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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爾夫球場到大學廢墟 最近我的鄰系同事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成為新聞人物，他表示，政府不應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來建住宅，因為它具「深厚英殖時代歷史價值」，李光耀和港督戴麟趾也曾在此打球，應予全面保育。這與十多年前他評價皇后碼頭的說法大相逕庭，他當年說碼頭「無重大歷史價值」。於是，有人質疑他「搬龍門」，更扯到他的建制政治背景及公職。筆者當年有份要求保留皇后碼頭，當然對劉教授的觀點有點驚訝，也不知他如此關心高爾夫球場。不過，我少了一些輿論帶有的義憤，多了一點荒誕感。 大家質疑劉教授「搬龍門」之餘，不妨想一下，無論搬到哪裡，劉教授還是有一個心繫的「龍門」，不過，這「龍門」顯然不是歷史保育，也跟嶺南大學，又或劉教授的研究及學術生涯無關。 劉教授的「龍門」，恕我不點明了，但他不禁令我聯想起，許多大學中人的「龍門」同樣往往不在大學，與學術也無關。「龍門」者，坊間一般指為原則或目標，當然蘊含價值及意義。在香港的大學裡讀書及工作加起來接近三十年，我領悟到一件事，要在大學裡尋找到意義愈來愈難。找到的人固然有，但更多的人是在大學裡迷失，只能在大學以外的地方尋找寄託。 二十多年前，還是學生的我，遇過一位資深教授，按當時的大學合約，他已屬不會被「炒」之列；他領著大學的薪水，卻把所有時間花在投資股票，還在報章上分享投資經驗，眉飛色舞；但每有學生到他辦公室向他請教，或報告研究計劃進度，他便經常聽不到十分鐘便在學生面前打瞌睡了（這事千真萬確，我親眼目睹）。另一位老師，年紀很輕便取得名校博士學位，任教大學後也受學生歡迎；但不到四十歲便覺意興䦨珊，突然發現法律工作才是畢生之志，於是他再去讀法律課程；大學上課他勉強應付，課外總在避見學生，以免影響他自己的學業，後來他還真的順利當上了律師。 如今大學的體制，年輕學者沒有這種大開小差的奢侈機會，教學、研究及行政工作壓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還要擔心隨時被終止合約。但資深又拿到終身合約的，年屆退休（其實可能還有十年八載才到），許多也同樣一心鑽營大學以外事務，有良心的可能還會熱心教學，但對大學任何工作都馬虎了事也為數不少。對他們的抱怨，有來自大學校長，指他們沒有盡到領導系所的責任；也有來自年輕學者，覺得他們阻住地球轉，平日行政工作他們不幫忙，在UGC的研究評核中，因為他們不事生產，年資淺的便要加倍為系方努力。在某些學系裡，老幼便如此互相憎恨，明爭暗鬥，漸漸忘記自己留在大學裡是為了甚麼。 我不想把這些問題個人化，說成是失德失責；也不想簡單地說，就是大學制度養懶人，這對許多辛勤工作的同事也不公平。坦白說，我自己在大學工作多年，經常也覺得大學，甚至學術以外的世界比較有意義，那些不被大學或學術同儕認同的業餘工作，自己反而覺得有趣，感到自己對世界有點貢獻。 人們談起大學，或翻看大學的公開宣傳，偶爾還看到帶點人文關懷的零星字句（雖然也愈來愈少了），套一句習大大的話，這些可能都是大學中人的「初心」。但是，不知何時開始，大學更多追求「卓越」（excellence）的修辭，「國際級」或「國際化」的用語，在現實裡也有愈來愈多的評核及競爭機制。而當中的評核與競爭意義與價值，完全是由學術科層官僚設計出來的，只有在體制中才存在及為人勉強理解。稱它們為「市場化」也有點不太準確，例如，我無法跟行外人清楚解釋，多拿一個研資局的研究項目，多發表一篇頂級期刊文章，對公眾的意義是甚麼，但這些卻在隱秘（美其名為「同儕評論」）而繁複的指標中記下了點數，以待日後的評估。英年早逝的美國教授Bill Readings 有一本名著，用過一個很貼切的比喻，他說，大學就是「廢墟」-- 文化理想崩壞後所剩之地。 早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邀請徐立之教授領導，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最近向政府提交《研究政策及資助檢討報告》，提議大幅增加研究撥款。即使人文社科能分到的錢少得可憐，敝校得到的資助也不會有多少，但我直覺也算是好事一樁。但再想深一層，當大學喪失了意義，再多的錢，也只是「跑數」後再「跑數」。不過，教資會大概不會關心意義，因為這跟「卓越」無關。 回到土地大辯論，我經常覺得慚愧，也在捫心自問，大學及當中的學者對此有多少貢獻？就連支持政府的基金智庫，似乎也不寄望在大學裡找到御用專家，卻傾向招募自己的研究員。至於反對一方，更多是民間團體，例如本土研究社，或者像姚松炎博士等，是從大學裡跳出來，從政、議政及做研究的人，他們特別受到像我這種在大學裡謀生的人尊敬。 在大學對此幾近無所作為之時，劉教授的「龍門」引起的非議，為大學這個廢墟記下了一個荒誕的註釋。而更荒誕的是，政府很可能最終把高爾夫球場保留下來，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它有深厚的英殖時代的歷史價值，而劉教授也算是很有「貢獻」。 （原載明報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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