事裡寫下那些被壓迫的祖先爭取權益的事蹟,寫下那些市民大眾在艱苦的環境下自食其力的驕人成果。殖民統治者述說的經濟奇蹟,當然將一切榮耀歸於殖民統治期間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高效率的殖民地官員、高明的殖民地積極不干預政策等等。殖民統治的壓迫則隻字不提,市民大眾的辛勞成果被當成是可有可無。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自信殖民統治者做到的,他們也可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他們對殖民統治者說的經濟奇蹟全無異議,只要延續經濟奇蹟的故事,榮耀便會歸於中國的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一如殖民統治時期,統治者以其高明的政策而成了行經濟奇蹟的主角,札鐵工、清潔工、護衛員、售貨員等市民大眾的辛勞在經濟奇蹟的故事裡全都成了可有可無,隨時可以由別人替補的臨時演員。

民主派陣營漠視「本土行動」的一群年輕人的出現,錯過改寫香港殖民歷史的良機。民主派陣營顯然不明白所有統治者都是之前的統治者的繼承人,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和殖民統治者是一脈相承的。在整個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中,中國方面不斷強調談判純粹是中國和英國兩方面的事情,不能出現所謂三腳凳的現象。意思是指談判雖然關乎香港的命運,但只能由中、英兩方面磋商,香港的新舊宗主國完全足以覆蓋香港社會的所有階層,新舊宗主國的恊議才最能代表香港的利益。的確即使到了今日,香港的街頭已難得一見小販的踪影,但由食環署掛起的牌扁仍然可以在一些地方看到,牌扁寫著:「光顧無牌小販,危害健康、損市容。」這樣的牌扁早在殖民年代已到處豎起。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裡,香港的街頭到處都是小販。期時香港的經濟仍未起飛,市民大眾生活艱苦,充當小販是市民大眾自食其力的一種出路。當時尚未成立「一見小販便拉」的「小販掃蕩隊」,滿街的小販由在街上巡邏的警察發落,而當年的警隊盛行貪污,只要疏通街上的巡警,做小販在街頭擺賣不失為升斗小民養妻活兒的求生方法。不過,就如國內的城市曾經滿街乞丐是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度出現穿崩一樣,香港的街頭一度滿街小販的現象則是經濟奇蹟故事的穿崩。另一方面,滿街小販亦考驗殖民地年代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既是積極不干預,小販們便理應可以在香港的街頭自由做買賣。當然大企業、大財團才是積極不干預的受惠者,殖民統治者亦果斷地成立了專門捉拿小販的所謂「小販管理隊」,並且訂立極其嚴苛的法例,但凡被判有罪的小販,他的貨物和謀生工具一律充公。小販有甚麼罪?不過是阻街和無牌售買吧了,違例泊車同樣是阻街,而且阻的範圍更大,但法律卻絕對不會訂明要充公車輛。殖民統治者絕非善男信女,只是香港社會像被人當股票般買賣,由一個宗主國轉到另一個宗主國的手上,即使是回歸十年仍未曾試圖面對殖民統治的種種問題。加上在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期間,中國似乎只要可以順利收回香港,對保留殖民地制度並無太大意見。事實上,中國和英國經過多番磋商後終得出維持殖民地年代的制度不變是最能顧及中國、英國以致香港的利益的結論,因此才會有殖民統治名義上已在十年前結束,但對殖民統治的反思卻仍未開始的怪現象。

小販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對待深刻地道出這種怪現象背後是一幅香港社會背棄自己的養娘的寫照;現時在香港的各個領域佔據著重要職位,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戰後嬰兒潮一代在長大時正好是香港滿街是小販的年代。小販當中大多是販賣各種美味熟食的小販,他們又大多是無牌小販。戰後嬰兒潮一代絕少會有人不曾光顧在香港街頭擺賣的無牌熟食小販,這些到現在仍舊被形容為「危害健康、損市容」的無牌小販可以說是戰後嬰兒潮一代的養娘。戰後嬰兒潮一代大都成了中產階級,甚至成了有頭有面的人物;他們高舉法治精神,擁護香港核心價值,但卻忘記自己長大時的養娘,任由現在的特區政府承襲殖民統治的惡習繼續迫害小販,充公他們的財物。殖民統治是將一個外來政權強加於某一地方,當然會排斥當地的一些人和事。小販是香港社會的低下階層,但他們卻不是今日香港的清潔工、護衛員等低收入人士;後者的工作不但待遇可恥,而且完全不能自主,即使是工作的一些細節亦必須聽命於管理層。小販是自僱人士,工作的地點則是香港的街頭,他們的生存之道首先是要在沒有市場調查的協助下準確地掌握街上的人群的喜好和需要,售賣熟食的更要人們克服衛生環境不理想,吃起來又不太自在的重重障礙。熟食小販們因而必須有某些過人之處才能夠生存,但這種過人之處不在於小販的個人因素,而在於小販和香港街頭的特殊環境融在一起的特質。熟食小販的過人之處首先在於售賣一些必須在街頭露天環境烹調的食物,像烘蕃薯、魷魚等必須燒炭的食物便是小販們的專利。即使是雞蛋仔、格仔餅等原則上可以用電爐烹調的食物,在街頭露天環境改用炭爐時,烘烘的烈火配合源源釋出的香味,實在令人無法抗拒。就像任何與環境融在一起的生物一樣,小販們既利用了香港街頭的環境,亦為香港的街頭平添了某些此時此處才能一見,才能嗅到,才能品嚐的事物。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不斷美化香港的城市面貌,吸引遊客,加強香港的競爭力。但只要妥善管理,小販的存在只會令香港的街頭更多釆多姿,絕對不會像食環署的牌扁所寫的那樣損害香港的市容。烘蕃薯的小販那個由人家掉棄而改裝成為火爐的大圓桶何其標緻,像大集團的標誌一樣,遠處望見便知道有剛出爐的烘蕃薯出售。事實上,售賣不同食物的熟食小販都有其鮮明的形象或精巧的法寶。多年前賣白糖糕的小販將白糖糕做在一個大而淺的竹筲箕背面然後安放在經過特別安裝的單車的前端,小販則威風凜凜的站在單車的座椅旁。賣牛雜的不停地開合手上的剪刀,面前的一盤牛雜則不斷釋出牛雜的香氣。賣煎釀三寶的則將其車子改裝成集櫥窗、儲物、廚房三合一的精考設計。體現在小販們身上的是香港的勞苦大眾自食其力,奮力掙扎求存之餘還形成了各種生活智慧和機靈精巧的生活技藝。但由殖民時代到現在據說是港人治港的年代,體現在小販身上的各種可貴之處都被忽視,而小販本身則繼續受到無情打壓和不公平的對待。這種情形恰好是因為殖民年代到回歸十週年的今日,香港社會依舊被同樣的線索牽引著。

眾所週知,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便實行一套高地價政策。土地是稀有的商品,出價最高的才可以據為己有。在殖民時代裡,這套高地價政策直截了當,既可帶來可觀的收益,亦省卻了施政者的不少麻煩。殖民者對香港不會有任何願景,土地應如何使用亦因而沒有一些易於了解和運作的原則,價高者得的土地使用方法便成了最方便的做法。然而這種看似簡單方便的做法卻嚴重扭曲了香港社會,發展商以高價投得地皮興建樓宇時,當然會想盡辦法擴大樓宇的地積比率;香港的樓宇密度位列世界前列除了是因為地少人多之外,更因為巨大的經濟誘因。樓宇密度高,街道當然狹窄,街上的行人卻不論時候都會多。跟其他大城市相比,在香港的街道上行走毫不舒適自在。不要說專誠到香港觀光的外地遊客,就連居於香港的人都經常選擇一處高點,居高臨下俯瞰香港,而不會選擇在香港的橫街窄巷穿插。從太平山頂、國金或中銀大厦頂樓等高高在上的位置俯瞰香港,香港的街道不過是高樓大廈之間的少許罅隙,當然不會見到街上的景觀。殖民統治扭曲了香港的城市風貌,香港的橫街窄巷是市民大眾在香港安身立命的所在,香港任何一條富地道色彩的街道,由深水埗的鴨寮街到灣仔的喜帖街都是因著市民大眾奮力謀取生計而積累而成,可以說是香港的五臟六腑。但從高處向下望,這些街道的景觀都只會緣慳一面,見到的就只是中環的高樓大廈;這些高樓大廈卻是在任何一個大城市都會看到。在殖民統治的扭曲下,不論是外國遊客或香港自己都只曉得以中環的高樓大廈當作香港的表徵完全漠視香港的街頭景觀。近年推行的市區重建更肆意剷平香港的橫街窄巷,政府方面完全不明白一些看來其貌不揚的橫街窄巷卻是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升斗市民打從殖民地統治年代的艱苦歲月裡掙扎求存的居所,這裡不單佈滿各種升斗市民的生活印記,還孕育出多種讓小市民活得舒適一點的物質環境和地方風味。

香港的主流媒體稱「本土行動」的年輕人為「保育人士」,但他/她們多番強調他/她們致力保衛的是一段被漠視的歷史的現場。他/她們其實是要改寫殖民地的歷史,他/她們的努力雖然保不住天星和皇后碼頭,但一些年輕人受到啟發已將目光投在另一段被漠視的歷史的現場。這正是市民大眾在香港的街道奮力謀生的歷史,灣仔太原街、交加街的市集則是這段歷史的現場。香港的一些年輕人已意識到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並非只是一個令人嘖嘖稱奇的經濟奇蹟的故事,還有其他發自市民大眾的故事,然而香港的整個政治階層卻似乎還未有察覺!當然像自由黨和民建聯等代表建制勢力的政治階層只會著眼於香港是個經濟奇蹟的故事,對改寫香港的歷史不但不感興趣,更絕對不願意。但連民主派陣營也對改寫殖民地歷史一事不聞不問,情形便令人既詫異又失望。回歸十年以來,民主派陣營一直被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者孤立,曾蔭權更厚顏地說甚麼「親疏有別」。在殖民統治年代,香港頂多是個所謂「有自由、無民主」的社會;回歸十年以來,市民大眾要不斷警惕才不致令自由受損,但民主仍是無期。單從這方面看,香港社會仍是停留在殖民統治的年代,民主派陣營致力要為香港社會豎立新的里程碑,但卻受制於收回香港主權的統治的孤立政策。著手改寫殖民統治的歷史,放下身段跟一眾敢於跟統治者抗爭的受壓迫的祖先相認,並戒除「為民請命」的心態,轉而確認小販等升斗小市民不但是香港嬰兒潮一代的養娘,而且是香港本土文化的泉源,民主派陣營才有望扭轉形勢。於一九四零年為了不致落入納綷黨的秘密警察手中而自殺身亡的思想家班雅明在其遺作中寫道:「所有統治者都是他們之前的征服者的繼承人。」(Thesi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VII)只有改寫殖民統治的歷史,民主派陣營才有望突破殖民統治者的繼承人的孤立。只有改寫殖民統治的歷史,香港才能擺脫殖民的統治,才有望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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