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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的文化政治

引言
在中國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文化當中,沒一個節日,直至今天,仍能以故事、傳說、文字、學生讀本,甚至以歌舞劇、電視連續劇,來表現他的「民族愛國」意義及價值系統,這個節日便是我們很熟悉的「端午節」。

端午節是「中華民族」一個積累了千多年的巨大記憶來源,可以令我們想起過去度節的情景和有關的傳說,例如紀念屈原、扒龍舟、游龍舟水、食粽 (\)等等。端午節既有遙遠的故事來源,又有被「中華民族」選定的傳說和神話式的論述,二千多年來被轉化為歷史傳承,成為民間四大傳統節日之一。但是這個老傳統,在不知不覺間,在近代和今日稱之為後現代的社會,竟以各種不同的文化手法呈現,成為團結「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時至今日,更被稱為促進體育和全球化的一個節目,資本主義者亦利用這一節日來增加商機。

在「文化研究中的歷史」課程中,馬老師引用班雅明對歷史哲學的理論,指出:「節日的意義代表回憶,是要把過去的東西帶回來,而不是讓他流走。但是今天我們生活在節奏急促的全球化大都市中,大家都認為明天會更好,使我們忽視過去」。故此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端午節在歷史中的呈現,以及歷史如何嵌入在傳統、記憶、懷舊中的意義,從端午節及當中引伸的活動,分析它如何反映歷史觀感和形成龐大的價值系統過程。

1.    端午節的歷史呈現
中國農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據說源於遠古的周朝,是當時仍末納入「中原」的南方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的活動。自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原」後,至漢朝末年,端午節才逐漸演變為民間的節日。但當時仍以惡月惡日驅避五毒說為主導。再過數百年,在唐、宋朝代開始,「中國」理念較為明確了,漢人大量南遷楚越之地,在南北文化交流下促使全國節俗趨向統一,始有「炎黃子孫」的華夏民族之說。從這時起端午節才逐漸與屈原拉上關係。

在唐代,詩人文秀作了一首七絕詩,名為:《端午》,「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這首詩出現後,令端午成為紀念屈原的文本,冤臣屈原成為民族英雄,端午節原本的意義被標準化了。過去端午節以紀念春秋末期吳國大夫伍子胥、紀念越王勾踐和東漢孝女曹娥等傳說被壓抑了。端午節祭屈原似乎形成了共識,成為主流,並在中國各地流傳起來。直至今天,在中國大陸,不但在漢族地區如此,在少數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陸如此,在香港、澳門、台灣,甚至在國外的華裔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說,屈原的傳說戰勝了其他所有的傳說,成為了端午節俗的「霸權」話語。

2.   解構端午節的歷史價值系統形成
對於歷史,班雅明有這樣詮釋「歷史與過去發生的事情,重要性不在乎事情的本身,而是在乎我們現在能認識多少。如果現在不能從過去的映像裡找到切身利益所在,那麼過去的映像也會從此消逝」。(馬,199839)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一回事,過去的傳統沒有可能清楚瞭解。要找尋真理,首先要處理的,便是澄清歷史觀念是什麼一回事。

2.1    屈原的故事
屈原339B.C.~278B.C.,戰國末期楚國人。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官至三閭大夫。懷王二十四年,秦楚訂下「黃棘之盟」。楚國歸順秦國後,屈原失寵並自我流放,在頃襄王二十一年278B.C.,秦將白起攻破郢都,楚國滅亡。不願當亡國奴的屈原便在五月五日的端午節,於汩羅江投江自盡。這個故事當時並沒有記載在史冊中,只在楚地以說故事的形式在民間流傳。

直至百多年後的西漢時期,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將上自黃帝下至漢初共計三千多年歷史,在各地流傳的民間故事,編修為《史記》。他在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中記載了:「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然後懷石投江自盡。在《史記》中所載的屈原與漁父對話,可以很清楚看到屈原是不滿他被楚室冷落排擠和被邊緣化,於是發出「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句既有批判性又具顛覆的話語來控訴封建王朝。

2.2   端午與屈原在古代的歷史價值系統產生
當《史記》被納入正史,經歷無數年後,在唐宋期間,「中國」經過五胡亂華、金人侵宋等「國難」,「漢人」的民族想像慢慢地被凝聚,端午與屈原開始被體制化和結構化了,屈原的歷史價值系統便產生起來。端午節的故事成為「漢人」熟悉的「神話」。在文化研究理論中,Raymond Williams在《關鍵詞》中認為,「神話」被指是一個具有普遍共同的意涵,一個虛假的信仰或敘述。

在班雅明的歷史觀中,神話意識可以與歷史意識作一對比,歷史意識是代表人類思維的一個突破。若果再延伸引用羅蘭・巴特的《神話學》中的一些觀點:「神話如果可以發生作用,那是因為它符合讀者的期望,人不關心神話是真是假,而是關心它有用無用;人依其需要進行去政治化的言談」 (巴特,1999204)。按羅蘭・巴特的《神話學》解釋,端午節這個節日紀念什麼和是否紀念屈原,真與假其實都不重要,端午與屈原在歷史價值系統所產生的「去政治化的言談」,才是精粹。綜觀中國千多年來,歷次改朝換代,各朝統治者,例如秦滅楚、蒙古人的元朝吞金滅宋、滿清取代李自成消滅的明朝等等,在「異族」統治下,封建皇朝鼓吹「蒙漢」、「滿漢」都是一家,本來與蒙滿二族並無淵源的端午與屈原,仍納入民間重要傳統節日,端午與屈原的歷史價值便是這個「去政治化的言談」,用以緊扣著外族對漢人的權力和管治。

2.3   端午與屈原在民族主義者下的歷史契機
在封建皇朝時代,端午節被去政治化了,成為統戰的工具。在班雅明的《歷史概念命題六》,班雅明指出歷史地描繪過去並不意味著「按它本來的樣子」去認識它,而是意味著捕獲一種記憶,意味著當記憶在危險的關頭閃現出來時將其把握。這個情況正如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數千多年的中國帝制後,建立由中華人民組成的「中華民國」,在「國難」當前時,民族主義者再活化利用了這個歷史契機。

被毛澤東贊揚為「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的聞一多先生1899—1946),在他著名的《端午考》及《端午節的歷史教育》兩篇文章中強調端午與屈原之死相聯繫,並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民俗的附會。他認為,這種有所附會的民俗節日,在科學上是一個「謊」。端午起源於屈原投汨羅江自殺,是不可信的。聞一多指出,屈原只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詩人,在他死後,中國人還要把他的名字嵌入一個原來與他無關的節日堙C端午節的習俗,完全是從當時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的。端午節與屈原的歷史意義重新被虛擬化結構起來。

這個虛擬的民族想像,在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理論中,Anderson指出各種民族依據其自身的性質,所有意識內部的深刻變化都會隨之帶來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敘述就從這樣的遺忘中產生。年復一年,在經歷過青春期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之後,便不可能再記得童年時期的意識了(Anderson193)

屈原本來是一個批判和顛覆楚室的棄臣,是屬於吳越的楚人,並非「中原」族人。但楚被滅國後逐漸被漢化了,逐漸成為了漢民族想像的象徵體。這正如Anderson以中國為例,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便是用民族來自我界定,通過這樣的做法,這些革命札實地植根於一個從革命前的過去繼承而來的領土與社會空間之中 (Anderson2)。雖然「盡管在每個民族內部都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個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Anderson7)

聞一多認為端午節與屈原是一個「謊」,是從當時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的。Edward W.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指出,在某一個時候,文化積極地興民族或國家聯繫在一起,從而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而且時常是帶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義。文化這時就成為身份的來源,而且火藥味十足。文化成為了一個舞臺,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力量都在這個舞臺上較量。

這個見解可見在19421月的抗日戰爭期間,被稱中國抗戰的文化領袖郭沫若,在當時國民政府駐地的重慶「陪都」,將屈原投江的一天所發生的故事,編寫了五幕《屈原》歷史劇。他在《屈原》歷史劇的〈雷電頌〉有一段獨白:「風!你咆哮吧!你咆哮吧!盡力地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著了,都沉在夢堙A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該你咆哮的時候,應該你盡力咆哮的時候」!郭沫若巧妙地借用了屈原的記憶想像,借題發揮地對蔣介石在「國共合作」下仍對共產黨進行軍事打壓表示不滿,並藉屈原的民族想像來號召民眾進行抗日的民族大義。

當端午節從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原是遠古時代圖騰祭的龍舟賽,成為祭屈原投江的象徵符號後,近代又成為華人「尋根問祖」,寄託對故鄉情思的一種表達方式。例如在澳洲、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地區的華人團體,在端午節的月份亦有龍舟活動。甚至在去年(2006)611日,在中國「岳陽(汨羅江)國際龍舟節」開幕式上,台灣的余光中教授帶領30萬民眾,集體朗誦他專為此次活動創作的《汨羅江神》,他大聲疾呼:「兩千年後,你仍然待救嗎?不,你已成江神,不再是水鬼;待救的是岸上淪落的我們」。這首詞明確的表征著余光中並不「按它(端午)本來的樣子」來祭屈原,而是借祭屈原宣泄他對兩岸政局的不滿。這種借今喻古的方法,令屈原成為歷史上一種需要捕獲的有用記憶。

3   端午節與全球化及地區利益
自從中國解放後,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很多民間傳統節日被打倒和被批判,端午節的傳統假日由五一勞動節取代,龍舟比賽基本上被禁制了。相反在殖民地的香港,端午節與龍舟比賽仍然成為傳統節慶。但是當中共國力逐漸強大後,傳統的端午賽龍舟活動恢復過來,並稱為「龍舟文化」。由於是「文化」可使活動擴展到全球許多地方。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英國、俄羅斯、美國等國都擁有了龍舟競賽。但是今天的賽龍舟,已不是遠古的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的活動。端午龍舟的意義,從民族利益轉化為凝聚全球炎黃子孫的動力。

研究香港本土人類學的廖迪生教授,他祖輩世居大嶼山大澳,是當地的原居民。大澳是香港四大漁港之一,數百年來,大澳都有龍舟競渡比賽。廖迪生以人類學的角度嘗試重新演繹龍舟活動,他認為龍舟活動在中國眾多的節日中,歷代的帝王已「正統」論述為「宣揚國家認許的忠君愛國情操」。在過去數十年,香港政府關注的是香港的國際社會地位、香港如何與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發生關係。因此使龍舟競渡變成一項體育活動,其後有「國際龍舟邀請賽」,端午節變成了促進體育和全球化的一個節目。(廖,2006202)

4.1   端午節與香港的國民身份
從歷史上看,有學者認為,香港自開埠以來,香港華人在身份上擁有殖民地下的「順民」和「炎黃子孫」的雙重身份。香港人的民族相像,如前新華社駐香港社長許家屯指出,大部份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愛國,但他們所愛的國家和大陸所指的不同,他們愛的是「中華民族」 (黃,2002)。由於香港人擁有雙重身份,所以很多屬於「中華民族」的傳統活動亦在香港舉行,但是這些節日的傳統話語,已被「順民」們有系統地修正了,很多屬於節日功能的真正意義被遺忘了。

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香港殖民政府為了表現殖民者至高無尚的權力,恩賜福澤與「順民」,故將端午節列為公眾假期。在端午節當天,在港島赤柱、筲箕灣、九龍的油麻地、新界的大埔、屯門等地,都舉辦大型的龍舟競賽,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市民前往各地,在烈日酷暑下觀看比賽。而各區的龍舟比賽和頒獎,必須由代表殖民政府的港英官員主持。如果該區當年由港督主禮,電視台便會直播這場賽事。其他各區亦必定由其他各級的港英官員,例如輔政司、三軍司令、民政司、政務署長、地區專員、警察指揮官等到場主禮,端午節被視為「官民同樂」的節日。

但是,我們都知道屈原是因楚國被秦侵略滅亡,屈原不甘當亡國奴而投江自盡。如果如廖迪生所說,端午節被歷代的帝王「正統」論述為「宣揚國家認許的忠君愛國情操」。那麼,作為殖民地的香港人,為何在紀念屈原殉國的節日裡,竟由代表侵略者的港英官員主持活動典禮,並以之為榮,節日意義的本末是否顛倒了?香港人確在身份上擁有殖民地下的「順民」和「炎黃子孫」的雙重身份,並不以為恥,相信屈大夫在九泉之下亦會搖頭嘆息!

4.2   全球化下的龍舟競賽
三十年前的1976年,筲箕灣避風塘首次舉行「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雖然只有一隊日本長崎的漁民隊來港參加,亦使龍舟競賽邁向國際性。但是因籌辦國際性活動的各種客觀限制,比賽往往一定不是在「端午節」當天進行,紀念屈原的活動,已變成董建華在1999年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的賀辭中所說「龍舟競渡是我國傳統的民間運動,歷史悠久。時至今日,這項民間節慶活動已發展為一項國際體育賽事,備受矚目,廣受歡迎。……邀請賽是一項充分表現體育精神和宏揚我國文化傳統的活動﹐緊張刺激的賽事令香港倍添魅力﹐吸引更多遊客來港﹐有助推動旅遊業」。可以說,節日是為了紀念當天發生故事的意義被肢解了,故事再被利用為吸引旅客所帶來的商機。

龍舟比賽記念屈原的意義不僅被掏空了,更被利用為增進一些地區的國際地位。與香港毗鄰的澳門,是一個靠賭場博彩業維持的小城市。在澳門回歸後,相對於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首似乎更能「強政勵治」,因此屢被中共領導人讚賞。但是,澳門只有博彩和娛樂場所,何以提升國際地位呢?澳門竟想到利用龍舟比賽來達成這個夢想。眾所周知,澳門的體育運動比賽,一向是沒有好的成績,例如在去年(2005)10月舉辦的第十屆全國運動會,香港取得一金三銅的成績,但澳門沒法取得一個獎牌。

為此,澳門把握著2005年在當地舉辦的「東亞運動會」,這個運動會,其實只有三國九地,分別由中國(含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日本、南北韓、蒙古和關島參加,只是一個小型的運動會。由於澳門是主辦地,澳門加入了沒有對手競爭的龍舟賽,使澳門奪得優異的成績,獲得了三金五銅,而香港僅得一銅。有趣的是,香港獲得這面僅有的銅牌,原因是這場比賽只有三隊參加。

所謂「全球化」下的龍舟競賽,端午節日功能的真正意義被遺忘了,變成為國家和地區利益的工具。

5    小結:端午節在文化研究中呈現的歷史觀
福柯指出,任何事物並不是大家所相信的那樣理所當然的,這些被人看到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經過我們對它的批評,可以讓人進一步反思,理所當然的自然行為便會變為不合理的事物(Foucault,2001)。端午、屈原、龍舟的故事被民族主義者、被殖民政府、被澳門政府和資本主義者的重新演繹下,各種虛假意識籠罩著我們生活的各方面。我們需要是把這事物的矛盾衝突顯露出來,使我們進行反思和批判,透過文化研究而揭示出的歷史觀。

端午節的歷史經過聞一多、郭沫若、余光中、香港及澳門政府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出來後,套用班雅明的理論,他們將千多年來有關端午和屈原的故事,重新演釋,並替故事加上一層個人和當時的政治獨特色彩。端午和屈原的故事經過體制化、結構化和被同化,藉著我們對傳統屈原的民族記憶,讓我們把過去帶回來並且和現在結合。班雅明所說流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進步觀念都是如此之多的額外的崇拜物,它們最終都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Derrida285)。歷史傳統下的端午節、屈原、龍舟與民族被利用而產生文化和經濟權力價值。端午節二千多年來的故事,被活化利用(當然,屈原投江前所說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會被隱沒了),成為中華新帝國用以宣示國力強大及文化霸權的「龍的傳統」。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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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Benjamin,中譯本:《技術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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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資源與重鑄民族魂———聞一多論端午的啟示〉,央視國際台,2004621日,http://www.cctv.com/folklore/special/C12455/20040621/1006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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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迪生、張兆和著,《大澳》,三聯書店(香港)2006

黃紹倫、鄭宏泰:「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73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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