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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在今日香港
甘欣庭

(圖片來源:https://www.ajff.org/film/vita-activa-spirit-hannah-arendt)

 

自從有立法會議員以不同原因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社會上不少輿論蜂湧般指香港已經踏入「威權社會(Authoritarian regime)」。關於「威權社會」的討論在此前並未出現,相反只見有學者在香港的處境尋找「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及Václav Havel描述的「後極權主義」的元素[1] ,從而比較納粹主義等「極權主義」年代與香港當下的異同。然而,在「威權社會」的標籖冒起後,社會對「極權主義」相關的探討冷卻了。

究竟當下的香港面對的是「威權管治」還是「極權管治」,這問題需要更多思考,但兩者毋需對立。即使香港面對的是「威權管治」,在香港當下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極權主義」的元素。Stein Ringen歸納Hannah Arendt(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裡的分析,指出「極權主義」有四大特點:一、以恐懼作為統治的骨幹手段;二、統治無遠弗屆,甚至會進入私人領域(包括家庭與思想);三、透過廣泛全面及非人性的官僚機構來統治;四、國家以意識形態來解釋使命及將其權力合理化[2] 。Ringen依從Arendt對「極權主義」的理解,指出中共是「極權政體」而非「威權政體」。雖然有「一國兩制」作屏障,但香港受中共管治,無論是否同意Ringen的分析,從香港的現況也可以找到與「極權主義」類似的徵狀,例如政府提出立「國歌法」,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就指「國歌法」需要有追溯力,意指將之前「侮辱國歌」的人收監,這種不理會法理(香港大學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本地立法不可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所規定「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的做法可以視為恐懼的管治,儘管與過去法西斯主義的暴力手段不同。

《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第三部關於「極權主義」的部份有更多更深入的描述,例如從組織層面消弭多元、透過排除揭露謊言的力量(甚至虛構事實)來保護及捍衞極權的政權等,與香港當下的狀況也有不少類似之處。不過,不論是「威權管治」還是Arendt所講的「極權管治」,她的分析重點並非只有如何作出這種判定,更包括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和要素,而只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根源、要素就會演變成極權主義。換個角度說,她不單要描述「極權主義」的狀況,更要瞭解何以「極權主義」可以在她所分析的歷史段落裡沒在面對更大的阻力下迅速擴張。總括而言,這些根源、要素包括反猶主義、國家的沒落、種族主義、無限度的擴張及資本與暴徒的聯合[3] 。儘管以上各要素之間互有關係,但本文試從無限度的擴張切入,探討香港當下是否存在Arendt描述的狀況。

帝國主義的擴張思維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後簡稱《極》)第二部為「帝國主義」,而《極》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她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亦大致停留於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然而,雖然「帝國」一詞在二十一世紀不再普遍,但Arendt對帝國主義的分析重點不在於形式,而是背後無限度擴張的精神。

Arendt的分析基礎相信受馬克思的影響,認為帝國擴張的起點是稀奇的經濟危機、資本的過度生產及出現大量「多餘」的資金,於是不能在國家的邊界內找到投資機會,結果導致儲蓄過多[4] 。這個悶局驅使資本跨越國界,尋找更有經濟潛力的地方。在十九世紀末開始,這種資本越界的結果就是帝國殖民,其時英、法兩國皆擁有大量殖民地,而發展中的德國同時在海外不斷擴張,最後在二十世紀初演變成殖民地爭奪戰,例如德、英兩國在非洲的殖民計劃就出現過直接衝突。除此以外,德國為長遠擴張勢力而不停增強海軍力量,挑戰當時作為海上霸權的英國,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因。

Arendt重視的不單是帝國主義的形式與成因,而是這種擴張帶來的影響。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為確保在殖民地的投資安全,國家的軍事力量不能缺席,因此商家與國家的利益變得一致[5] 。因此,國家輸出資本的同時也在輸出力量(power),而只有無盡的力量擴張來能達到無盡的資本累積[6] 。這種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意味着力量在追求更多力量的無限擴張,而為這力量服務的暴力也會無限制地擴張,形成為一種破壞力量,將被殖民的地方破壞至殆盡為止[7]

雖然二十世紀的「帝國」形式不復存在,但背後的邏輯到今日仍在運行,例如近年就有不少討論針對中國的發展與帝國擴張的異同。現時中國發展的步伐與帝國擴張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中國同時面對資金過多與產能過剩的問題。面對這兩個問題,中共近年落力發展的「一帶一路」可能是其中一個出路,透過在中亞及南亞的國家合作發展,輸出過剩的產能,並替資金謀求更好出路,這種邏輯與帝國主義如出一轍(如十九世紀末的德國,興建3B鐵路,貫穿柏林與巴格達)。除了「一帶一路」以外還有不同的投資,而擴張形式的確跟二十世紀初不同了,例如在核武的年代,雖然大國在擴張時仍有種種角力與衝突,但大國之間的戰爭可能已遠較二十世紀初低;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及國際組織更成熟的今日,隨擴張而來的暴力也沒有以往的明目張膽。然而,形式不同了,但擴張的邏輯卻變化不大。

香港作為中國的殖民地
雖然海外殖民的擴張模式不復存在,而大部份大國在擴張時也沒有直接輸出力量(及暴力),但曾經割讓予英國為殖民地的香港卻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在主權回歸中國後依然擁有殖民地的功能與性格。在回歸後,香港在精神及制度上皆沒有經歷完整的去殖過程,而不論是中共還是民間,社會仍充斥殖民情意結,例如中共曾經對殖民制度表示認同,又在言論間將中國視為「宗主國」(即香港是殖民地)[8] 。因為主權在手,中國的擴張邏輯對香港的影響就較其他擴張的對象為深。

當「一帶一路」的基礎發展策略離不同鐵路等基礎建設,這種發展其實在香港已經推行多年。與中國接連的基建如港珠澳大橋、高鐵在成本效益等爭議下仍成功上馬,還有其他較本地的大型基建如機場第三跑道等亦由政府排除爭議強行推行,而這些基建的受益者未必是香港市民,反而當中承建商與提供建材的公司才是最大得益者。這些得益的企業中不乏中國企業(例如港珠澳大橋的總承辦商是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而其大股東為中國海外),而且建材亦是中國過剩產能的其中一個重災區。未來產能過剩最嚴重的行業包括鋼鐵、煤炭開採、水泥、造船業、煉鋁和平板玻璃,產能利用率僅七成左右,即需要減產三成,或導致三百萬人失業[9]

香港在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後,後殖年代的香港卻有不少地方符合Arendt對被帝國統治地方的描述。她回顧Lord Cromer在埃及British Consul General的經驗(十九世紀末),歸納出三個在大英帝國在埃及成為的官僚機構特質:一、英國只視埃及為進入印度的踏腳石,因此管治完全漠視原住民的福祉;二、英國對埃及的管治很神秘,因為Lord Cromer在埃及的管治沒有官方認可,卻可以在幕後運籌帷幄,而且毋須對公眾負責;三、這些官僚明確將自己視為為帝國擴張服務的工具 [10]。類似的官僚架構在香港也逐漸增加,例如服務中國「一帶一路」擴張的「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與「一帶一路辦公室」;縱使有《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承諾,多次人大釋法與中共官員的言論也存在幕後操控的嫌疑;多次以公帑興建未必有利香港市民福祉的基建,反映統治者對香港居民權益的不重視。

近年中國對香港的干預不斷與「一國兩制」的承諾框架有衝突,社會也有不少聲音認為這是對香港法治與民主的破壞。如果根據Arendt的分析,輸出資本的同時也會輸出力量,而力量的無限擴張會形成為破壞力量,香港社會的近況也許在印證這種破壞力。

在香港閱讀Arendt
雖然Arendt的分析不限於自己所經歷的法西斯主義,但《極》於一九五一年出版,她對「極權主義」的根源、要素分析放到現代也許需要更寬鬆的理解,例如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帝國擴張模式未必可以套用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之上。然而,我們不應視Arendt的分析是一個預測模型,只要出現她提出的要素就會出現「極權主義」。回到起點,她的分析除了是描述「極權主義」的特質,也是要剖析其要素、根源,了解為什麼歐洲的民主社會會迅速被「極權主義」瓦解,面對的阻力是如此的弱。了解她提出的要素,也就可以提示香港出現「極權主義」的脈絡及成因。

同理,大多今日對香港面對「威權管治」的相關討論只是將香港面對的不合理管治歸納到同一個標籤,不能為香港面對的問題放置到脈絡中。Arendt的分析不是一個預測模型,但如果當前香港管治有「極權主義」的元素,她對其起源的分析框架就可以將「極權管治」放到一個更大的脈絡裡,例如「帝國主義」擴張背後的經濟脈絡、近年冒起的種族主義等等,這樣才可能對現狀有真正理解。

Arendt在《極》提出的要素包括反猶主義、國家的沒落、種族主義、無限度的擴張及資本與暴徒的聯合,這些因素環環相扣,例如帝國擴張導致國家出現大量「多餘的人」出現,這些「多餘的人」與過餘資本一同離開國家[11] ,走到被殖民的地方,最後與資本聯合行動。種族主義對這些「多餘的人」最吸引,因為他們失去了根,就更輕易脫離所有社會規範而成為「惡民(mob)」,提供無限的犯罪可能[12] 。然而,縱使上文試對帝國主義背後的擴張精神與香港當下面對的情況作比較,Arendt所提出的其他要素卻未必可以輕易放到當下的香港,例如來港的新移民是否算得上「多餘的人」(Arendt所指的「多餘的人」並非指勞動階層,而是被所有階層排除的無根之人)﹖即使是,他們又是否「惡民」、有否與資本聯合﹖如果我們以較開放的方式閱讀Arendt的分析框架來應對現況,開放程度的極限在哪﹖在今日的香港閱讀Arendt的分析,雖然未必可以完全套用,但必然可以引發更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1] 例如羅永生在二零一四年「罷課不罷學」中的課堂「從極權到後極權:哈維爾思想簡介」

[2] Ringen, S. (2016, pp.139).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KU Press.

[3] Canovan, M. (1994, pp.28).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4] Arendt, H. (1976, pp.135).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Y, London: Harcourt Brace.

[5] ibid. pp.136

[6] ibid. pp.137

[7] ibid. pp.137

[8]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香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頁11

[9] 《新華社:中國鋼鐵行業去產能可能造成四十萬人失業》,2016年1月26日,財經網;另,參考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香港:八旗文化,2017),頁117

[10] Canovan, M. (1995, pp.31).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1] Arendt, H. (1976, pp.150.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Y, London: Harcourt Brace.

[12] ibid. pp.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