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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地主」遊戲所引發的反思

郭雅娜

 

摘要

 

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鬥地主」遊戲所引發「鬥地主」歷史事件的歷史重現，分析它如何反映歷史觀感並對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進行反思。

 

關鍵字

 

鬥地主  土改  思想權力  教化權力

 

前言

 

近年來，「鬥地主」遊戲在中國受到玩家的熱烈追捧，以農民鬥地主的遊戲規則變換出不同的遊戲模式，紙牌遊戲、手機遊戲、網路遊戲，甚至成為了一種體育比賽——全國鬥地主錦標賽（National landlords Championship）。在中國歷史上，「鬥地主」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零代後期及一九五零年代初期發起的土地改革運動。筆者認為，在這個由真實歷史改編加入了現代元素的遊戲背後所折射的歷史文化內涵值得深入研究。

 

「鬥地主」遊戲與歷史記憶

 

「鬥地主」歷史事件的歷史重現

「鬥地主」遊戲是一款由中國人發明，既簡單易學又對玩家智力有所要求的休閒紙牌類遊戲。相傳這款遊戲起源於中國湖北，農民通過這個遊戲來發洩心中對地主的不滿，把當時流行的一種叫「跑得快」的紙牌類遊戲調整為「鬥地主」遊戲。人們在勞作後休息的時候，常常一家人關起門來「鬥地主」，「鬥地主」的遊戲名稱就是從那時而來的。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安徽、江蘇的部分地區出現「鬥地主」遊戲後，便迅速風靡全國，並流行於互聯網上。目前，「鬥地主」、「德克薩斯撲克」及「百家樂」是世界上三種最流行的紙牌類遊戲。　

 

「鬥地主」遊戲規則：人數為四個玩家，一個玩家作地主，另外三個玩家是農民，雙方出牌對戰。地主先出牌，任何一方有一人出完牌時，該方獲勝。相對於「鬥地主」遊戲的歡樂氛圍，歷史上的「鬥地主」從來不歡樂，那是一段讓人心情沉重的歷史。「鬥地主」遊戲的出現及其遊戲規則是「鬥地主」的歷史事實的歷史重現。就如班雅明所說，歷史的意義並非歷史的本身，而是在於現代人們如何把它認出來，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有被認出的條件。[1]

 

「鬥地主」的歷史記憶

「鬥地主」事件指的是發生在一九四零年代後期及一九五零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簡稱土改）中農民批鬥地主的歷史事件，通過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旨在讓「耕者有其田」及廢除舊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直到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運動結束。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為了進行土改，將農村階級成分劃分為兩大階級，剝削階級及被剝削階級，即地主與農民，而「鬥地主」的整個過程主要劃分為確定鬥爭對象、訪苦、引苦、訴苦、算賬等。中共派出的土改工作隊通過「訪苦」[2]、「引苦」[3] 的方式激發群眾仇恨行為。在積極分子的帶動下，受過「教育洗禮」的群眾階級意義獲得覺醒，開始將自己的貧窮歸咎於地主的存在。在土改工作隊的默許和支持下，出現大量的暴力行為，整個土改過程剝奪了二百至四百萬人的生命 [4]。

 

(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張圖片拍攝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二月期間，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西南第一團工作人員赴川西地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圖為四川省彭縣升平鄉農民在土改中「鬥地主」的情形。

 

「鬥地主」現場 [5]

（圖片擷取自：https://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8/05/201805200636.shtml）

 

 

「鬥地主」遊戲引發的反思

 

「鬥地主」是一個政治符號的載體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地主」一直是被認為是剝削階級的代名詞。這是由於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是個階級社會，地主通過將土地出租給農民賺取收益，農民通過租田種地謀生。地主階級被認為不勞作就可以獲得財富，而農民階級靠天吃飯，辛苦勞作後還要支付地租給地主，成為了封建社會裏的被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則是剝削階級。

 

而近代的教育及文藝作品中也將地主刻畫成品德敗壞，橫行鄉裡，欺男霸女，無惡不作的形象，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采」這四位被標籤為「四大惡霸地主」的人物。

 

中共在土改運動中為了軍事勝利，以通過與農民之間的利益交換的手段來獲得政治上的支持。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通過「訪苦」、「訴苦」等一系列思想改造進行教化，激發出農民的「翻心」（主人翁的自覺）覺悟以達到「翻身」（通過過群眾力量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治目的，這是「鬥地主」真實內涵。

 

中共將「鬥地主」作為一個政治符號的載體，運用思想權力及教化權力來達到重組基層，為其新生政權實現征糧建社的目標。而時至今日，人們只要看到「鬥地主」，就會想到「階級鬥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讓人民當家作主」等等一系列的與黨政軍直接連聯繫的象徵、符號，同時這個符號也闡釋著一個「人民站起來了」的國家形象，人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書寫

真實「鬥地主」歷史事件是揉合了思想權力、教化權力、弱者反抗的。中共所發動的暴力土改運動導致二百萬至四百萬人死亡。並在解放以後，通過教育及文藝作品將「地主」刻畫成了人民群眾的公敵，是封建社會剝削階級的象徵。其典型代表有，文藝作品《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泥塑《收租院》[6] 中的劉文采、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在此，筆者不禁要反思一個問題：所有的地主都是壞人嗎？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一九五八年中國京劇院演出的京劇《白毛女》中，地主黃世仁向窮人楊白勞逼債，要他拿女兒來抵債。[7]

 

地主即是土地的主人。一九四九之前，在大多數農村人們習慣將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尊稱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和地主家雇傭的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其意義就像我們現在說的「老闆」。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並不是貶義詞，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例如：酒宴上的客套話「略盡地主之誼」，從語境上判斷，也不含貶意。

 

而且有學者在相關文獻研究中發現 [8]，在土改的過程中，很多農民認為他們所批鬥的「地主」並不是壞人。「四大惡霸地主」人物原型中，只有劉文采是真實的人物，其他三個純屬虛構。現實中的劉文采既做過搜刮民脂民膏、助長煙毒的壞事，也做過慷慨興學、濟困扶危的好事：為了家鄉的教育，修建文采中學；逢年過節都要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為人公道，鄉鄰之間糾紛也都要請他進行調解；為了發展鄉村經濟，還曾經投資修建街道，直到現在還存有的兩條街道如今仍不失當年之繁華。以上種種事實，說明劉文采並非中共所宣傳的品德敗壞，橫行鄉裡，欺男霸女，無惡不作的惡霸。

 

同時，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依然通過在教育、藝術作品等文化領域中持續向公眾灌輸地主的舊有負面形象。儘管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之間並不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讓公眾認識到兩者的不一致性，將極大地影響中共的政治形象，所以也只能進行虛假性宣傳。例如劉文采的《收租院》就將其負面形象無限擴大。這也是統治階級動用其文化霸權及教化權力來維護其政治利益的慣用方法和手段。

劉文采　　　　　　　　　　　　       劉文采的收租院

(圖片由作者提供)

 

暴力土改運動之後，在國家政治權力運作下，中國在實現征糧建社的過程中，給鄉村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鄉村精英及經濟被摧毀、階段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文化革命」等，使中國持續了二十五年類似於戰爭的狀態。到底推翻了地主階級以後，農民飯桌上的飯菜會比以前有地主的時候好嗎？

 

在一九七九年，中共作出了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子」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這又再次推翻了中共在土改運動中的階段劃分。這是否說明中共在土改運動中對「地主」劃分是錯誤的呢？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村土地由個人所有轉變為集體所有，最後又將土地國有化。時至今日，中國的土地制度規定土地終究還是不屬於農民的個人財產，而是屬於國家。這與當初中共土改時對於農民擁有土地的解釋是有出入的。

 

歷史終究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鬥地主運動的「合法性」是被「以人民名義」的作為驅動，實則是利用人民之名來為其政治目的進行服務。勝利者通過其政治手段對歷史進行書寫，形成的人們的歷史記憶。即便是今日，已經沒有了所謂的「地主」，人們還是通過在遊戲中「歡樂」地「鬥地主」，某種程度上加強了對中共，對國家的肯定，以及對那段被書寫的歷史的信任。

 

公共空間與歷史空間的結合

作為世界上三種最流行的紙牌類遊戲之一，近年來，「鬥地主」遊戲成為了中國最受歡迎的大眾化的集體遊戲，人們一想打牌首先就想到的是「鬥地主」遊戲，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這款遊戲也非常便捷，可以在網路，手機，現實場合中玩，是人們在茶餘飯後，閒暇時間的一種消遣，也給人們提供了狂歡的空間。在這個帶有政治符號的公共空間裏，人們消費、娛樂、社交。人們玩這個遊戲更多的是社交需求和現實欲望的發洩，但也通過遊戲規則一遍遍地回到勝利者所書寫的歷史記憶當中。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貧富分化嚴重、堅尼系數越來越高，人們生活壓力變大，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願望在遊戲中得以實現，例如做「地主」可以比「農民」在遊戲中多一些特權（階級主義、特權主義）、「農民」可以團結起來一起鬥地主（弱勢群體的反抗、仇富心態）、有一擲千金的豪邁感覺（貧富懸殊的社會環境下，希望能夠擁有財富）等等。遊戲給人們帶來的心理體驗也是對現實生活的欲望的補償及對統治階級不滿的發洩，這也從側面折射了當今社會人們希望財富分配更公平的心態。

 

圖片 [9]

（圖片擷取自：https://www.guancha.cn/life/2017_02_17_394734.shtml）

 

人們在公共空間消費著歷史所構建的遊戲文本，同時也被政治文化所闡釋的意識形態所影響。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娛樂性並不會減少「鬥地主」遊戲的政治教化，反而會加深人們對這段由勝利者所書寫的歷史記憶。

 

結語

 

當下的中國，被稱為「拆遷年代」的國度，大部分農民為了利益，農村為了發展，把大片的土地賣給了房地產開發商，把土地向這些新時代的「地主」拱手相讓；也有一些農民為了保有土地而拒絕補償，這又製造了大量的血與淚的抗爭。按照現有的政策，房屋及土地只有五十到七十年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因此，在中國當今的現實當中，個人終究是無法擁有土地，這與土改運動所宣傳的「烏托邦」相去甚遠。

 

消費主義的興起，遊戲企業不斷向市場推出更新換代的遊戲，提升遊戲玩家體驗，讓人沉迷其中而不自知。「鬥地主」遊戲確實歡樂，但這個遊戲名稱重現了過去「鬥地主」運動的那段讓人感覺沉重的歷史。不同年齡、不同地點、不同意識形態下，遊戲中的人們穿梭於「鬥地主」遊戲所建構的公共空間與歷史記憶中，不斷地消費歷史，與此同時也被當下的統治者政治教化。從歷史的角度去閱讀「鬥地主」遊戲的這個文本，挖掘出歷史的真實面貌，拯救被埋沒、忘記的事物，並將過去帶到現在，展望未來，它也是歷史帶給我們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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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放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博士、2010.10，《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開放時代》，第5-35頁。
2. 李放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博士、2008.06，《黃土溝土改的歷史記憶》，《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50-59頁。
3. 杜贊奇，2009.8，新加坡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從歷史和比較的觀點看中國改革　》，《開放時代》，第130-137頁》。
4. 張和清、王藝，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及西南林學院人文社科系，2010.03，《文化權力實踐與土改之後的征糧建社——一個西南少數民話行政村的民族志研究》，《開放時代　》，第73-86頁。
5. 高王淩、劉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及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博士研究生，《土改的極端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9.02第36-46頁。
6. 馬國明，《班雅明》，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09，香港。
7. 朱新民、英國唐、張讚合、葉蔭、竇鴻君合著，《中國大陸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5.11，臺灣。
8. 胡平，《愛著恨著的土地》，香港中和出版社公司，2012.02，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