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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金融海嘯下 批判和反思的空間

許寶強

2009-03-16

【明報專訊】反思」和「批判思考」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兩個關鍵詞。「反思」並不是要求學生在完成課業後,隨便說說學到些什麼之類的個人感受,而是學習內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的依據,並迴身觀照所採用的視野中的盲點;「批判思考」更不是互相「窒來窒去」,或提出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的套路,而是找出不同觀點所建基的假設,並從這些觀點置身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局限。對不少教師來說,這種嘗試孕育學生新的共通能力的教育目標,並不容易掌握。

不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似乎鬆動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規習見,令「反思」和「批判思考」變得容易理解。

例如,就「企業的性質及功能是什麼」這問題,教科書和流行論說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大多是:企業由股東擁有,以他們的福利為先;企業的主要目標是極大化利潤,旁及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家的職責之一,則是承擔風險。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很容易把這些答案,接受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轉化成為一種信仰。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危機下,各類銀行的行政總裁(CEO)的收入仍然可觀,使人不得不懷疑CEO 主宰下的金融企業的最主要目標,其實並非極大化機構的利潤,而是更關注CEO等「企業家」的個人收益;電訊盈科私有化事件,也迫使我們追問:企業究竟是以大股東還是小股東的福利為先?它是組織生產的機構,還是施展財技的法人?全球經濟危機浮現後,世界各地的企業家紛紛向政府求助,顯示的是他們願意承擔風險的魄力,還是逃避風險的習性?企業紛紛裁員,是承擔還是迴避其社會責任?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是間中植樹與資助社區活動,還是管好營運,讓員工有穩定而良好的工作環境,令消費者不致購入「毒債」、吃進「毒藥」?

迷債事件、匯控事件,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性質及功能:是促進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還是鼓勵投機和賭博?這些問題指向的,正是我們在過去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歷史脈絡下,不大會批判的信念和假設,以及忘卻去反思的視野和習見。

從SARS 到金融海嘯

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 年的SARS 和七一大遊行,也曾迫使香港社會短暫地批判反思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發展道路。例如,由約10 個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於2003 7 12 日聯合舉辦的「非典型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實踐」民間交流會,生產出一系列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文章和一份民間政綱,當中提出的「非典型」建議,包括放慢經濟增長,縮減貧富差距,倡議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共享工作,發展社區醫療,大量投入資源改善空氣、託兒、護老服務,保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和歷史環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改制等等;又例如2004 年超過300 位社會人士簽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保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價值的重要,同時呼籲港人要保護環境並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係。然而,隨2005 年以後的「經濟恢復」(或更準確的說法是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上述的批判反思和積極建議,很快就為社會遺忘,成為歷史。

不過,樓市股市支撐下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樣的「歡樂時光」,正如周星馳所說, 「過得特別快」。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引發出不少問題,但同時讓我們清楚看到,港人過去所深信的「放任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也徹底地衝擊了一些窒礙我們思考的陳腔濫調,開放出新的反思和行動的空間,並再一次迫使我們認真的面對現在、反思過去、探索未來。而且,我們還得有心理準備,如果這次的經濟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守待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中環價值」再次橫行,或許不至於遙遙無期,恐怕也將要比上一次的「經濟恢復」,需時得多。

海嘯後的通識教育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賺錢並不困難,但貧富差距也容易擴大;而在經濟衰退的年代,生產和消費的減慢,使備受破壞的自然生態和疲憊不堪的現代勞工可以休養生息,加上價格持續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實質生活水平或不致變壞。另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致富容易,衍生的往往是因循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不尚反思,嘲弄批判;相反,經濟危機卻能催生積極求變的努力,孕育創造、批判和反思的慣習。

引述歷史學家的洞見,自然並非為了抽象地歌頌蕭條,特別在當代香港這極為單一的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缺乏多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也沒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金融海嘯的到臨,確實干擾不少港人的「正常」生活,失業上升、收入下降、消費萎縮等問題也確實難以讓人有尊嚴地過活。

 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面對,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領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既然「金融」已形成「海嘯」,無論喜歡與否,看來我們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乾坤。除努力求生外,是否也可以藉此「百年機遇」,徹底地把經濟的「危」,化作為創造新生活、新價值的「機」?

要轉「危」為「機」,得首先告別那種目光如豆、缺乏願景的庸俗「務實論」,大膽地提出我們所渴求的當下生活和未來願景,仔細地分析現狀、回顧過去,找出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根源,從而進行有助邁向願景的真正務實工作,而非交功課式的「做好份工」。這也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應有之義。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反覆述說的一個笑話是:

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堨嶀F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堙F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堣騆亮。(〈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9 期)如果我們真的想尋回丟失了的鑰匙,包括重拾港人所崇尚的「核心價值」和尋找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優質生活」,就必須離開「比較亮的路燈下」,也就是告別容易獲得但卻脫離現實的常識習見和現成答案,在後金融海嘯的歷史脈絡下,不忌憚走進「黑暗的角落」,直面長期為庸俗務實論所忽視和嘲弄的香港社會根本問題,例如「不斷工作不斷增值不斷消費令人活得更加快樂自在」? 「樓市和股市的蕭條能否鼓勵港人重務正業」? 「減慢經濟增長是否更有利於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願意認真探究這些根本的問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和反思,至此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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