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計會．現代．性
【轉載明報】2010年8月15日
文 小曹
家庭，一個經常被各方政客、利益團體、宗教人士祭出來高舉、吶喊、哀號的名字。它有一呼百應、牽動情緒的本領， 就像去年《家暴條例》爭議，維護「家庭」召喚了一群從不涉足立法會的平信徒，創造了立法會收到最多公眾意見書和最多人報名出席公聽會的歷史紀錄。有說，重視家庭是華人社會的傳統，是百年殖民統治也打斷不了的中國文化。然而， 將「香港承繼了重視家庭的中國傳統」來解釋香港當下的性/別現象和家庭政治，都忽略了「家庭」今天的模樣如何在殖民歷史中漸漸成形，也忽略了在港超過六十年歷史的非政府組織 —— 家庭計會指導會 —— 如何生產性、核心家庭、青少年等論述。
今年，家計會慶祝鑽禧之喜，踏入第六十個年頭，然而，它的歷史不止六十年。家計會前身是香港優生學會（Hong
Kong Eugenics League），成立於一九三六年，因日軍佔領而停止運作，據稱它的所有檔案也因此散失。五○年易名家計會，首屆主席是王國棟教授，在家計會銀禧紀念刊中，回顧他參與學會的早期工作，透露了一點端倪。他憶述，學會的成立全因賴桑格女士（Margaret
Sanger）的一次到訪。桑格是美國家庭計劃運動的靈魂人物，曾經因寄出講解避孕方法的小冊子和開辦節育診所而鋃鐺入獄。五二年，即香港優生學會易名為家計會後第二年，桑格女士便聯同八個國家和地區的節育運動機構組成「國際家庭計劃協會聯盟」，把家庭計劃提升為國際性的倡議運動。香港家計會是其一創辦機構，見證香港家庭計劃運動一早與國際接軌。
原名優生學會五○ 年易名
家計會五一年第一份年報中沒有詳細交代易名的因由，只輕描淡寫地提到，為更恰當表達機構宗旨，以及與其他性類相近的機構名目看齊，因而易名。我們無從估計易名是否跟「優生」（eugenics）惹人聯想法西斯的忌諱有關，但可以肯定的是，國際家計運動及其伴隨的「優生」思想，對往後三十年的家計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要特別留意的是，與同時期出現的非政府組織相似，例如香港家庭福利會（一九三八年），家計會在創/重辦之初已經有相當嚴謹的科層架構，為它往後的發展奠下穩固根基，也成功建立專業形象，成為一九五五年開始獲政府補助的社會服務機構。有條不紊的分工和嚴謹細緻的架構，無疑是因為絕大部分的創會成員不是專業人士就是成功商家。首年，家計會已經設有贊助人、會長、副會長、秘書長、財政、核數師及一個督導委員會，單從組織結構便可知道家計會對未來工作雄心壯志。可以說，它並非一個鬆散的志願組織，而是一個有周詳打算、精英主導的機構。
憑藉大多數成員都是醫學專業的優勢，家計會打造「家庭計劃」論述。一方面，它批評大家庭的傳統，另一方面依仗醫學的正當性，將家庭計劃包裝為價值中立的科學技術。五七年第二季10
號的家計會季刊，做了一個有關埃及人口問題的專題，轉錄一篇名為「政治與生物學」的文章。這篇獲編輯推介的文章認為，無論金額再大的經濟緩助、規模再大的軍事演練，又或是傳播再遠再廣的「美國之聲」，對埃及的人口問題也都是徒勞無助的，問題關鍵是無法「改善最基本的生物條件」，那就是人類不單是一國之民，更是大自然的一員。簡言之，生物問題便要生物手段解決，別無他法。這種訴諸生學物，尤其是有關人口問題的科學言說，就如一道盾牌，攔截其他道德質疑。
五十年代中開始，家計會倡議「為人父母之職」時，不斷挑動一個惹人垂憐的圖像 —— 「一個沒有人想要的孩子」（anunwanted
child）。這個圖像是家計會由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經常使用的比喻手法，廣泛出現在它的出版物。「沒有人想要的孩子」固然可能挑動對弱者憐憫之情，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圖像標誌了新的父母
——子女的倫理關係：我們會期望所有父母都對自己的子女在心理上有所依懶，也就是子女需要成為父母安全感的來源。因此，子女不再是家庭資產，而是維繫夫婦關係的情感依賴。六十年代末出版的《避孕方法簡單圖解》更直截了當：
「一個理想的家庭，一定要有子女，無子女的家庭，在生活上也會感覺單調和空虛，因為子女是夫婦感情的聯繫，是夫婦間的共同興趣和理想。但又不宜太多，因為生育太多太密，母親無充分的時間休養，子女得不到適當的照顧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家庭經濟動搖，物質供應缺乏，子女接受適當的學校教育的機會也沒有了，孩子在這種情況下長大，便是知識、學問、品德、健康都貧乏的人了。」
也許有人會反駁， 「沒有人想要的孩子」只是一個比喻技巧，動之以情，根本不足以說明新的父母 —— 子女關係已經登場。或說，面對相等資源，家庭人數愈少，每人平均分到的日常用品和關注自然愈多。然而一九六五年立法局財政預算案辯論提供了另一項事例。席上，幾位議員先後要求政府制定人口政策，並全面接管家計會的工作，但財政司無意改變每年提供補助的方式。其中一位議員聽畢，回應說： 「也許是時候教育在港的中國居民，生養眾多不一定是福氣，而家庭計劃是一門科學，不是要打壓誰，也不是說大家庭就是不對。顯而易見，即使富有，大家庭也是不理想的，因為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和責任不應過度攤分。」換言之，無論富裕還是貧窮，家庭成員都要維持少數目，這樣父母對每位子女的關愛才有所保證。
積極優生學
剛剛萌發的家庭計劃論述，把父母與子女的人數比例看做親子關係好壞的決定因素。這種強調質素而非數量的觀點並非香港獨有，德國的優生學運動、印度和埃及的家庭計劃運動都出現類似的轉變。五八年家計會季刊刊登了卓文神父（Rev.Trueman）的文章，他憑這篇文贏得五七年家計會徵文比賽季軍。季刊編輯稱讚文章「一針見血」，文章以「人口與家庭計劃」為題，筆下處處流露優生學的強烈味道。他提及英國一項調查，並憂慮若智力較低的人口多過智力較高的人，會對整個英國社會的基因構成帶來深遠影響，到時，如斯的社會狀况將會篩選那些智力較弱的人，而人類的進化便會走回頭路。因此，對他而言，家庭計劃就是要阻止人類退化，減少智力較差的人的出生。這篇被家計會稱許為「一針見血」的文章，或許會喚起以優生學之名來進行種族清洗的殘酷圖像，但嚴格而言，他只是倡議一種被學者界定為「積極優生學」（positive）的想法。跟以強迫甚或武力手段清洗種族的「消極優生學」不同，後者以生養優質的下一代為目標。至於什麼才是「優質」（the
fit），必然由一時一地的定義；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所謂「優質」便是香港轉型做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人格特徵。
家計會首三十年的刊品經常以重量和重質的家庭做對照，說明後者比前者有更好的家庭生活。然而，這些對照往往出現看似矛盾的觀點。一九七四年，家計會響應聯合國世界人口年舉辦研討會，席上一位講者憶述一段經歷：
「有一個家庭我印象尤其深刻，家裏很小，他們十一個小孩到晚上只睡在一張牀上。即使我突擊家訪，他們都出奇地整潔、禮貌、面帶笑容，並且勤力地做家課。這個和諧景象其實是他們犧牲自我（individuality）
的結果。「自我」在當代香港是一個新興且被受看重的價值。」她看到的情景跟一般對大家庭的描述（例如混亂、嘈吵、家人不和）大相逕庭。同一個研討會上，另一名講者分享一個少女的故事，她是六弟妹的姊姊，因為媽媽把愈來愈多照顧孩子的重擔交給她，結果受不了，離家出走。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家庭，都透露了一個事實：家庭計劃推動家庭從重量到重質的轉向，
同時生產了香港邁向「現代性」（modernity）所需要的人格——一個有個人主義特色的自我觀念。簡言之，家庭計劃就是香港能夠脫變成現代社會的其中一道動力。
過去六十年，家計會的出版甚豐，涉獵的議題也從男女生育大大擴展至學校及家庭性教育、青年戀愛、性愛技巧，以及認識不同性傾向。可以說，家計會是打從六十年代開始，本地其中一個最活躍的性論述生產機構。從家庭計劃到性與生殖健康的倡議工作，家計會將性帶入公共領域，把性設定為與公眾利益攸關的議題。少說教和不怕露骨的性言談在過去六十年，為港人提供自我（性）描述、改善（性）技巧、提高（性）歡愉的字彙和知識。家庭計劃不單把「家庭」當作一個有待規計、安排的事業，把計算、謀劃、來回反省等現代性的特徵注入私人領域，它同時擔負起把性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sexuality）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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