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加油」看阿甘本和福柯的生命政治

李卓遠

 

「武漢加油」與「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

 

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肺炎首先在湖北省武漢市大規模爆發，在湖北省政府紙包不住火，無法欺上瞞下地宣告「未出現人傳人」之後，中央政府一聲令下立即實行「封城」措施，禁止湖北省內的所有人出省，除非得到政府批准。這一項舉措正式實施之前，大約有五百萬人從武漢市離開 [1]。與此同時，湖北省以外的各個地區開始人人自危，各級政府害怕湖北人的湧入會讓自己所管轄的區域出現新冠病例，從而影響著自己的政績，甚至可能會為此失去行政職位；市民們也害怕那個可能攜帶著病毒的湖北人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健康，於是與官方站在一起，攔截那些「竄逃」出來的湖北人。

 

對湖北人踏入「自己領地」的排斥成為了消除病毒恐懼的基本手段，阻止湖北人進入「自己的領地」不再是行政部門的專職，而是男女老少義不容辭的使命。這種使命可以從街道標語得到彰顯——「湖北回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2] ，也可以從市民對從湖北回來的人的勸阻和封鎖得到體現——「武漢返鄉阿姨遭村民勸阻　半個月不要出來了」[3] 。大概在二月底，我從湖南乘坐高鐵去北京，當我到達我的居住地並填寫住戶資料的時候，社區保安還和我打趣到：「幸好你是湖南人，如果你是湖北人，那我們都不會准你進了。」吊詭的是，與諸如「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等話語同步著的，還有著為湖北人搖旗助威的「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等振奮人心的口號。「武漢加油」成為了華夏子孫齊心抗疫，眾志成城的正能量信念的有力體現；湖北人，或者說武漢人，被這個至高無上的抽象的集體賦予了一層神聖的色彩——他們深明大義，貫徹了從天而降的如壯士斷腕般封城的政策；他們無私奉獻，付出了染病的巨大代價，也要無怨無悔地等待醫療資源從各省千里迢迢調度來醫療物資早就崩塌的湖北，等待醫院床位的分配；更不必說那些來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建築工人、運輸人員等「最美逆行者」，他們都被標識為救人於水火之中的平民英雄，成為這一整套神聖話語的一部分。但與之並行不悖的是，他們也是被恐懼、排斥和驅逐的對象，就像標語裡說的「定時炸彈」。因為他們的地域身份，他們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被認為是病毒的攜帶者，是人人都應該避而遠之的危險對象，因為他們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們的個人資訊就能以保障他人安全之名被隨意被洩露和傳播，他們的正常生活被懸置，若有越界，將被貼上不道德、非正義的標籤，成為被指責的對象，正如標語上赫然寫著的「帶病回鄉不孝兒郎　傳染爹娘喪盡天良」[4]，而這樣充滿歧視意味的標語卻被娛樂化和正當化為「硬核防疫」，似乎這樣簡單粗暴不加反省的手段才是現實有效的。

 

「武漢加油」的生命政治

「武漢加油」緊緊依靠的背後，是「中國加油」。「XX加油」等正能量話語 ，這些話語之所以能讓全國各地人民心潮澎湃、充滿希望，正是因為這個代表全體人民的普遍利益的抽象國家概念正在牽動著它，似乎所有的不同利益的較量都被這至高無上的想像的共同體所消解，只剩下一個利益一致、團結一心的純潔社會。而要讓這樣的社會能詢喚到裏面的每一個個體，讓個體為加油口號所鼓動，意識到這是一個需要被保衛其純潔度的社會，從而願意為這個社會獻出自己的力量，單靠定義「純潔社會是什麼」是不可能讓人理解什麼是「純潔社會」的，而要通過能指的差異性建構，找到「什麼不是純潔社會」的指涉對象，將其作為「純潔社會」概念的外延，才能讓「純潔社會」得以存在，從而生產保衛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與實踐。

 

新冠疫情的肆虐，讓我們看到淨化社會的行為擁有了「生命政治」的維度。生命，不再是被權力棄置於敝野的無聲存在，而是成為權力攻城掠地的新支配對象，被納入治理術的重要一環。「對身體的規訓，對人口的調節構成了兩極，控制生命的權力就圍繞他們展開，古典時期建立起來這個偉大的雙重技術——解剖學和生物學的，個體化和具體化的，它著眼於身體性能，關注生命過程——使得權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殺，而是對生命完完全全地投資。」[5] 

 

保衛純潔社會的話語，正是作用於管理這個社會下作為整體的人口的生命之上。出於對整體人口的考慮，關於生命的政治就是要將人能否活的健康有品質也納入政治中來。當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健康出現危機的時候，為了維護社會的純潔性，就要劃分出那部分被認定為威脅了生命健康與安全的人。新冠疫情期間，官方對生命健康的管控體現在通過劃分地域來控制病毒傳播的嚴重程度，封城封省的行為不僅鞏固了「不健康的人」與「健康的人」的界限——「疫區人」與「非疫區的人」，而且還讓所有人都不能坐以待斃，以指認、勸導甚至是舉報那些政策下的漏網之魚來積極地參與到這一場權力實踐中，這樣，本是自然現象的病毒傳播便成為了一種文明現象[6]，病毒的攜帶被置換為地域身份的污名，在生命政治和群體純潔性的邏輯下，人們不斷地指認出「不健康」的他者，從而讓自己處於一個與「不健康人」對立的「健康人」位置。

 

（圖片擷取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83981 ）

 

作為「神聖人」的武漢人

 

如果對「武漢人」的拒之門外是出於清理異己以維護自身純潔性的生命政治，以及自然現象變為地域污名的意識形態置換，那麼，為什麼「武漢加油」也能毫不矛盾地作用於「武漢人」呢？儘管社會上也不缺乏拒絕地域歧視的呼籲 [7] 。但在一般價值層面上的呼籲往往淪為口號，很難產生實際作用，因為被排除的「武漢人」是「神聖人」，對他們的驅逐、歧視便是正當的。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到了「神聖人」這一概念，它源於古羅馬法對神聖性的定義，這種神聖性通過法律與一部分人捆綁在一起，被賦予神聖性的人便是「神聖人」，這些人因犯了罪或其他緣故，被剝奪了法律秩序提供的所有保護和不被殺死的權利，殺死他們的人將不受法律的懲罰，但這些「神聖人」卻因為他們犯下的罪而不能被用來祭祀。[8] 這些矛盾被阿甘本歸納為「神聖人」受到的雙重排除：作為不能被獻祭的祭品，他們的存在對世俗世界而言因為神聖性的殘餘而變得格格不入；對於神聖領域而言，他作為人的肉身仍然存在於世俗世界，所以他也被神聖領域排除。

 

（圖片擷取自：https://kknews.cc/culture/6njalap.html ）

 

所以「神聖人」既在符號層面，成為了通往高尚理想、生產神聖性的載體，但神聖性的最終指向並不是這群人，而是將這群人窄化為正能量符號的感人敘事；又在現實層面成為不受法律保護的、可以被隨時棄置的「赤裸生命」，因為他們是「神聖」的符號，在世俗世界沒有存在的根據，所以他們才會被毫無愧意地唾棄、謾駡、隔絕、在門上貼上封條、在身上烙下不潔的侮辱性印記。

 

這便是「神聖性」的虛偽，作為一塊任意取消人們生命的遮羞布，它縫合了本是撕裂開來的「武漢加油」和「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兩種聲音，它躲藏在止步於「請不要歧視湖北人」一類不輕不重的價值呼籲下。於是，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湖北市民承擔著湖北政府對傳染病情欺上瞞下、人力物資調動低效、醫療資源緊張從而讓生命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助的巨大代價，還有那些建設「雷神山」「火神山」等設施的建築工人在「中國速度」的自豪聲浪中被淹沒了他們自己的聲音，沒有任何理由被延長隔離而滯留在湖北無家可歸，應下發的工資與補貼被層層拖延和剝削，還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在武漢。[9]

 

從「神聖人」看阿甘本的生命政治

 

阿甘本對神聖性的分析走得更遠，他認為，受到雙重排除、成為不受法律保護的「赤裸生命」的「神聖人」與至高權力的運作密不可分。正是在主權的至高決斷中，生命被排除到它本應受到保護的空間外，被認定為「神聖人」的人的生命遭到了主權的棄置，被棄置的生命劃出了能否成為完全的法律主體之疆界，這樣，「神聖人」之外的其他人才有成為在主權庇護下的自由行動人的可能。如果把福柯對現代政治的權力形態理解為憑藉現代話語與技術而建立起來的知識規範來保護與扶植生命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至高權力不再以死亡來威脅生命，法律也與暴力相脫鉤，那麼，阿甘本告訴我們，法律依然與暴力掛鉤，至高權力將生命棄置於法律之外，定義誰是神聖人，誰又是被法律保護的完全主體，生命政治通過對生命的禁止而得以建立一個「法律＋法律之例外」的共同體結構，讓生命納入管治。

 

當「武漢人」成為人們恐懼與驅逐的物件時，我們可以發現，阿甘本對「主權者－神聖人」的劃分與福柯強調的提高生命成為內化於心的規範並不矛盾——沒有被污名化的「非疫區人」、「健康的人」都在沒有被施加任何外在律令的情況下，主動地站在了「主權者」的位置上，以主權者的方式行動——一邊為「武漢人」加油助威，一邊躲避和驅逐那些「武漢人」，從而幫助棄置生命的至高權力一步步推動實施，「湖北人」、「武漢人」便降格為神聖人。更有甚者，「不健康」、「不正常」的污名化標籤已經為「作為神聖人」的病毒感染者內化，他們自己主動承認了自身的「不潔」，認為自己染病是給這個社會造成了麻煩和負擔，從而自我排斥。與其說他們是放棄自己「不配活下去的生命」，不如說他看到了自己作為「神聖人」殘餘的那點「神聖性」，企圖用最後那一點被棄置得無關緊要的生命換回一個完整的神聖符號：一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中國人。

 

「神聖人」的死亡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神聖性，這一場看似自願的獻祭也強化了「神聖人」與死亡之間的聯繫，生命政治既有福柯所言的「肯定生命」成為常規，也有其阿甘本的「否定生命」一面：「神聖人」作為被棄置的、暴露在死亡面前的赤裸生命，反過來指涉著一個急需清除內在病變細胞的來保衛自身整體純淨的社會，建構著健康的、未被降格為神聖人的完整法律主體，「他人死去這個事實並不簡單意味著他的死使我活的更安全；而是他人之死、低劣種族之死（或者退化者之死、反常者之死），將使得生命在一般意義上更為健康。」[10] 健康的主體對神聖人的神聖光輝頂禮膜拜，也威懾著這些個體：如果成為了社會「不潔」或「病變」的一部分，就會成為被雙重排除的「神聖人」，自己的生命就要被管控，被壓制，甚至被清除，而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為了保衛這個生命政治深深嵌入其中的社會。為了在例外實現人口的健康狀態的迫切需求、疾病防治與地域污名掛鉤，但病毒的傳播又無跡可尋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會被降格為「神聖人」。

 

福柯的「生命權力」與阿甘本的「至高權力」

 

福柯區分了兩種瘟疫發生時的治理模式，一種是排斥痲瘋病人的模式，它盛行於中世紀末期，城中的痲瘋病人經過宣告其死亡的儀式之後被放逐到城外；一種是融安鼠疫病人的模式，這種模式從十八世紀開始逐漸取代了前一種模式，通過人口的分區和行政權力的層級化進行精細的控制和管理，容納和檢疫替代了驅逐和排斥，社會對內的規範矯正替代了向外的清楚，在福柯看來，這種取代說明了精細化和生產性的權力技術替代了簡單化的消極的鎮壓性權力。[11]

 

疫情期間的防控舉措，不僅有著如福柯所言的，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理性、科層化的容納模式，這種模式體現了生命權力對個體最精細的滲透——隨身攜帶的電子設備時刻追蹤著個體的行動軌跡；如有必要，還會被戴上電子手環確保個體隔離期間不會離開隔離場所；「健康碼」成為了個體活動的通行證，沒有健康碼的人意味著他在公共場所自由行動的權利被剝奪，他與其他人憑藉公共生活建立的社會關係被抹去，成為現代化大廈下的技術棄民 [12]。還有如阿甘本所言的，至高權力讓社會進入「例外狀態」，以恢復常態的名義對生命進行著種種常態之外的暴力威懾——對疫區的地域性身份進行最簡單的封禁、驅逐和分隔，這種分隔不僅出於行政機構針對戶籍的隔離舉措，還出於每個人對疫區地域身份的污名與恐懼；將患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判定為例外狀態下的奢求，並稱之為「巨嬰」[13]；還有市民因為打麻將而違反公眾聚集活動的限制規定，被罰抬著麻將桌遊街的粗暴執法，甚至不能被叫做執法，而是處理一些被法律所棄置的赤裸生命。[13]

 

我們在疫情防控期間看到了生命政治的兩種權力形態，正在疾病防治成為政治的前提下混雜在一起，生命權力致力於保護和扶植生命，至高權力以死亡來威脅生命。他們都高舉著保衛純淨社會的大旗，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zoē）也拉入政治裡來，生命本身被捕獲、被徵用、被控制，統治模式通過這兩種權力形態對人的生物性存在進行最有力的滲透與操縱，並詢喚著每一個個體習焉不察地將權力建構的何為正常的標準內化，讓自己以「主權者」的方式來行動。

 

因為「政權直接目標之一就是控制內在於生物性進程中的隨機因素」[15]，現代的管治要通過降低生命中的隨機因素，製造「馴服的身體」（doctile bodies），在福柯看來，這種馴服的身體正是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基本能量。[16] 讓人成為資本主義不斷累積與再生的龐大機器下的一顆顆螺絲釘，一個個健康的身體便能保證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只要健康的身體能夠更高效地創造勞動價值，加快社會再生產的環節，推動經濟能量發展，那麼，看似矛盾的肯定生命的生命權力和否定生命的至高權力就能在懸置常態的例外狀態下並駕齊驅。正如「神聖人」所揭示的虛偽性一樣，保障健康身體的現代國家治理術只作用於整體的人口，只通過宏觀的人口統計學層面的知識進行調控，它並不在乎每一個鮮活的個體，而是要保證死亡率維持在一定範圍內，將不健康的生命縮減成一個無關大局的、遲早會被社會自我淨化而解決的「神聖人」，將被棄置的生命被縮減為人口統計學上的一抹數位，這種數位還會被用來橫向對比，證明自己所在的社會多麼純淨、安全——似乎武漢死去的幾千病例在美國數以萬計的死亡病例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他國暴增的死亡數字甚至還渲染了一種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對自己國家治理有方的自豪。

 

（圖片擷取自：https://medium.com/gender-theory/intersecting-docile-bodies-242e88c99721 ）

 

結論

 

從「武漢加油」和「湖北回來的人都是定時炸彈」兩種矛盾聲音在疫情防控期間卻能安穩地並行不悖，即便是一般價值層面的呼籲也對疫區人遭受的歧視與虐待於事無補的現象來看，「武漢人」或者說「湖北人」正是阿甘本所描述的「神聖人」的存在，他們一邊被神聖化為國家英雄主義敘事下的巨像，為至高無上的國家獻祭自己的利益，一邊在現實生活中排除到法律所保護的空間之外，被降格為赤裸生命，神聖性的虛偽不僅縫合了符號層面的高尚支援與世俗世界的暴力實踐，還遮蔽「人人都是主權者」「人人都可能成為赤裸生命」的一面。當對病毒的防治成為對地區的污名與恐懼，當保衛純淨社會需求迫不及待，當健康的生命被納入統治，生命政治便在疫情期間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福柯和阿甘本所描繪的兩種權力形態盤繞在現代社會治理術之中，一邊是借助最先進的、最理性的科學技術手段讓生命權力對個體進行最精細的滲透，一邊是至高主權通過懸置常態的方式宣告「例外狀態」，將社會下「病變」的個體降格為可以不受法律空間保護的「神聖人」，並對之進行分離和清除。不論是維護健康生命還是清理不健康的生命，生命政治的著眼點永遠不會如康得所言的「每個人都是目的」，而是建立在整體的人口下的大體純淨和安全，生命政治將人拉到政治中來管理、治理，並非使人的生命與其生活緊密地融合，而恰恰讓二者徹底分離，生產健康的身體僅僅是為了宏觀上的社會經濟能夠扶搖直上，這是以保衛社會，維護生命健康之名的更深一層的異化，人不僅被捲入資本主義累積增長的渦輪中成為用廢即棄的工具，他的身體被製造成訓練有素的、順從的建設生產力大軍中的一員，他充滿豐富內涵的生命也被窄化為人口統計學的、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料，隨時可以為這個數字的增減獻出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

 

(圖片由作者提供)

 

筆者按：上圖為我在疫情期間看到的微博，這段文字的發佈者以及其家人都感染了新冠肺

炎。他在文中說到他決定放棄自己和家人治療新冠肺炎的機會，不給國家增加確診的人數。

 

參考文獻

---

1. Micheal, Foucault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Vintage.
2. Mitchell, Dean(2009)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
3. 汪民安著，《福柯的界線》，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2月。
4. 蜜雪兒．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三聯書店，199年5月。
5. 蜜雪兒．福柯著，錢翰譯，《不正常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6. 蜜雪兒．福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
7. 蜜雪兒．福柯著，佘碧平譯，《性經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8. 蜜雪兒．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9. 吉奧喬．阿甘本著，吳冠軍譯，《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7月。
10. 吉奧喬．阿甘本著，薛熙平譯，《例外狀態》，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11. 侯允涵，《作為「神聖生命」的疫區人：生命政治與種族主義》，微信公眾號「哀歌與絮語」，2019年3月，https://mp.weixin.qq.com/s/ypMmfOSgql2kBmDxSyNSaw
12. BBC NEWS 中文，《時間軸：武漢「封城」的76天》，2020年4月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197004
13. 三立新聞網，《中國封城人人自危！街上驚現布條…稱「湖北來的都是炸彈」》，2020年2月11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87308
14. 騰訊視頻，《武漢返鄉阿姨遭村民勸阻　半個月不要出來了》，2020年1月24日，https://v.qq.com/x/page/l3056387bva.html
15. 澎湃新聞，《「串門就是互相殘殺」：這些「土味」抗疫標語火了》，2020年1月3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83981
16. 陸紹洋，《抗議標語不妨多些溫情》，光明日報，2020年2月26日，第13版，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0-02/26/nw.D110000gmrb_20200226_2-13.htm
17. 自由亞洲電台，《專訪雷神山工人：我們捨命逆行　利用完就被拋棄了》，2020年4月6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worker-04062020072204.html
18. 孫鵬飛，《沒有健康碼不能出行，沒有手機不能就醫，1.8億老人」被隔離」》，36氪，2020年9月9日，https://36kr.com/p/874032561550720
19. 自由亞洲電台，《防疫工作常見暴力濫權　打牌被罰抬麻雀枱遊街》，2020年2月19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police-021920200615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