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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俗．刻奇．偽崇高
五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代表着最後一場東歐國家民主改革嘗試，捷克人試圖在不挑戰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擺脫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控制。他們寄望於改革，並沒有提出推翻制度的要求。這種溫和路線獲得體制內開明人仕的大力支持，杜布切克把改革路線命名為「帶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他們於體制外也得到了渴求自由的人民的呼應。 鍾情於這套改革理想的知識分子如昆德拉等，一方面批評斯大林主義的消極面，把蘇聯和捷克之間的差異，表述為民族的大小和文化差異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在提出實施多項改革和自由權利的同時，仍然強調「黨的絕對領導」，也大力批駁較為進取的主張，例如哈維爾等人提出的多黨制民主等。這些改革派的目的，是希望把人民對改革的期望，收窄在一個能夠照顧現實，不會過份刺激蘇聯的幅度內進行。 事實上，布拉格之春進行期間，熱烈的氣氛主要反映在輿論領域，捷克街頭從未發生過騷亂和大規模的動盪，和平改革社會主義成了全民共識。可是，捷共內部的斯大林主義者和蘇聯的強硬派卻惴惴不安，最終發生軍事入侵的悲劇。佔領發生之後，杜布切克被帶到莫斯科，被迫承認駐軍合法，並准予回國收拾殘局，可是人民反佔領的怒火已難以撲滅。這時候，昆德拉發表《捷克的命運》一文，重申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本乎捷克的歷史傳統，並且比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更為優勝。「布拉格之春」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實驗。 不過，更令人議論紛紛的是，他更認為「八月事件」(指蘇軍入侵)不是一場災難，雖然捷克正進入一個不確定時期，但「法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捷克人應當保持平靜。他更說，現在捷克人再次面臨如何生存下去的選擇，政權已經得到穩固，沒有表現出倒退和壓制的跡象，更說「沒有人因他的觀點而被封殺」。更謂，「布拉格之夏的意義最終也許大於布拉格之春」。 不過，可嘆的是，堅定地支持「帶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昆德拉，雖然在佔領下底下仍然為新秩序「維穩」辯護，卻無法阻止形勢的進一步惡化。翌年一月，布拉格發生了大學生帕拉赫(Jan Palach)的自焚抗議，全國再掀起抗議浪潮。而到了四月，胡薩克終於取代杜布切克，用強力施行「正常化過程」，在全國發動政治清洗，改革派被大批清算。原來以為可以用置身事外的眼光，以「文化」、「民族」、「歷史」的眼光看待「八月(佔領)事件」的昆德拉，也被剝奪了發表作品的權利，他更在1975年移居法國，只餘哈維爾等更多作家留在國內作出零星抗爭。 事實上，移居法國後的昆德拉，一直都在他的作品中展露他對「為正義而抗爭」的抽離。這種抽離讓他更容易被文評家歸類為一個探索「存在主義」哲學的作家，他在小說的政治思考又往往只是以美學理由來討論。例如，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書最備受討論的，是那些糾纏於情慾與政治之間的眾生，當中最關鍵的一個字彙就是kitsch——這個字一般被譯成「媚俗」。但一如南京大學教授景凱旋所指，「媚俗」的譯法和昆德拉原意剛好相反。 「媚俗」的例子是，當有人要講文學，他就給你羅列一堆知名作家的名字，或者以銜頭和學歷來取代有內涵的評論，這是典型的「媚俗」(這些人在香港寫字人中毫不陌生)，但昆德拉要諷刺的其實是「偽崇高」(應直接音譯為「刻奇」)，亦即一種「偉大而不真實的激情」，例如句句民族尊嚴、母親與祖國、人類的幸福，或者言必捍衛高尚，反對庸俗等等(香港的政界、教育界、學術界已愈來愈多見到這種「刻奇」)。在昆德拉銳利的懷疑主義的眼光下，這種「偽崇高」比起「俗」更要不得，因為今天我們面對的極權主義，沒有不是從某種「刻奇」開始。昆德德小說中的人物，往往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刻奇」，他甚至認為「刻奇」就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份。 例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作者就花了一章辛辣地諷刺了「左派」的媚俗。他寫道：「弗蘭茨如此陶醉於偉大的進軍，這種幻想就是把各個時代內各種傾向的激進派糾合在一起的政治刻奇。偉大的進軍是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福的光輝進軍，儘管障礙重重，仍然一往無前。進軍既然是偉大的進軍，障礙當然在所難免。」 ……「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刻奇』中去。」 毫無疑問，昆德拉這裡嘲諷當時某些西方左派的「偽崇高」是十分深刻的，而且至今仍然有效，特別是那些對「中國模式」情有獨鍾者。然而，當昆德拉把「刻奇」形容為一種「人類境況」的組成部分時，卻有概略化和去歷史化的傾向，把在反抗中啟發反抗的崇高理念，與對崇高符號投機式的趨附等同起來。 例如，一位批評昆德拉的捷克評論家容克文(M. Jungman)就直指，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蒙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抺掉，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同謀者的一切。他又指責外國的文評界對昆德拉欠缺了嚴謹性和批判思維。 或者，這位曾經身為布拉格之春指戰刊物《文學報》主編的評論者，把昆德拉的作品和真實歷史之間的關係看得太緊密了，但也足夠說明，為甚麼昆德拉在海外知名度那麼高，但卻不那麼為捷克的讀者接納。對西方讀者來說，昆德拉的作品對於撕破極權主義假面的確十分有力，但就僅止於一種原理上的了解和同情。 事實上，昆德拉在小說中也曾寫道：「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犯的產物的人，都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那些罪惡的政權並非由罪犯而是由那些熱心人仕組成，這些人曾認為自己經發現了走向天堂的唯一路徑。」大部份外國的讀者或者只能讀出一種像海耶克所說的名句「往地獄之路往往是由善意組成」之類，卻未必能體會，這也許是昆德拉寄託的自況之言。可是那些當年與昆德拉在同一戰壕上的，卻不能滿於這有點便宜的自我開脫。 昆德拉在捷克變天後也沒有回國定居，一些晚期的作品是以法語寫成，他也甚至不授權予他人將之翻成捷克文出版。他之在「祖國」受到冷待，與他在布拉格之春前後的政治取態恐怕有莫大的關係。 (「布拉格之春50年祭」之二) （原載明報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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