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LN
中國人的鄉愁
孟鷺
引言
「你國」[1]這個詞逐漸從社交網絡，開始風靡當下的中國社會，其背後的指向頗值得關注。「你國」並不是一個中文語境里的正規用法或者說書面修辭。這個詞最早出現於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社交網絡，而後這個詞語也開始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所用。但必須強調的是，這個詞的主要使用者是出生在中國大陸地區的華人，因為「你國」直接對應於「我國」--必須把這個詞語放回到它具體的文化、社會和歷史脈絡中去。
使用「你國」的中國大陸人，通過對「你的國不是我的國」的意識的強調，隱約地表現出一種區別於「中國人」的個體身份認同。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看做是不積極「身份政治」。此文並不是考證這個詞語具體的源頭，和它在社交網絡上所引發的一些變奏。由於身份認同中一個頗為關鍵的議題是「我們」與「他們」、「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問題，現代人會以「他」為鏡子，構建出一種「我」的存在。那麼「我國」與「你國」具體的對應是什麼，這些意識從何而來，又指向何處。我想試圖以這個現象為開始，分析現代中國人複雜的身份認同與他們的困境--古典的家鄉已經失落，但人們無法建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家園，所以一些人徹底陷入了一種走不出的鄉愁中。
首先要指出的是，「你國」這個詞的出現現象化地反映出現代中國人的在身份認同上所出現的一種「分流」，但是我想這種情況不能簡單地定義為是中國人[2]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差異」或者「危機」，它更深層次的根源指向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從來都不是一種相對確定、統一的意識。
從霍爾（Stuart Hall）的理論出發，身份認同存在兩面性，一方面是當人們試圖建立和確認具體的身份概念時，往往會依據社會給定的價值和尺度形成對身份的認識--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社會建構。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認同感」，它顯現出個體對一個給定價值的思考，是一個試圖尋求、確認我們與這種身份價值內在聯繫的過程。所以「身份認同」既是社會如何看待我們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這反映出我們與社會的關係，對這種關係的思考，所以這並不是一種絕對固定的、本體論的認識。它是一個變化的、非普遍化的存在，是一種流動的而永遠未完成的狀態。
一、古典的家鄉？
回頭看魯迅的《傷逝》，會發覺他的觀察依然適用於當今社會。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不是簡單的個人與社會衝突所造就的近代悲劇，它來源於一種在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仿徨感，到今天，這種仿徨感依然影響著中國人如何定義自己，如何看歷史、社會和國家。五四時期的中國人所面對的困惑，所感受的矛盾，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深陷其中，而這甚至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枷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現代中國人都註定必須夾在「中國的」、「西方的」；「傳統的」、「自由的」．．．．．．等等關係和意識之中，但並沒有一種所謂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思維裏，從來都是罔顧多元而追求一種一致性。所以當這些意識在我們的感覺和行動中顯現出來時，總表現出絕對的衝突和對立--這正是枷鎖之所在，它將現代與前現代的一切問題擱置在天平的兩頭，強迫我們做出選擇。這種矛盾不是簡單地橫亙在個體和社會之間，也不是單純由政府或者權力造就生成的，它是自上而下地作用在社會、政府和每一個個體身上。
矛盾是如何出現的，讓我們回到歷史中找一找可能的根源。我並不能得出一個具體的答案，只是想在如下的分析中，找到我們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二重性：作為「中國人」的那一面，和作為「現代人」的那一面--二者之間存在某種互斥關係，這就是我想說的現在的中國人在「現代」與「前現代」之間夾縫求生的狀態，也造成了現代中國人「身份認同」方面的複雜性。
在古代史中，「中國」指「中央之國」，很多中原王朝會將自己的國家稱為「中國」--這是一個並不確切的泛指，與現代的民族國家指向不同。不論是從「漢唐盛世」所演化而來的「漢人」、「唐人」之概念，還是形成於晚清，作為「華人」的身份認同概念--都籠統地指向不具體的「文化」認同，共同的語言、歷史、飲食、生活習慣等將人們黏合在一起，總體來說古代中國人的身份意識並不是基於一種統一可見的東西。
作為民族國家概念的中國起源於近現代，孫文在民族在他的民族主義說中認為中國應該效仿西方的民族國家，故而提出「中國」、「中華民族」、「五十六個民族」之說--這種劃歸和分類的方法來自對西方的學習。
所以當我們希望回到歷史裏去為「中國人」或者「華人」的身份，起源找到一種「本質化」的東西，我們往往會失敗。在霍爾（Stuart Hall）的理論中，身份認同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被定義的事物--這種研究身份認同的方法，在中國人的歷史裏，顯得十分必要。我們必須意識到「文化認同」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這個思路聽上去很簡單，但模糊和不確切是現代思維不能容忍的。這致使我們很難真正回到歷史中去思考古人的價值和意識，打破屏障，跟他們建立一種有機的交流。
學術界普遍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認同」開始於商周時期，但介於「文化認同」的複雜性，我認為這種對歷史節點的整理僅僅只能作為分析的一個參考。中國人有一句很有名的古語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反映出古代人中國人的歷史觀，他們把歷史看做是一個循環，一種規律化的存在，而並不像現代人那樣，認為歷史是進步和不斷向前的。這反映出思維一些根本性上的不同，古人對變化與不確定保持著一種相對「接受」的態度，他們不會像現代人那樣強迫症式地必須通過分類來確認一些事物。
回看中國歷史中的數次「民族交融」，為什麼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在十分複雜的民族環境裏，統一的大格局維持到了今天，對比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矛盾沒有造成特別激烈持續的衝突--這些問題好像很難回答。我想是不是因為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已經在用一個「現代的」、「後滯的」民族概念去定義這個現象。「五十六個民族」或者「中華民族」都是極晚才出現在歷史之中的概念。對一個古代人來說，可能這個被定義為「融合」的過程與我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因為他既不會定義自已屬於什麼族群，也沒有強烈的意識去將對方劃分在某個族群裏，對他來說，只有具體的生活方式上的差異--當然，這個分析只是一種基於對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的懷疑。
中國大陸的歷史課本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通常用一種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帝國主義．．．．．．這幾種「主義」壟斷了歷史課本，從秦朝到清朝的歷史，被看做是一個封建集權走向極致的過程，封建主義盛極而衰，走向崩裂，繼而開啟了中國近代史。歷史用一種中心化、必然化的演進過程被講述出來，這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用保羅．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作比喻批判這種無視暴力的歷史觀點。文學批評家琳達．哈欽（Linda Hutcheon）從文學的角度提出了對歷史書寫的懷疑：我們唯一透過了解歷史的方式是通過各種再現性的敘事，那麼歷史其實也是一種文學。所以現代視角中歷史書寫是否可以讓我們探尋中國人的身份演進呢？
再從語言的層面進行考量，我想這裡必須要區別語言和文字在概念上的差異。邏格斯主義強調語言的在場性，認為書寫不過是一種符號，亞里士多德曾說「文字是語言的象征」。相對英文或者其他拉丁語系語言的這種特質來說，中文的表意性讓文字擁有一種強烈的獨立於語言的特質。以我的個人經驗，作為文字的中文比作為語言的中文更具有表達的優先性。讓我們想想唐詩中的例子，王維寫「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這不是一種嚴格主謂賓的現代表達，如果只是通過語言、語音，現代人無法直觀地理解這句話。但當它以文字的形式出現，每個字會在習慣使用中文的人腦海裏形成具象的所指，不需要去解釋這句話的意思，那些所指在意識中交匯，會自動地形成了一個圖像，一種感知，我想這就是中國詩意境的由來。中國詩像是詩人用繪畫的思維提煉出意象，然後以韻律的形式把它「畫」出來，這是一種表達，也是一種更無拘束的創作。中文的這個特性，讓我們即便在今天也能夠去打破時間和空間的桎梏，以文字完成交流。這同時佐證了為什麼儘管中文世界存在如此之多的方言門類，但能否用西方的語言學分類方法歸類仍然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中文字具有相對語言的優先性。可是漢字的羅馬化和簡體化似乎也在消磨着中文的這種特性，這既是中文學科式微的原因，也是一個對我們思維方式的現代改造。
但這個國家始終存在一個未能根本性實現全面現代化、西化的面相。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從實在的地理空間，到抽象的文化認同，現代意識作為一種規訓的方式，無法徹底地改變過去的生活方式對中國人的影響。尤其是在中國人身上，現代意識與前現代意識同時發生卻互相排斥。
即便中國是一個全面推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但是恐怕只有城市的人會把自己定義為是「中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農民或者工人完全不存在相應的階級意識，不過這也跟政府根本不會經營「農會」與「工會」有關，民主仍然是一種「施」與「給」的存在。
即便「五十六個民族」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常識型的概念，但這個概念是否帶來了類同于西方國家的「民族認同」，仍然是非常難確定的事。總體來說，我認為文化認同還是大多數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主流，城市化的進程讓身份認同發生了一些變奏，但文化認同的實質還是真實地影響著中國人，譬如中國人特別喜歡強調「南方人」、「北方人」，喜歡用地方主義的思維打量個體，這主要都是基於生活習慣、飲食、口音．．．．．．的文化差異。
從語言和歷史的角度出發所得出的懷疑，我想說明我們漸漸在使用西方的、現代的方式學習和了解我們的歷史與文字。一些隱藏的、看不見的「制度」性的東西，譬如民族概念、漢語拼音等等，都是這個現代化進程中的派生品。中國或者說中國政府用這些現代工具完成了制度上的現代轉型，這種現代思維也被安插在工具之中悄然植入我們的意識裏，就這樣，我們處在了一個意識全面西化的社會之中，古典意義上的家鄉不再存在，我們在意識中則被改造成了半個現代人。
二、現代的家鄉？
資本主義的擴張性使得現代化的行進過程存在一些無法逃脫的必然性。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都夾在這種尷尬裏，就是我們並不把現代化和西化這兩個概念等同起來，對比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感覺失落的伊斯蘭世界，他們對西方起碼保持著批判和審慎--我想強調的是，在對「他者」與「我」關係的判斷上，中國人往往是極為模糊的。
在分析了現代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之後，可以直接引入造成眼下這種具體的「身份認同」分化的原因。政治、地理、文化、族群是民族國家的幾個重點要素，在資本主義的體系當中，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必然要向著一種統一化的方向發展。現代國家的特質是高度組織化、制度化，剛才已經論證過中國社會整體的複雜性致使一致化很難實現，文化認同這種形式本身又缺乏內聚力。但中國政府又比大多數現代國家更積極、更激進地試圖建立一種一元秩序。所以這就有了「黨」、「國」和「家」幾乎完全重疊的現代中國。
現代中國在使用飽含家國情感的「祖國」、「母親河」之類的詞語時，常常顯現出一種矛盾，這到底是個僅有數十年歷史的中國呢，還是經過了五千年璀璨文明的「華夏」。在它的敘述中，它既不能放棄過去那種天朝上國的文明想象，又無法不強調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合法性。
如果站在一個盡可能理解的角度中去思考今天的中國政府。當它從一開始選擇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綱領時，就要面對一個問題，這個「遊蕩在歐洲的幽靈」是不是能夠完全解釋中國社會的過去和未來呢。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人們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消滅國家的概念，最終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這個過程不可以被打斷，那麼在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未來在哪裡呢？又能否只是在一個國家建立共產主義呢？所以中共不得不用各種所謂「中國特色」式的解讀和上下瞞騙的手段來解決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同時還必須在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變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資本主義，為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尋找可能。
為了證明社會主義的這種優越性，也是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從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中清醒過來--中共就這樣把中國的現實問題歸結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以先富帶領後富，好像只要有了資本，中國就可以成為一個新的西方，成為新西方也即中國的一個美好願景。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屬於中國社會的分裂，一方面「一帶一路」試圖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戰狼２」這樣的電影用援助非洲來承接上行下效的大國意識，完成集體的想象，這和早年的葉問、黃飛鴻--這種保家衛國的英雄形象完全不同，有美國隊長，就要有中國隊長，一種屬於中國的新的世界秩序似乎正在被構建中。
而另一方面農業立國的中國大力發展經濟，城市化是實現了日新月異，主流媒體鏡頭下的中國城市和中國人一個個光鮮亮麗；消費主義在中國開花結果，人們對通過消費確認身份的思路非常受用。但這背後的代價是農村的空心化，是數億面目模糊的「低端人口」在城市中流離失所，是中國的年輕人不自覺地被消費主義剝削為新型窮人。
而城市化造成的衝擊使得文化認同無法作為一種有效的粘合劑，為現代人提供一種價值上的認同。為了適應現代社會，中國人應該去建立其他新的身份認同，找到一個具體的理性價值上的認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家鄉。但徘徊在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中國人並沒有形成新的、強有力的身份認同價值。從這個方面來說，在城市中，中國社會或許在某些層面完全現代化了，但中國人並沒有實現這種現代化。現代西方國家的「公民意識」強調公民在社群中獲得政治權利和義務--它所造就的是一個理性共同體，但在中國，當傳統的家鄉、宗族的概念被漸漸淡化時，中國的政治環境又使得人們無法形成一個理性共同體。
所以中國的「愛國教育」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洗腦，它其實為那些被迫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原子化」的個體提供了一個可依賴的意識。於是，許多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幾乎完全取決這種愛國主義的社會建構，因為孤獨的人們需要也必須在集體中生存，所以他們放棄了辯證地思考自己和群體的關係，最終以中國人的身份來交換一種確認性，躺在天朝崛起的政治想象中而罔顧當下的現實。從「度吧出征」到「港大民主牆」事件，我們看到有的中國人是何其激烈地批駁那些與他們政治觀點不符的人，我想那是因為「身份認同」根本既不是一種經過思辨的觀點性的存在，也並非一種愛國情感，那是他們在「他者」面前的生存之道。
另一種鄉愁？
從家庭、學校到媒體、網絡--天朝都孜孜不倦地實踐這種「自相矛盾」的一致性想象，但它沒有能百分百成功地改造當下的中國人。在現代化行進的過程裏，隨之而來的是自我概念也降臨在了中國人身上，當用這種自我質詢的態度回歸生活時，對一些人來說，困惑就應勢而生。國、黨和家的概念如此之不明晰，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如何描述自己的身份呢，你可以說自己是一個漢人，一個華人--但這是不太合時宜的表達，文化認同可以是現代社會裏一個清晰的身份認同概念嗎？但如果將自己描述為一個中國人，雖然護照或者身份證都這樣寫，但好像又是在表明著某種政治傾向。
我們可以批評使用「你國」這個詞的中國人採取的是一種消極抵抗的方式，當使用這個詞時，人們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概念提出了懷疑，但也讓渡了自己對腳下這片土地的責任。
但在此之前，應該看到他們的孤獨。當國家的一致化企圖失敗的時候，它帶來了什麼呢？是一個陌生的、充斥著「他者」的社會，孤獨的個體在這個所謂的「家」裏，如異鄉人一樣失去身份，找不到歸屬感，必須獨自面對眼前的光怪陸離，無時無刻都在經歷著自我懷疑．．．．．．而這一切，又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嗎。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用「鄉愁」來表達政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失落--「近鄉所以情怯」，何以清怯，因為這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對故鄉的思戀，只是作為異鄉人無助的心情之所寄，故而將那個不明方向、無法到達的彼岸比作故鄉。
對今天那些迷失在身份認同中的中國人，還能找到一個新的棲身之所嗎﹖現代化與城市化的腳步讓他們失去了古典意義上的家鄉，政治自由匱乏又讓他們找不到一個現代意義的家鄉，那麼家在哪裏呢？在如果用一種中國式的語言來形容--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為一種現代人中國人的鄉愁。所以許多中國人選擇去國離家，在異國他鄉做一個「異鄉人」，總還是能保持這種「鄉愁」的純粹感。
我想在最後用唐詩中一首非常有名的書寫鄉愁的詩結束我的分析。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這首詩講崔顥在黃鶴樓登高望遠時的所聞所感，他在「日暮鄉關何處是」這句問自己的家鄉到底在哪裡。稍稍查閱資料就能知道崔顥是開封人，距離武漢並不算太遠--他問的真得是故鄉的方向嗎，我想這裡的對家鄉的追問是一種不可名狀的鄉愁，就像所有孤獨的中國人，我們都在問那個家的方向。
參考書目
林泉忠，《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台北：時報文化，2017。
胡繼華，〈邏格斯中心主義〉，汪民安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台北：麥田出版，2013，頁242－246。
Steven Connor 著，唐維敏譯，《後現代文化導論》，台北：五南圖書，1999。
Hall, Stuart. ‘Who Needs “Identity”?’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s.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p，1996.
[1]「你國」延伸閱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你國
[2] 本文出現的「中國人」一般均指代成長在中國大陸地區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