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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
唐杰
（圖片來源：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736661/china-should-no-longer-have-poor-counties-within-15-years-top-poverty)
起源
貧窮，筆者定下這樣的題目，著實野心太大，所以注定是談不清、話不明的。但是，過去的工作環境裏這個詞為高頻詞，即使不出現在各類所寫的報告中，也會頻頻在腦海裏聯想起這個詞。年少如是愚斷，凡住不起房子；或住在農村的；皮膚黝黑滿臉褶子的；衣服破舊的；沒接受過教育的人所處的境地，便是貧窮。不得不承認的是，之所以有這樣的愚斷，即是下意識地或多或少對這個群體有避而遠之的心理，是與全球化大環境中追逐資本、優勝劣汰的成功學氛圍分不開的。
當筆者試圖割去自己生命裏的驕傲後，來到當初家人反對前去、後來轉爲支持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一個小村落裏做一名支教老師。那年，行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大風吹過，滿鼻腔的塵土裏混雜著「米田共」的香氣，映襯著眼中漫山荒涼的景象：看著群落的山寨，偶爾有純潔爛漫的孩子嬉鬧跑過，以為找到了心裏貧窮的定義。兩年的時間，從起初滿腔熱血，到後期的失落與無力，能力有限的自己看見貧窮的強大——原來它的幫凶是如此堅固、動搖不得，包括人性的複雜、制度的漏弊等，猶如翻不過的大山，越不過的深潭。後又轉戰於貴州畢節，一年下來，關於「貧窮」全心盡力的提問式呐喊，換來的是無窮無盡的黑暗式沉默。自認為一定是自身的「武藝」不夠純熟、「裝備」不夠精湛（事實上也正是這樣），決定再次進修深造尋找答案。幸得家人們的指點和支持，參拜嶺南文化研究門下。「學藝」短短三個多月，帶著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想弄明白何爲貧窮？我們又究竟扶的是什麽貧？手中的快鞭該往哪裏發力？以便鍛造知識、再築願景，有能力使自己肩膀上的承擔更具份量，讓心更貼近這片熱土，繼而穩步地奔走天路。遂生以下拙思。
探討
何爲貧窮？最容易找到的是聯合國官網裏給出的解釋（目標1，n.d.）：「貧窮不只是缺乏收入和資源導致難以維持生計，還表現爲飢餓和營養不良、無法充分獲得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受社會歧視和排斥以及無法參與決策。」
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定義是經得起全世界推敲的，但在查閲資料時發現各類光譜中的學者對貧窮人口的確切數目、所處地域，以及地區貧窮狀況的描述存在一些爭議。所以，這裏先提出來自薩克斯（2007，P. 21）認爲普遍業界共識的概念：貧窮的三種類型——極端（絕對）貧窮 (Extreme or Absolute Poverty) 、中等貧窮（Moderate Poverty）、及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這裏的極端貧窮與聯合國官網裏對貧窮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中等貧窮一般是指僅僅滿足了生活的基本需要。相對貧窮是指一個家庭的收入水準低於平均國民收入水準的一定比例。
中國雖已是世界經濟大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卻同時具備了這三類人口。可以說，中國是同時具備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甚至是第四世界的國家。其中最牽動人心的便是絕對貧窮（國內有些場合稱之爲「赤貧」）人口。那如何衡量絕對貧窮呢？世界普遍給出的數字標準是貧窮綫（Poverty Threshold），即爲滿足基本生活標準所需的最低收入金額。鳳凰國際智庫的《二零一六年中國扶貧報告》（宣戰，2016）中指出根據中國二零一四年制定的貧窮綫（人均純收入為每年二千八百元）標準，二零一五年中國貧困人口爲五千五百七十五萬。根據世界銀行二零零五年制定的貧窮綫（每人每天一點二五美元）的標準，中國絕對貧窮人口爲一點五七億，已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半（宣戰，2016）。而世界銀行二零一五年最新的報告中（當時貧窮綫是每人每天一點九美元的標準）公佈了中國的絕對貧窮人口爲全球排名第十高（Ending extreme poverty，2015），全球絕對貧窮總人口評估爲七點八三億（目標1，n.d.）。
回想二戰過後，非洲諸國相繼獨立，中國的貧窮狀況和當時的非洲國家不相伯仲。如從一九七八年算起，改革開放近40年，全世界滅貧人口最成功的國家無疑是中國（以下省略論述中國滅貧的成功之處）。但爲什麽作爲一名曾經往返於中國少數民族村落的項目執行人，卻很難有樂觀的態度看待這一舉世矚目的事實呢？
在中國説起扶貧，是和「三農」問題緊密分不開。筆者曾親身聽一名農戶這麽說道：期盼下雨時，天未下雨。爲了讓農作物生長，就要想盡辦法灌水。到花粉傳播的季節卻頻頻下雨，導致農作物受粉不足，收成極差。這並不是普通氣候變化對小農生計的威脅，也絕不是個別現象。近年來一連串的極端氣候帶來不少痛心疾首的畫面，其中一個筆者不可不提。那就是我國的上屆領導班子裏「仰望星空」者在任期內面臨西南大片省份相繼面臨旱災：亞洲蹲在嚴重龜裂的土地上，雙目飽含窮愁，統令八方抗災。另一個畫面是恰逢貴州省畢節市的一個異於常年的寒冬，有五位流浪孩童死於垃圾桶內。他們因避寒而在桶內生火取暖，導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貴州5流浪兒，2012）。雖然在兩件事件的主導脈絡中，全球氣候變化不是釀成這些結果的主要因素，但它確實不單單影響農村貧窮人口的農業生計，也間接折射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縮影。
還有令筆者悲觀的是：我們都知道，我國的農村扶貧資源是來自中央及地方財政資金、金融機構、社會機構和國際組織。中央、地方扶貧項目歷來都有項目監管不足的缺點（宣戰，2016， 第三章二頁）。筆者就曾目睹這種情況。某政府的「精準扶貧兒童項目」，建立了貧困留守兒童檔案，通過學校分發資金給留守兒童。某校領導親力親爲上門分發資金，兒童手執資金拍照存檔後就歸還給領導。又例如，中央政府推行的「學生營養改善項目」，目的是改善農村地區兒童營養不良的狀況。可是到了某地區，學生每日的午膳只有一根含有豐富添加劑的細細火腿腸和一百三十五毫升的復原乳。剩下的金融機構、社會機構和國際組織可歸類爲社會扶貧。社會扶貧同樣有漏弊，如隊伍質素參差不齊和制度不完善等（宣戰，2016，第三章二頁）。筆者曾有一次不幸的經歷︰被之前的東家機構委派與即將在創業板上市的某電子公司共同開發「提供農村留守兒童平板電腦項目」。在一次與原東家總幹事和電子公司老總三人酒醉飯飽之餘，才得知總幹事隨後將持有該公司股份（省略勾當細節）。當時一直責備自己知識有限，終究想不出可安全全身而退的理由。進入文化研究的殿堂後，更對自己的犬儒痛恨不已。一次讀到曾是天主教主教的Illich（1970）如此批評：當下社會潛意識裏錯誤地把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等同於科學技術產出的商品需求，這樣，那些所謂精英決策階層便可隨意改變貧窮的界定綫了。霎時，猶如看到一條贖罪之路。假使當時就已接觸文化研究，或許會在項目研究的會議上，向同事們提出這個理論，一同再商榷留守兒童的真正需要是平板電腦嗎？我們的願景真的與這個項目扣連嗎？或許可以以理服人達至目標。或不然，至少也可在同事們心裏播下思考的種子。另外，社會企業的扶貧項目還很容易被捐贈者牽著鼻子走，使之失了腳後跟。曾經同事手頭的一個青少年培訓項目是由上海的某大銀行爲主要捐贈者，見證了對方步步「建議」增加不同背景的受益群體、改變活動地點、加添活動環節，直到最後完全變成了他們想要的項目。
此外，這份二零一六年在鳳凰智庫出爐的《宣戰2020：中國扶貧報告》有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多位著名學者的參與。期間發現了出乎意料的幾項內容，非常適合運用所學的論述一番。一是，通過發展基礎設施來扶貧。這些年，筆者看到雲貴川多個鄉的通縣公路一步步從無到有建設起來，著實不容易。公路旁的村屋也隨著被翻新。部分鄉民們的出行和住房的確變好了，但建制者們可否想過要讓窮人脫貧，真正需要的是公路還是灌溉管道？是漂亮的建築還是平等的教育制度？是某個大型發電項目還是紮實的教育軟實力？二是，「將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公共資產或農戶的土地和林地等資本化或股權化，交給公司、合作社、大戶經營。」將資源、土地資本化勢必帶來無窮無盡的現代化擴張，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必然結果。環境問題正是此類擴張帶來的惡果，更何況還以犧牲農村原有鄉社文化爲代價（朱善傑， 2016）。三是，「以工代賑」項目。改革開放初期，以國家之名向貧窮地區收購糧食、棉花和布等商品；到現在，讓貧困群衆作為工程建設的勞動力，並給予富人道主義色彩的賑貧工資，（不敢相信的是）金額是略低於低技能勞工的市場工資水準。筆者視此為一種對農村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赤裸裸的剝削。短期內或許部分農民手頭是寬裕了些，但長遠來看，他們隨時返貧的機會甚大，勞動力完全陷入了「貧困陷阱」（Poverty Trap）。即使不斷生產勞動，也不可能擺脫貧困，時間越久，不平等的傾斜就會越明顯。
四是，通過教育扶持來扶貧。報告裏的教育是指在我國實行多年的義務教育，採用的是全國統一課本教材。以筆者生活過的彜族或苗族區域來說，這種以漢族發達地區文化爲基礎而設計的統一教材，根本與少數民族扶貧地區全然脫勾。某程度上導致大多數的農民或是農村青年對農村生活沒有強烈的眷戀，而是要追求更好的現代化生活（孟隋，2016秋）。農村人才和勞動力大量流失，全部湧入城市成爲資本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員。筆者作爲一名文化研究的學生，已不敢想像其嚴重的後果。事實上，我們正在承受著這樣的後果，諸如環境、食物和消費文化的威脅。針對這種「輕去其鄉」的現象，潘光旦（王曉明&周展安編，2013，下冊，P. 317-323） 早在一九四八年提出過解決辦法——位育式的鄉土教育與史地教育，其中包括鄉土的歷史與地理，涉及人文與自然學科。潘老先生認爲，接受過鄉土教育的人，最有可能有朝一日，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筆者堅信，貧窮地區的扶貧教育工作只有在該地區文化脈絡下浸潤的人，懷著先知先覺的勇猛之心（王曉明&周展安編，2013，上冊P. 56），敢於挑戰價值制度化，尤其是教育價值的制度化（Illich，1970），才可與全球真正的扶貧事業惺惺呼應（the commons），產生猶如「阿拉伯之春」的燎原之效（Hardt & Antonio，2012）。
五是，斗膽直言這份扶貧報告：忽略了貧窮人口被社會排斥這個重要議題。彭華明（2007）指出我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的確為國人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好處，但對於追不上改革開放步伐的城市弱勢人群，便是一場噩夢。目前的市場就業機制與社會福利制度成爲了他們被社會排斥的導火線。雖然彭教授所提的弱勢人群，與近期熱議的「低端人口」的概念更爲接近，但並不完全是筆者現在談的窮人。很多鄉村農民都會在城市裏打工，他們的失業、醫療、養老金等的缺失和彭教授所説城市裏的弱勢人群大致相同，包括在打工過程中被排斥和歧視。筆者就曾聽很多彜族小夥兒講述過，自己在外打工被老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彜族外貌而當場被辭退的經歷，即使他們完全可以勝任工作。此外，彭教授也提及這些弱勢人群家中，年老和年幼的成員同樣也容易被排斥在教育和醫療的福利制度之外。到了鄉村，這些成員就被稱爲「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不過，筆者想說的是，在城市現代化下，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資本建設一環，卻被制度在某程度上排斥。這個現象對「留守兒童」有極其深遠的心理影響，甚至是可怕的。還記得二零一五年畢節市的田坎鄉有四名親兄妹集體服毒自殺。十五歲的老大留下一紙遺書，其中一句是「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很難想像一個青春期孩子的心靈當時正承受著猶如行走在死陰幽谷般的痛苦和煎熬。
的確，很多國家、地域越扶越貧，其實關鍵的是，扶的是什麽貧？資本主義下的扶貧工作，資本至上，必然鞏固那一個百分比專注擴張的權貴。想再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什麽人心邪惡說，而是結構性的必然結果。窮人之所以窮，自己或祖上的懶惰、官員的腐敗，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成因，難道富人及其祖上就必定勤奮嗎？很多窮人辛苦勞作一生，也未必看到擺脫貧窮的道路。資本運作下的結構漏弊才是真正阻止了窮人發展的第一步（薩克斯，2007，P. 196），全球市場貿易所生產的利益是在不公平的準則下分配，加劇了環境破壞和窮人在生產制度裏被剝削的情況（馬國明編，2002）。根據樂施會在《99%人的經濟》報告中指出（8個人，2017），跨國企業正是通過避稅，壓低員工工資，以及影響政府政策，使財富更加聚集在富人手中，窮人也就更窮。它們強烈呼籲經濟體制要有根本性變革。所以，在這樣的資本經濟體制下的扶貧工作，可以說，做得再好也只是杯水車薪。雖然貧困綫的劃分當下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不可讓我們的耳目習慣於經濟學家劃定的這類數字性的貧困綫，警惕Illich（1970） 所説的貧窮的現代化（Modernised Poverty），或許部分經濟學家也有所警惕。目前扶貧工作應著眼於窮人自身的社會關係、親族關係以及心理狀態，需要有文化有底蘊之人給予當前消費主義文化下的勞苦大衆文化及心理衝擊。通過跨學科方法解構以及再建構，繼而提倡由平等價值貫穿的政策。
上升
貧窮的理論目前算是對自己說通了，可實踐中無可避免要和權貴以及窮人打交道，靈魂裏有否積攢足夠的力量面對複雜的人心？細數著世界的不公義以及貧窮引起的苦難，我們或多或少都漠視過，甚至不自覺地成爲幫凶。曾這麽詛咒過在世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祈禱著終有一日世間的每一個人的罪孽都會被平等清算，無一例外地付上生命與靈魂的代價。這樣的想法一旦在內心彌漫，便令自己深陷泥潭，深感人類是不值得被拯救的，極度影響平日與人溝通。幸好，幾乎每個人都在患上抑鬱症前都有一套自救機制。所以，很容易便意識到，欲與人和睦，必先與自己和睦，需多番審視內心，正視自己一直以來於沉底滋長的黑暗。
面對前兩年呼聲頗高的社會組織商業化和企業化，在監管薄弱的情況下，很多機構看到別人嚐了甜頭，也紛紛下海入局，卯著股「出淤泥而不染」的自信。當與自己的人性爭戰時，個人的定力與智慧足夠應付嗎？電影《黑天鵝》中女主角從開始不願正視內心的陰暗，到後來不斷和內心的「黑天鵝」爭戰。越是想戰勝她，越是反被侵蝕。最終身心靈俱傷，華麗地香消玉殞。不難看出，女主角從頭至尾都是孤軍奮戰，唯一可能可以幫助到她的母親，卻與她存在隔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思考，與自己的人性醜惡爭戰時，爲避免自己不被汙穢侵蝕，羊群需要牧人﹔戰場需要清心戰友﹔社工需要關懷督導﹔學生需要靈魂導師﹔勞作禾場中需要屬靈禱告。因為當你宣告戰勝「黑天鵝」之際，往往就是跌倒之時。
那麽，爲自己的靈魂找到了歸宿、倚靠和信仰，便可從那活水江河中源源不斷地汲取力量，從而有能力克制黑暗嗎？電影《沉默》似乎講述著某種答案。年輕神父親身聽到自己的信仰導師背離原本信仰以及目睹日本信徒們遭受逼迫之後，多次向神呐喊呼求，但換來的是父神的沉默不語。爲消除眼前的苦難，年輕神父悲痛萬分，無奈向強權服從，放棄信仰。可有意思的是，影片最後這位神父歸天家火化之際，手裏卻握著十字架。另一個想到的例子是特蕾莎嬤嬤晚年時與她的靈修好友以及多名神父有書信往來（Mother Teresa，2007），書信裏所表現出的靈枯感（Desolation）。信內嬤嬤毫不避諱直言自己的黑暗和孤寂，靈裏絲毫感受不到神的愛，但又極度渴慕神，願意順服祂和聽從祂的吩咐，從而可以在侍奉中經歷祂。所以，嬤嬤白天依舊展示笑容，給人溫暖和成爲他人的光。奇妙的是，嬤嬤越是在世人看來成功，她的靈裏就越是空虛，這種煎熬也越是加深。記得她有一句話，特別觸動筆者的內心：白天心裏有太多問題，由於感受不到來自神的愛，自己完全不敢思考它們，生怕得出可怕的答案。
王曉明教授曾在課上說過，我們有理由對目前的局勢悲觀，也應該要悲觀。悲觀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方向，那就得懷有希望，是類似周樹人先生「絕望中吶喊」的意味兒。筆者會更多理解為︰擁抱自己的人性黑暗，接受絕望的存在。對自己的黑暗有深刻的理解後，便對他人的軟弱更敏感和有更多的憐恤。或許，越多的吶喊便生出越深的絕望，越深的絕望便孕育越有力的吶喊，永遠別低估黑暗裏的光明，更不可小瞧光明裏的黑暗。吶喊不是為了抗爭，而是為了更看到自己的微小，委身學習愛窮乏之人、愛那些完全不可愛之人。事實上，聖經裏的約伯、大衛、所羅門、耶利米等諸多先知都經歷過、反抗過和順服過永恆真理的沉默和隨之而來的空虛感，而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先哲們走過死蔭幽谷後成為後世之人、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
回落
因此，貧窮是一個提拔窮乏的過程。其中，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既是自己，也是他人；既涵蓋外在物質，也涉及內在心靈；既牽涉自然生態，也囊括文化制度。遠景想得很高遠，但文化研究的學子們並不是要脫離裏面。Hall（1992）提到文化研究者應該要像Gramsci所説的「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那樣：必須比「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建構更完整的前沿理論著作，並且同時傳播給那些非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士。梁漱溟先生（王曉明&周展安編，2013，下冊P. 105-113）又説中國問題之解決，需具有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先建構文化理論，再下鄉於鄉村居民之間傳播，拉動他們上來一起革命。相比Hall，梁漱溟先生的論述更能結合現代中國鄉村隊伍最爲龐大的事實，把文化理論的傳播對象鎖定在鄉村居民，並要求知識分子放低身價與他們打成一片。至於如何打成一片呢？筆者可以套用劉健芝教授（羅永生編，2010，P. 299-307）文化研究關懷的三個步驟來解答：一是聆聽庶民，學習聆聽別人聽不到的或忽略去聽的弱勢民眾的訴求，使之生效。二是感知、挖掘他人及自己身上的光，使之發揚。三是探尋自我及群體的知與行，使之具備轉化危機的潛力。
許寶強教授課上曾分享過，普通人的濟世方法：不僅在工作崗位上追求匠心，而且平日裏和不同背景階層的人都保持對話，良性溝通。
既是文化研究的一份子，又是生活在城市裏普通人的我們，可以先學習更清晰全面地分析思考，而不是盲目從眾︰上街市，盡量買本地產品，平日裏更多光顧街頭小販；購物前，思考清楚這真的是必需品嗎；家中的冷氣或許可以調高幾度，其實也很舒適；見到對女性的不尊重或是騷擾，敢於發聲保護；自我賦權，跳出原有二元對立；面對中港矛盾，聆聽更多，冷靜換位，多問自己幾個為什麼，在對方文化脈絡中，將心比心。
筆者個人而言，想要嘗試走入人群，與當今貧窮人共飲他們的苦杯，彼此共勉、祝福，一同走天路，便是我個人的呼召。這對我的家庭來說，既是苦杯，也是祝福。但對於扶貧本身卻相當重要。光是抓住平日觀察到的社會病症，然後主動出擊還是不夠的。更多的應是：沉浸在有病症的特定境況，用心和眼感觸縱橫多向的脈絡，把握到每一條脈絡裏的間歇頻率和振幅強度，追蹤脈動，尋根溯源。然後，儘量展開解決脈動裏堵塞現象的想像力，用專業的方法和知識把想像轉化成具體行動。期間，都需要時刻回想初心，常存謙卑感恩，放低自我，不斷自我警醒黑暗的侵蝕，校對方向，確保願景和行動的扣連，以致達標。這是個不斷裏外更新的循環，一切行動都是由心而發。至於，循環過程中是否不自知（有些人是自知）地呼喚了革命，革命招致毀滅，目前還是百思不得其解。或許自己又深陷了某個二元論中無法自拔，期待下學期會找到答案。
跋
雖然這篇拙文冗長、俗濫、不夠嚴密，或許壓根兒未能點到「貧窮」的深意，只是個人的思索歷程，但還是可以幫助到筆者活得明白點，行得穩健些。
「我若説：『黑夜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爲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在你看都是一樣」——詩篇13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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