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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誤認到「體」認，對My Little Airport 的跨境理解

劉立楠

 

「內地觀眾都喜歡小飛機場甚麼呢，他們聽得懂歌詞在唱甚麼嗎？My Little Airport很本土啊！」[1] 內地樂評人楊歡歡在和香港樂迷聊天時，被問了這個問題。

 

為甚麼一隻「很本土」的香港獨立樂隊會在內地很受歡迎？內地聽眾聽得懂他們的歌嗎？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這是我寫作的起點，因為這提示我們從跨地域的視角理解音樂。而我從內地到香港學習的經歷，讓我對My Little Airport（後文簡稱MLA）這隻樂隊產生了不一樣的理解，這種理解的變化則是這篇文章的主要線索。我將從我的個人經驗出發，試圖探究中港邊界對於音樂接受和理解的影響；而反過來，我也希望藉助研究MLA的音樂實踐，來理解邊界本身。

 

文獻綜述

MLA成立於二零零三年，其主要成員是阿P（林鵬）和Nicole（區健瑩）兩人，他們相識於樹仁大學，並合作至今，十七年的時間未曾停止音樂創作。作為獨立樂隊，他們的影響力自然不如其他流行音樂人，但他們特色十足的藝術實踐還是備受研究者的青睞。高玉娟聚焦於MLA藝術實踐中的「嬉戲」和「批判」，她認為MLA的作品源於香港本土的日常生活。「嬉戲」是一種策略，而「批判」是一種態度，藉由音樂，MLA完成了「介乎荔枝角與中環」的社會參與（高玉娟，2012）。朱耀偉和梁偉詩則關注他們的歌詞創作，認為MLA「以詞論事」，以年輕人的姿態討論了踏入社會所面臨的可能困境、香港的地產霸權、政府官員的無能和厚顏無恥，更由此討論了香港性論述空間的可能性（朱耀偉、梁偉詩，2015）。戚夏蕙則把許冠傑和MLA的歌詞中的「香港小市民姿態」做了對比研究，她認為許冠傑的歌詞雖然看似是對小市民的再現，但其實是面目模糊的，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種對香港這個充滿「溫暖」和「機會」的地方之熱愛。相比之下，MLA說的是「小故事」，描述的是他們與一個城市的關係的變化，而香港本身也在改變，在他們筆下，香港「正在死去」（戚夏蕙，2014）。Leung 對MLA的研究則將其作為香港獨立音樂發展史的一部分，她關注了MLA以及他們的唱片發行方維港唱片的生存策略。她認為MLA在音樂中始終堅持着強烈的觀點和主張，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音樂風格，而這也幫助他們在獨立音樂舉步維艱的今天打開一條生路（Leung，2014）。

 

以上研究大多聚焦於MLA的作品本身，尤其是其歌詞，而較少探究聽眾的感受和理解層面。同時，他們的研究集中於MLA與香港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他們作品中的香港本土性，而較少涉及他們音樂的跨地域傳播和影響，也較少從中港關係互動的角度來分析MLA的作品。而我相信，音樂不能僅僅等同於它的歌詞，甚至不能僅僅等同於它的創作和表演，也不能僅僅等同於它的創作和流傳過程。在音樂研究中，對音樂的體驗性維度的探索經常被邊緣化（Finnegan，2012）。

 

在我的研究中，我希望從我自己個人的「跨境音樂體驗」出發，為我們理解和分析MLA這支樂隊增加新的維度。而我通過對MLA和自己體驗的反思，也許能更好地理解中港之間的邊界。畢竟，無論是MLA的作品還是我自己的體驗，都處於中港關係互動以及兩地邊界的作用之下。

 

錯位與誤認

為甚麼內地聽眾也喜歡MLA的歌？文章開頭的樂評人楊歡歡把這個問題拋給MLA樂隊成員阿P本人，阿P的回答是：「運氣好，可能和當時內地的豆瓣電台經常播他們的歌有關。」[2]

 

回憶起自己第一次聽MLA的歌，確實是在「豆瓣電台」。「豆瓣電台」是「豆瓣網」開發的一款音樂APP，使用了一種現在看起來不太「智能」的算法推薦技術。在某一天，「豆瓣電台」給我推薦了MLA的《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這一首單曲。因為聽不懂粵語，我只是覺得這首歌曲調特別「可愛」，點了「收藏」以後，陸續又給我推薦了很多次他們的歌，大多數我都喜歡。這張專輯封面是兩位穿著校服的女孩，氣質與MLA「清新」的音樂風格非常搭，所以我認為專輯的封面女郎就是樂隊成員本人。

 

（圖片擷取自：https://open.spotify.com/album/39vN5eIp8T6SPvllfYuA65）

 

後來我喜歡上了其他類型的音樂風格，也漸漸不再使用「豆瓣電台」。再一次聽他們的歌已經是決定在香港讀書以後。一位朋友知道我要來港，問我是否喜歡MLA的歌，並且推薦了一首《五點鐘去天光墟》，這一次我才發現原來這個樂隊有男性成員。懷揣著對未來生活的企盼，我聽了他們更多的歌，雖然還沒去過香港，但是那些地名卻變得熟悉了：美孚、荔枝角公園、土瓜灣、九龍公園。當時我居住在北京郊區，周圍都是建築工地，未來這裡要建設成為城市副中心，但現在都是一片狼藉。我經常會想，香港這個時間會是甚麼樣子呢？而不曾想過，樂隊主唱Nicole也曾經在這裡生活過兩年 [3] 。晚飯後我喜歡一邊聽歌一邊散步，想像未來在香港學習和生活的場景。

 

（圖片擷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grassrootbazaar/posts/728588713999015/）

 

到香港以後，我發現自己對MLA，對香港，以及正在發生的社會運動，都存在很多誤認和錯位。就算我事先有心理準備，到了香港以後，氣氛我覺得還是比想像中更熾熱；就算已經在媒體上看到了關於「反送中社會運動」的報道，但是真實的社會運動還是把我嚇了一跳。來到香港的第二天，我和室友走在彌敦道上，正好碰上了「人鏈日」，手拉手組成人鏈的不止內地媒體裡報道的年輕人，也有銀髮族，大家一起唱《海闊天空》，經過的司機鳴笛支持。新聞裡說的「一小撮人」，怎麼這麼多？

 

而我過去一直以為《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說的是一個去逛動物園的故事，但來到香港以後才知道這首歌裡的「動物園」是指旺角信和中心大廈裡的一家唱片店。這樣的錯位與我自己沒有「香港本土經驗」有關，但也與他們藝術實踐的特點分不開。

 

（圖片擷取自：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50626/00485_001.html）

 

內地樂評人給MLA的歌打上的標籤經常是「港式小清新」（袁智聰，2005），但MLA很快就否認了這一點。在二零零五年發佈第二張專輯《只因當時太緊張》時，MLA說：「我們的清新跟別人的不同，我們的清新是帶點『狡猾』。」也有樂評人有著比起「小清新」更加具體和專業的描述，將他們的風格歸為Twee pop（童稚流行樂）。這一類歌曲帶著D.I.Y.的精神和龐克（punk）的傳統，但又質樸和純真，其標誌包括男女和聲、可愛的歌詞、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和簡單的表演 [4] 。從二零零七年發佈第三張專輯《我們在炎熱抑鬱的夏天，無法停止抽煙》起，從學校畢業的MLA走向社會，而歌曲中對殘酷的成年人生活展現以及社會的批判開始變多，但他們「可愛」的旋律卻一直未變。阿P說：「以往唱起嚴肅題材的歌，歌者都愛聲嘶力竭地唱出來，但這不是我的風格， 唱出來可能會被人覺得造作。」[5] 嚴肅題材的歌詞與輕快俏皮曲調的混搭，是MLA藝術實踐中的第一重錯位。

 

第二重錯位則是專輯封面給人造成的誤解。在前文中我提到，我把專輯封面的模特錯認為樂隊成員本人，以為這是一隻兩個女孩組成的樂隊。在MLA單獨發行的九張專輯的封面中，確實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自己的照片，封面模特都是他們的朋友，而且大多數是女孩，之後還出現了阿P的戀人。關於專輯封面，阿P很有心得，他認為「陌生的容貌，附在與她不知有何關連的音樂，往往令專輯更耐人尋味……就是千萬別拍自己樂隊的樣子。」[6] 但正如當初「不明真相」的我一樣，很多人會認為封面人物正是樂隊的成員，就算是知道並非如此，在聽歌時我還是會情不自禁地把歌聲與封面女郎聯繫在一起。

 

（圖片擷取自：https://open.spotify.com/album/4EMKrvPYdhawp8vqJbbUhu）

 

第三重錯位則與他們樂隊的分工有關。MLA的歌大多數由阿P作詞和曲，而演唱則主要是Nicole，在他們的第一張專輯《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裡，阿P更是沒有開腔。由阿P男性視角寫出來的詞，內容甚至包括失戀去後買春的經歷，藉由Nicole的嗓音唱出來，又是另一種奇妙的錯位。阿P說，Nicole的聲音對他們很重要：「如果沒有Nicole，我的歌就只是一些煩人的怨言，她的聲音讓一切都變得更有氣質。她有一個訣竅，那就是把生活中的苦難輕描淡寫，這基本上就是我的歌詞所要表達的內容，唱起來就像在你耳邊輕聲細語一樣。」[7]

 

雖然以上這些錯位都很有趣，但只要稍微了解他們的資料，這些「小伎倆」自然瞞不住。但香港樂迷為甚麼擔心內地聽眾聽不懂？MLA的「本土性」究竟是甚麼呢？

 

MLA的本土性

文章開頭提到的樂評人楊歡歡為了理解香港本土朋友說的「本土性」，特意去了一趟九龍公園，MLA最受歡迎的歌《九龍公園游泳池》寫的是那裡的故事：

 

「然而直到我親眼看到九龍公園遊泳池的時候，才沮喪地意識到這種想像的遙不可及。這個不起眼的公園位於充斥着奢侈品商店的尖沙咀，每天無數內地遊客步履匆忙地從這裏經過，但沒人會想到要去一窺其中的景色；那個遊泳場的假山將兩方池水分隔成高低兩層，泛著消毒味的水流衝刷著「山石」從高處衝向低處，形成一幕巨大的水簾。『我喜歡九龍公園遊泳池，瀑布下站着能忘記煩惱事……我原是世界其中的粒子，如何衝擊我都可以……』原來如此！原來這首歌是這樣的！足夠細膩的心理和細節描寫，讓同處這個環境的人有種切膚之感，直到那一刻，我才終於明白了那首歌在唱甚麼，也終於明白香港朋友說他們『很本土』是甚麼意思。」[8]

 

在MLA的曲名和歌詞裡，經常出現香港的地名，但是這些地名卻並不是內地遊客熟悉的，沒有山頂，沒有維港夜色，沒有海港城，沒有中環扶手電梯，這些地名並不屬於香港政府打造的國際城市想像中。高玉娟引述馬國明的說法，MLA書寫的是那些「從山頂居高臨下俯瞰維港時，完全被隱沒過去的地區 （馬國明，2009）」。出現的是藝術家和獨立音樂人駐紮的牛角頭（《牛角頭青年》），香港年輕情侶開房的熱門地點九龍塘（《浪漫九龍塘》），大角咀一條名為詩歌舞街的普通街道（《詩歌舞街》）。

 

（圖片擷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cantopickup/photos/a.1988327341487484/2144330242553859/?type=3）

 

他們的書寫來自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他們的所見所感，也可能是他們切身的煩惱。阿P說：「其實我們不是特別喜歡這些地方。想寫海心公園，因為覺得一班阿伯對着一個保佑姻緣的石頭，唱着哀怨情歌的情景有趣。」[9] 同時也對這些阿伯的歌聲消失感到憤慨，歌詞裡有：「告訴李慧琼和那班新住客，我是海心公園的一個阿伯。千億個晚上在這裡唱歌我沒犯法，投訴是來自那間新豪宅？」也許只是路過看到的有趣一景，MLA卻敏銳地將建制派和富商們的隱秘聯繫揭示出來。對於內地聽眾來說，香港的社會政治恐怕更是陌生，對於MLA在這首歌裡表達的憤怒難以體認。

 

《土瓜灣情歌》則是在擔心他們工作室的未來，幾年前MLA的工作室就受到工廈活化政策的影響搬到了土瓜灣，現在又開始擔心沙中線的完工可能會讓他們無法再負擔這裡的房租。[10]「這一個下雨的夜晚，你是否正在空閒。我此刻仍留在土瓜灣，想著未來怎麼辦。只希望沙中線的那個站，可以起得更慢，再貴的租我已不能負擔。」地產霸權如何重塑香港的城市空間，高企的房價和租金又怎樣給香港市民帶來壓力，在MLA的筆下自然而生動。

 

MLA的本土性也體現在他們的語言特色。早期MLA英文歌比較多，阿P說，這是因為早期他並不懂得怎麼寫歌，所以一般遵循「先旋律後填詞」的套路，但是因為粵語聲調的特點，給一段旋律填詞非常難，所以他們寫了很多英文歌。之後他漸漸掌握了同時寫歌詞和旋律的技巧，他說：「這讓我可以更好地表達自己。」[11] 有趣的是，很多人嘲諷他們的英文歌非常「港式英語」，他們的歌裡也出現了發音不標準的法語和日語。阿P對此也不以為意，他自嘲說：「反正大家都聽不懂我的英文歌詞。」[12]

 

近年來，他們幾乎沒有發佈過英文歌曲，而更多使用地道的「港式粵語」來寫歌。他們的歌詞夾雜了大量香港本土的口語甚至粗話，以及中英混雜的形式，也不追求經典粵語流行歌詞中的押韻和對仗問題，而且經常使用半唱半唸的方式。Ismangi（2020）指出，MLA和香港的其他「八十後」獨立音樂人一樣，是互聯網世代。他們的生活不僅與互聯網文化高度相關，他們的音樂創作和音樂傳播也很倚仗互聯網。MLA的音樂風格以及歌詞中「港式粵語」的出現與互聯網文化的興起有關。而香港年輕人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上使用的「書面粵語」的復興也於此有關，但這也給內地聽眾的理解造成了一些阻礙。

 

不過，也許讓內地聽眾更難以理解的也許是MLA歌詞裡那些本土的抗爭實踐。在二零一零年「反高鐵運動」中，MLA發佈的單曲《宅女，上街吧》 幾乎勾勒了香港年輕世代抗爭運動和本土意識形成的歷史。在歌詞中提到：「你錯過了反高鐵，你錯過了保衛天星碼頭，你錯過了包圍禮賓府，你錯過了反世貿。宅女，上街吧。這個政府靠得過嗎？宅女，上街吧。你要未來繼續任由人魚肉嗎？」

 

彭麗君（2012）將MLA視作「香港新左翼文化運動」中的一員，香港特區政府也許無法想到，過去一直行之有效的土地發展政策竟然催生了一種新的抗爭文化，對喜帖街的改造和天星皇后碼頭的清拆激起了香港人對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的討論。在運動中，這些「新左翼青年」相信文藝，更相信藝術與政治的連接。 除此之外，還有MLA對於香港政府官員的辛辣抨擊和嘲諷，例如《Donald Tsang，Please Die》和《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 》，都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但以上這些基於香港本土的抗爭文化和政治批判，因為內地的新聞審查和信息封鎖，幾乎無法被內地的聽眾所知曉。

 

溢出邊界的共情

中港邊境在近些年來顯現出非常弔詭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在推進「中港融合」、「自由行」、「大灣區發展」等政策，旨在消弭兩地的邊境。但與此同時，香港本土論述的興起以及社區保育、抗爭文化的出現使得兩地的邊界十分顯眼。但無論地理和文化上的邊界如何變動，因為MLA對當代年輕人生活境況的敏銳觀察，他們的作品還是能溢出邊界。

 

在內地問答類網站「知乎網」（2016）上，有一個問題是：「每天都必須聽My Little Airport的歌是一種甚麼樣的體驗？」其中一個回答是：「找不到工作的體驗，找不到伴侶的體驗。找到工作卻不開心的體驗，找不到朋友出來的體驗。想裝逼但對方不懂的體驗。天氣不錯休息休息的體驗。」

 

（圖片擷取自：https://kknews.cc/zh-hk/game/b4k59b9.html）

 

在帶有強烈左翼色彩的《邊一個發明了返工》裡，阿P有幾分自嘲的意味：「為了薪金一萬元，令每天都沒了沒完……到了薪金兩萬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到了薪金三萬元，我地都應該唔會有三萬元」，面對批判工作制度這等嚴肅之事，他的編曲卻是輕鬆俏皮的。另一首《我是為了兩千蚊才到這裡表演》中，更是不加掩飾地自嘲：「老實說我是為了兩千蚊，才來到這個地方表演。玩了音樂經已六年，這些年我有許多改變。譬如說我已知這音樂不會有發展，譬如說我的旋律愈寫愈不自然」。在《畢業變成失業》中，MLA寫到：「一畢業就等於失業……七個月見左三十九份工，搵份工仲難過搵老公，我今日只想留在家中。」而在《西西弗斯之歌》之中，他們則巧用了「互文性」，借用希臘神話來批判工作制度的合理和徒勞無功：「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講述西西弗斯受到諸神嘅懲罰。要喺地獄不斷推一塊巨石上山。上到山頂，塊巨石又會自己碌返落山腳。佢每日都要重複呢種徒勞無功嘅工作，直到永恆。」

 

巧合的是，二零一六年，內地的「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演唱的歌曲《感覺自己身體被掏空》獲得空前成功。他們的演唱風格同樣帶著幾分詼諧和自嘲，而歌詞的風格也如MLA般貼近生活，簡潔有趣：「感覺身體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我才不累，不累。十八天沒有卸妝，月拋戴了兩年半。作息紊亂，我卻越來越胖。起來征戰北五環。」大概是因為語言和文化更具有親近性，以及背後的資本運作更加成功，他們的歌在內地獲得了更多的傳播，但是從中也能看出，這一類型的歌曲能夠俘獲聽眾。

 

（圖片擷取自：https://read01.com/0N0L2m.html#.X2HEUWgzZPY）

 

另一個備受年輕人喜歡的題材是「愛情」，而MLA顯然是書寫愛情的高手。在《愛情Disabled》中，阿P借用了香港青年作家陳寧的《交加街38號》中的句子：

 

「耶穌說的愛是無條件的、獻身的，

奧修說的愛是能量的互動、是自由的、無束縛的，

昆德拉說的愛是機遇的、偶然的、命定的，

高達說的愛是刺激的、好玩的、有今生沒來世的、哲學的，

小津安二郎說的愛是溫柔的、隱藏的、非愛的，

畢卡索說的愛是經驗的、性慾的、美好的，

夏卡爾說的愛是聖潔的、救贖的、唯一的。」

 

在此，MLA再一次巧用了他們「互文」的「伎倆」。Leung 認為，互文性是MLA的藝術實踐中的一大策略，這個詞本來是指 「文學作品是建立在以前的文學作品所建立的系統、規範和傳統基礎上的。」而MLA經常使用這種互文性，比如之前提到的《西西弗斯之歌》中化用了希臘神話，藉以討論工作制度；而在《失落沮喪歌》中，他們援引了日本作家太宰治；在《社會主義青年》中，提到了馬克思（Leung，2014）。他們未必真的懂這些作品，但是這種援引，無疑使得他們的作品更具「文藝」氣質。這符合MLA在《美孚根斯堡與白田珍寶金》中給自己的定位：「我們是香港最後一群缺乏社交技巧的詩人，我們是演奏家、思想家。」

 

在MLA這十餘年的發展中，他們自身也在成長，遇到的「感情問題」各不相同，從「你是浪子别泊岸」到「愛人有新歡」，「獨身的理由」，各年齡段的年輕人都能從中獲得共情。

 

這一次，我在現場

但是那些「溢出邊界」的，能夠在邊界兩邊暢行無阻的，也意味著是「安全」的，「乾淨」的，並不會觸及審查制度的。但MLA的藝術實踐顯然並不止於此，於是矛盾無法避免。

 

正如前文所述，早在「反高鐵」以及「雨傘運動」期間，MLA就參與到香港抗爭運動的前沿，他們不僅在創作上以這些運動為素材，更是身體力行地參與到運動中去：在二零一四年的雨傘運動中，阿P是當年「七一遊行」中511名被捕的留守者之一，而在他們當年的《攻陷你的心十周年音樂會》中，更是在現場掛滿了黃絲帶，為運動撐傘。[13] 不過，相比起更為激進的本土派，他們並沒有強烈的「仇中情緒」。

 

隨後在二零一五年，他們的歌曲《美麗新香港》獲得第三十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提名，在頒獎典禮上，當Nicole演唱完最後一個音符，負責鋼琴伴奏的阿P忽然加奏了一段英國國歌《天佑女皇》的片段，並在其中加入了雜亂的和音。這被內地善於渲染民族主義情緒的媒體環球時報點名批評，認為他們這是在宣示「港獨」的行為，文章更是借香港網民之口指責他們「不懂殖民統治」。[14] 隨即，他們在內地的演出都被主辦方取消，而此後MLA也在沒有到內地舉辦過演出和交流活動。

 

二零一九年六月開始的「反送中」社會運動期間，MLA的歌曲更加「直面現實」。過去他們的歌比較少直接描寫社會運動本身，而將其作為歌曲的背景，但「反送中」運動開始後，他們接連推出了《今夜雪糕》、《K同學》和《吳小姐》三首直接反應此次社會運動的歌曲。他們還是堅持他們的創作風格，以個人的視角出發，以很小的切口展現出「生動」現實。在《今夜雪糕》中，這段歌詞的靈感也許是連登社區流傳的一張照片：

 

「揭開手套用胎記相認嘅朋友

逾越嘅喜悅

地鐵售票機上面嘅一堆散銀

推完鐵馬流嘅汗

最後一班列車嘅車門」

 

而在之後發佈的《吳小姐》之中，再次使用了「半唱半唸」的方式，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書寫了一個「合理非」向「勇武」的轉變：

 

「吳小姐畢業之後

做咗銀行十幾年

最近佢單身

罷工嗰日自己一個去彌敦道

黃昏嘅時候 

成條馬路都係黑衫嘅年輕人行嚟行去

尖沙咀同其他區已經放咗催淚彈

佢一路行

一路睇吓live 

聽吓條街啲人講點部署」

 

「無幾耐天開始黑 

行到豉油街

經過兩間日本嘢

佢都好想入去食住涼冷氣

不過咁好似幫襯咗無罷市嘅食店

最後佢猶豫咗一陣

都係喺小販檔買咗兩個桔返示威區 

坐喺十字街口嘅馬路邊

一路食一路有啲涼風」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正好有過類似的經歷，但我的感覺更加複雜。我住在太子附近，在九月的某一天，我沿著彌敦道從佐敦走回家。一路上，碰到很多穿著黑衫佩戴口罩的年輕人，也第一次見到了警察的黑旗，嘗到了「催淚的滋味」，但我一路上不敢拿出手機拍照，也不敢說話，生怕自己的口音會引起注意。我不知道我是在怕示威者還是在怕警察，可能都有些害怕。路上的街坊都拿著手機看live，時不時和警察對罵。天氣很熱，經過一家家正在忙著關門的珠寶店時，總會有特別涼的冷氣。中資的銀行的大門被砸壞，上面用塗鴉寫了抗爭的標語。確實有沿途的日本菜在正常營業，一些年輕人在外面看菜單。我在想，要不是我有這種切身的經歷，聽到這首歌時，是否又會有觸動。不過，作為一個內地學生，我也無法體會到「吳小姐」那種融入到抗爭之中的快樂，我更多是一個「不敢說話」的旁觀者。

 

回到家，向家人報平安以後，我的媽媽給我轉發了一條「有無辜內地遊客被打」的新聞，我無從判斷是真是假，只能告訴她我會注意安全。但忽然發現另一條新聞，說因為my little airport支持「港獨」，作品在內地遭網友舉報全網下線。[15] 很多網友表達的是對他們的失望：「歌手好好唱歌不行嗎？非要搞政治」，「國家面前無偶像」，「吐了，原來喜歡了這麼久的樂隊居然是『港獨』」。諷刺的是，為了避免微博的審查，他們使用了拼音縮寫「ZZ」來替代「政治」一詞。

 

阿P的回應只有一個省略號。同時他公佈MLA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辦一場名為「催淚的滋味」的演出。因為擔心自己之後回到內地再也無法聽到他們的歌，我決定抓住機會去聽一場他們的現場，於是馬上買了票。

 

到了十一月，演出那天同樣充滿了波折。演出地點在九龍灣，我從來沒有去過，下了地鐵之後我摸索著走了半個小時。很多內地的粉絲本來買了票，但擔心在香港的安全，沒有到現場。我沒有選擇舞台前的企位，而是安靜地坐在後排，和舞台離得很遠。MLA上場之後，全場的聽眾幾乎都在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發現我的周圍只有我是靜默的，這讓我顯得非常緊張，「生怕」大家發現我來自內地。演出的曲目顯然考慮到了抗爭的氛圍，演出主推了反映社會運動的新歌以及之前反映其他抗爭運動的老歌。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改編自LMF的《今宵多珍重》，MLA在歌曲中加入了一九九七主權移交儀式中彭定康和查爾斯王儲的演講片段，讓我產生了特別奇妙的時空錯亂的感覺。在之後我在和朋友形容這種感覺的時候，我依然詞不達意：「有種奇妙的，歷史在流淌的感覺，雖然下意識裡抵觸這種歷史陳述，但是可能這是一種癥候吧，代表了香港年輕一代的很多東西。我好像坐在旁邊冷靜地看，但又有些共情，甚至想流淚。」

 

（圖片擷取自：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E3%80%90%E6%BC%94%E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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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和討論

與MLA結緣，始於我對他們的「誤認」。對當年身處羅湖橋另一端的我來說，MLA是一道需要穿過多重透鏡才能看到的風景，而這其中少不了扭曲和誤認。而當我到了橋的這一頭，暫居在這座城市，我開始與MLA同處一片天空下，我有了更加理解他們的可能性。但我又會意識到，我只是暫居於此，有一天我會回到另一頭。但當我再回去的時候，已經看過了這邊的風景，再聽他們的歌，大概又是與之前不同的體驗。這種跨境體驗本身就是可貴的，它帶給我更豐富的體驗和想像力。

 

在香港生活一年，「恰逢其時」，社會的激烈變動之中，作為一個旁觀者和客人，我能有機會看到更深處的風景。而MLA的作品，是帶著我打開城市地圖的鑰匙，而對城市的理解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對MLA的理解。最珍貴的是，他們也許能幫助我記憶住這些寶貴的時刻。

 

從我的個人經驗可以看出，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扮演的社會角色，進行的社會實踐都能夠影響到我們對音樂的理解，這也許是因為音樂的生產和消費都置身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對藝術作品做出理性的批判是重要的，但我們身體的體驗同樣重要。

 

中港之間的邊界，使得我的「跨境體驗」得以可能，跨過邊界，我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而中港邊界也使得MLA得以可能，雖然他們的作品是「香港本土」的，但所謂的本土，也正誕生於邊界兩邊的矛盾和張力之中。如今，這個邊界是否還會存在，而應該以甚麼樣的形式存在，都是所有港人一直焦慮的問題。這個邊界的消失固然不可接受，但一個不可逾越的溝壑同樣並非易事。把握其中尺度需要想像力，而跨境體驗恰好可以提供這種想像力。

 

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恰逢全國人大決定制定「港版國安法」，我又看了一次「催淚的滋味」演唱會的視頻，也看了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的紀錄片，我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po出了「今宵多珍重」的截圖，雖然沒有太多香港朋友，但就算是「留低一起作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