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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自由主義 迎戰下一波危機
許寶強


(圖片來源:http://www1.hkej.com/dailynews/international/article/1945525/%E5%8F%8D%E6%80%9D%E6%96%B0%E8%87%AA%E7%94%B1%E4%B8%BB%E7%BE%A9+%E8%BF%8E%E6%88%B0%E4%B8%8B%E4%B8%80%E6%B3%A2%E5%8D%B1%E6%A9%9F)

對不少中年或以上的朋友來說,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已成陳年歷史;年青一點的,對當年被稱為「百年一遇」的美國房貸危機為全球所帶來的震撼,甚至可能完全沒有印象。在這個時空極端壓縮、只爭朝夕的年代,十年恐怕已是太久--儘管「金融海嘯」所揭示的「新自由主義」底蘊,依舊主宰著當代資本主義的日常運作和走向;而「百年一遇」的餘波,迄今仍然影響著全球大部分民眾的日常生活。

「金融海嘯」的幽靈

十年前,筆者曾判斷,如果由美國房貸危機引起的「金融海嘯」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麽要令股票樓市復活、「中環價值」繼續主導,恐怕並不容易。事後看來,這推論顯然沒有成真。隨著歐美中日等經濟巨人紛紛「量化寬鬆」,數以千億的納稅人金錢被投入「救市」,樓市和股市,至少在中港,不久就「重拾升軌」,之後甚至一發不可收拾,為香港贏得了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首位。

然而,雖然樓價照飛升、股票照買賣,但「金融海嘯」的餘波,迄今仍在。各地政府的「救市唔夠人」,催生了2011年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繼後波及全球;民眾對只關顧金融精英的政權的不滿與離棄,並沒有隨佔領運動的退潮而消失,而是以英國的「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上場這類的民粹政治延續。這些表現為「本地優先」的民粹反彈,情感的基調正是對金融全球化的反感和抗拒。在香港,觸動數以十萬民眾參與的雨傘運動,之所以能夠吸引不少中產白領,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恐怕亦與中美政權的「量化寬鬆」所帶動的樓價狂升、實質收入下降、社會進一步兩極分化有關。

「金融海嘯」的沖擊,雖然曝露了全球的股票樓市以至整體經濟增長,其實只是建立在浮沙之上,但不幸的是,「量化寬鬆」使社會認真檢討和改變全球金融體制和運作的機會,很快就消失。一些有關當代資本主義運作的根本反思,仍然有待探索。由於「暴力救市」的方式,只是暫時掩蓋、而非徹底解決受「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和矛盾,因此十年前的「金融海嘯」,恐怕仍將重臨,甚或以更暴烈的方式出現。

與期等待危機再臨時才思考原因和提出應對,不如在此十周年之際,回顧2008年的經驗,重思一些被「量化寬鬆」掩蓋了的根本問題,為下一次危機重臨時作好準備。

金錢的欲望與承諾的失效

2008年的金融危機,除了曝露了「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的性質和破壞性之外,其實還揭示了有關金錢是甚麼、有哪些功能、如何運作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問題。不幸的是,各地政府建基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 原則,採用「量化寬鬆」的政策,令這些根本的問題難以討論,甚至無法被提出。結果,正如Ole Bjerg (2014) 的Making Money指出,像「我們是否需要私人投資銀行?」、「是否想我們的經濟建基於債務的推動?」、「應否容許由金融市場設下訂定經濟政策的條件?」、「金融市場有遵守『還得到先好借』的原則嗎?」,這些有關金融和經濟的根本問題,徹底消失於我們視野之外。

要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並不容易,除了它們不為政權傳媒重視外,更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狹隘理論主宰下,金錢與金融機構都被簡化為自有永有的交易或投資工具,忽略了它們的其他性質和功能--例如金錢如何成為欲望的最終對象、作為控制他人的媒介,金融機構又怎樣變作為促成財富兩極分化的機制等等--,令我們的社會缺乏合適和豐富的語言去探討這些問題。幸好晚近的社會及人文學科逐漸發展了一些有關當代金融的分析,幫助我們進行這些根本的分析。

除了上述Bjerg循精神分析研究當代危機不斷的資本主義的視野之外,還有人類學者Arjun Appadurai (2016) 的Banking on Words,探討金融衍生工具的根本性質,及由此而催山的泡沫和其後爆破的原理。他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體現的其實是一種語言的失敗(linguistic failure),因為金融衍生工具歸根究底是一紙書寫合約,或對未來買賣金融資產的承諾,其特色是這些未來資產的價格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和普及,主要是一個語言現象;而體現為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次級房貸)失效的市場危機,其實主要也是因書寫合約或承諾失效而導致的危機。而當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後的資本主義經濟,衍生工具成為了十分重要的交易對象,因此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也可以說是建基於語言慣例、文辭承諾之上。而當衍生工具不斷繁殖出更多的同類物,交易合約中的語言承諾也就不斷延伸,而在這愈來愈長的承諾鏈中每個參與者需要承擔的責任也愈來愈輕,或隨著締結的承諾合約愈來愈多,衍生工具(如次貸)與實質資產(如房屋)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整個系統的風險也愈來愈高,而當實質資產價格最終步入回落周期時,除了政府就再沒有人願意接收位於承諾鏈最遠端的衍生合約(或「有毒資產」),這就是「金融海嘯」的最根本原因。

結合Bjerg的「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已成為人類欲望的最終對象」和Appadurai的「金融危機歸根究底是一種語言失敗」的洞見,我們或可在下一次「金融海嘯」來臨之前,認真和系統地檢討作為一項文化大計的「新自由主義」,如何造就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心理和語言條件,又如何尋找新的價值準則、欲望對象和經濟運作方式,以避免或克服將臨的危機,迎向未來。

(原載明報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