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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主辦 「我們的未來」系列
~ 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 ~ 研討會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
講者:羅永生

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

 

#本手稿為十二月十日講座後的簡單整理,並未完成。謹供參考,請勿轉貼、引用、流傳。

 

文化與政治

 

探討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首先要問文化和政治究竟是同一個範疇?還是兩個?
文化與政治,可以有下列幾種可能的關係:

  1. 文化有助政治:文化就是政治宣傳、啟蒙、政治動員的工具,但政治仍是佔據優位。

 

(2)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與政治密不可分,難分何者更優先。

(a) 現代版
文化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政治,現代文化改革比起爭奪政權、改朝換代的政治更根本,更重要e.g.啟蒙就是目的,不是 “為了” 救亡。

(b) 後現代版
認為一切政治事物都已轉化成文化事物,也即是說,所有政治都在文化當中,因此文化改革就已經是政治改革。但批評者卻認為,這種後現代的文化政治觀,其實是把文化與政治混為一談,不諦為一種自欺欺人的借口。只是因為政治搞不好,才轉去搞文化。

(3) 一切政治都是文化政治
文化與政治不能互相化約,不能以為文化改革可以取代真實的政治實踐,但所有政治都以文化為中介,文化的中介作用,也說明了文化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能動的力量。這種能動力量發生作用的場域就是人的主體性,而主體性也就是文化政治力量相互拉扯和角色的結果。

文化運動

 

把文化作為一種能動的力量,廣為宣傳散播,是為文化運動。文化運動可以真接支援社會運動,也可以透過文化改造和文化批評,間接助成社會改革。文化運動會自覺建立某種一貫的文化策略,針對文化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各環節,影響主體性的建立。這些文化策略,針對主體性應如何構作,主體身份如何建立,主體的感情和價值認同如何投放。 因為對文化和政治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存在不同取態的文化運動: (1) 將文化看成政治工具的觀點,會主張搞文化運動以利政治運動發展,例如民族主義的政治解放運動,會利用民族主義的文化運動。例如五四運動,以文學運動喚醒國魂,抗日戰爭中的 “國防文學”,毛澤東的 “工農兵文學”。 (2) 主張文化思想和意識改革的文化觀,認為文化批判正就是最徹底的批判,最根本的政治。這種文化運動以文化自身為目的,例如Matthew Arnold, Eliot 等人提出以文化來對抗文明,以文化教養提升人的精神素質,抗衡物質文明將人推向平庸、物化。

 

不同的處境會出現不同形態的文化運動,而文化運動又與現代性問題有複雜的關係 :

(1) 五四運動:追求現代性
(2) 68五月風暴:迎來後現代
(3) 文革:前現代還是後現代?

香港的文化傳承了上面各種傳統,錯綜複雜,面貌斑駁。

不過,泛泛而論文化與政治關係,往往內含一種整體主義的前設,視文化為完整、一貫,具備內在本質的整體,這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了文化的作用,亦可能將討論抽離於香港具體的歷史處境。簡單地套用 ‘現代’、 ‘後現代’ 等標籤,泛泛而談全球化的影響,亦未顧及香港的歷史和社會特質。

為克服簡化地以整體主義處理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我打算把香港文化政治化為涉及三個環節的分析,從分析中再整合一個整體圖像。三個環節包括:

現代性、主體性、本土性

這項分析回溯理念,以求和現實經驗產生辯證對話。繼而以脫期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概念為出發點,嘗試說明:具主體性的本土論述是當前香港政治急需的文化中介。

現代性:一種?兩種?

 

“現代性” 和 “現代化” 並不是相同的一回事。

?現代化大體指謂:船堅砲利、科技工具、制度硬體…..
現代性大體指謂:主體意識、理性精神、市民社會…..

我們可以區分現代性的兩種形態:

歐洲現代性:由市民社會推動;現代性的發展同時推動現代化,也可說現代化與現代性的發展並生。

殖民現代性:現代化乃強加而來,出現有現代化而無現代性的現象。這說明了現代性在殖民處境下,只能是以殘破、不完整的方式出現。殖民現代性的動媒並非市民社會,而是政權。在殖民時期,殖民政權容讓、推動有限的現代性發展。在反殖民、後殖民時期,現代性計劃往往由國家政權、民族主義精英推動。

脫期的現代性

 

殖民現代性的現象曾被學者用脫期 (或遲來的) 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去描述:即現代化與現代性發展不同步的現象。

他們首先覺察到這些地方的知識分子,有所謂“現代性的補課”的焦慮。
他們追問:誰是這些社會推動這種現代性的動媒(agent)?
這些社會透過怎樣的歷史過程實現現代性?
這種特殊經歷 (後發、殖民) ,做成了怎麼樣的文化/心理/制度後果?

脫期的現代性理論曾被批評,因為它隱含了一種現代化的目的論,而遲來或滯後這些用語,也有西方中心和依賴一種線性時間觀念的毛病。而後現代、後殖民、全球化等新興理論,也大力動搖現代性的中心性。

縱然如此,我仍認為 “脫期” 這概念仍可以給挪用為理解香港過去殖民經驗和當下殖民處境的一些關鍵文化政治面向。因為 “脫期” 不一定是指先後相繼的,在目的論意義上的 ‘滯後’、 ‘落後’ ,它也可以包括更廣泛的時間錯位,例如未老先衰、難產等現象,又或者Abbas所曾指的衰微與繁榮並存的時間脫序現象。

我認為緩引/挪用 “脫期” 這個概念,以及重新說明 ‘現代性’ 以及和 ‘現代性’ 相關的一系列論題,並突出當中的主體性環節,要比簡單地以 ‘後殖民’ 、 ‘後現代’ 的觀念,更能兼顧香港的具體歷史處境和文化、政治困惑。

香港的殖民現代性

 

70s 前,舊殖民商港的特徵:

(按:仔細歷史舖陳從略):

(1) 殖民管治 +? 城市硬體現代化:

包含華洋隔離的管治,及英人與高等華人的勾結式管治 (collaborative rule)

(2) 相伴隨的另一特徵為:現代性運動/計劃的缺場

由於殖民管治,現代性只能選擇性地發展。英國殖民管治,甚至妨礙現代性的實現:
e.g. 20年代,為防範五四激進主義,殖民政權刻意維護被中國五四運動唾棄的舊中國文化。

 

解殖民:未完成的計劃

70s 後,殖民政府主導晚殖民時期的現代化工程,本地人開始參與較為全面的現代性改革 e.g.? 教育擴展、公務員本地化、理性化的各級官僚制度建立。但整個晚殖民現代化是由殖民政府主導,直至英殖民結束,各種主要的政治及文化變動,皆並非由土著的反殖民運動所帶動,因此,直至香港英殖民時期的終結,香港仍欠缺由反殖運動所提出的本土文化運動抗衡方案。而絕大部份關於本土文化的論述,也欠缺一種一貫的,對殖民統治經驗進行深刻反思和檢討的問題意識。

這種狀態也可以被表述為反殖本土運動的早衰。原因當然很複雜,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因為晚殖民時期,港英殖民政府主動推行本地化計劃,架空了本土反抗運動,消弭/駕馭本土意識成長,使被吸納的新一代華人青年精英,更認同殖民文化。他們雖有本地人身份,卻對本地人執行殖民管治。

 

不過,這樣說來,並不意味在殖民統治底下,本地的認同和意識沒有發展。相反地,70s 社會流動、機會增加,促成了以經濟成就為主的香港精神。呂大樂曾描述為 “淺薄的香港意識” 。他認為這是一種缺乏中心的香港意識:既非反叛意識、亦非既有文化延續。而我則更認為,這種淺薄香港意識的浮現,標誌著香港人主體性的殘缺/難產。

這種淺薄香港意識在七十年年萌芽,卻往後二十多年,在論述上卻被進一步實體化 (reified)成為某種香港文化本質的描述,成為某種香港文化的老生常談。我主張以主體性的角度,重新檢討這種已成老生常談的香港文化本質論述,是想檢視和呼籲被這種淺薄香港意識論述所遺忘或被視若無睹的批判深度和歷史厚度。

 

主體性

主體性關乎自我意識的覺醒,它指涉的包括人的能動性、創造性、自主性。主體性是經不斷的反思、自覺過程而形成的。主體性體現在自主意識、個體意識、批判意識、求真意志,以致公民主體的權利與責任之上。

簡要說來,主體性包含兩環節:

(按:仔細理論舖陳暫時從略)

(1) 抽象主體

早期西方現代性哲學的主要關注點??

孤立個體:主體獨立於社會、歷史

主客分立/對峙

強調人對抗自然、傳統、權威

工具理性

探險/征服

人的原子化/無能焦慮

(2) 歷史存在

晚期現代性/後現代性哲學的關注點
質疑孤立個體,探問主體間性:生命價值安放於社群、文化、傳統
我與非我 (複雜關係)
時間意識:過去/未來: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價值理性
家園/歸屬 (本土性意覺)
飄泊焦慮

簡言之,主體性指涉個體的精神,也包含個體作為個別身份群屬成員的精神意識狀態。主體性問題一方面關乎認知、價值、和情感是如何築構人的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斷叩問,這自我是否能夠、及如何實現其自主性。

文化研究深受各種後現代理論影響,對主體這一觀念進行拆解,將主體視作文化過程的產物,視作一個複雜構成,以致充滿矛盾,並動搖主體的中心性。但對主體的關懷,仍然不離自主性此一價值,在接受和認識主體乃複雜、多元,甚至充滿矛盾的同時,仍然批判性的追問,自主的主體性是如何可能的。

在歐洲,主體性的實現和發展空間表現為市民社會,因為只有在市民社會的範圍內,個體才被承認擁有平等的個體人格,自主地與其他個體發生關係。也就是說,市民社會下的市民主體性,是由市民運動催生。但在殖民地,主體性往往由反殖民運動催生,因為市民社會的發展與否,受制於殖民管治形式,也就是說,殖民管治形式制約/模塑了殖民地下市民社會的發展。因此,自主個體的追求,不能離開反殖民宰制的民族獨立運動。

歐洲長期的市民主體性建立,最終演變成國民主體,而殖民社會的反殖運動,或以地方土著反抗的方式進行,或由反殖民的建國精英推動,以民族解放來實現民族主體性。但這種民族主義的反殖民運動,往往使獨立起來的民族國家取得強烈優勢,架空了國民身份的主體地位,也架空了市民社會的主體地位。

香港市民社會的相對貧弱,與香港人主體意識薄弱有密切相關。為殖民、愚民政策服務的學者,每愛訴諸關於香港人的文化本質論述,去解釋香港柔順易治的民風,為主體性的殘缺給予倒果為因的解釋。

但追尋歷史,我們可以找到香港人的主體性發展困難的幾點原因:

  1. 高等華人與殖民政府的勾結式管治傳統,不利公民意識發展

  2. 港英政府主導的晚殖民計劃淡化了香港市民主體性的成長:67 年反殖暴動後,本地精英被行政吸納,對抗性的反殖民運動在改善華人升任政府高職的政策下被消弭、平伏;

  3. 本地市民主體性受民族主義所吸納:七十年代反殖運動當中一大部份學生領袖受 “國粹派” 式的盲目中國民族主義所偏擺;

  4. 被動回歸導致香港市民主體性的貶抑:基本法對市民參與處處設限,保持市民政治冷漠成為官方政策。

?

淺薄香港意識的官方化

 

不過,除了壓制性的政治力量外,對香港主體性成長最大的破壞,還是各時期的官方權力,如何選擇性地吸納和鞏固對他們有利的本土意識。例如,今天已化成口號的 “馬照跑、舞照跳”。整個被動回歸的歷程,以這個打造香港人為經濟動物的身份建構工程,架空了七十年代香港意識中尚存的反殖民求自主精神。

90s的泡沫經濟,就更在文化心理層面上,使得整個香港身份認同日益泡沫化。建築在泡沫之上的香港身份,其特徵是

  1. 超強的工具理性,也即是所謂中環價值/發展主義;

  2. 空洞的惟普選主義民主運動;

  3. 大香港主義,恐共意識推動的西方取向;

(4) 曼哈頓式大都會的本土性,這是一種反草根/反社區的本土性

這種大都會偏見主導下的香港本土意識,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本土意識,也是一種主體性不健全的表現,因為它忽視了主體性的歷史存在環節,傾側向主體性當中的工具理性面向。這種虛怯的大香港主義,無法解決香港人追求自主,並安身立命於香港,解決自身的歷史存在焦慮的問題。

七一大遊行以及繼後的環境保育、社區運動、保護古蹟運動等,是在90s 年代的泡沫化香港身份爆破後出現的。而在急劇的區域經濟重組、全球化、國族化浪潮下,香港人正經歷另一波強烈的身份焦慮、迷失和主體性失落的挫傷。上述這些新興社會運動,正正顯示一種經反思後再重新演譯,經迷失後經重新生根著地的本土性。這種本土性向虛浮的大都會大香港主義告別,重新在社區、自然、歷史的縱深之處重新確立香港人主體性的泉源。

本土性

 

本土性的問題是與主體性問題互相緊密關聯的。一方面因為,殖民主義原本就是一種對本土文化,地方原居者的強加和侵害,所以彰顯本土文化,正是一個從抗拒殖民主義侵害,建立地方居民主體性的策略。但另一方面,本土性並非靜止不動的本質,而是不斷在生成發展之中,所以,衡量本土性的,並不能單固著於既有特質,也不能單靠回溯一個純粹未受 “污染” 的本源,而是要以主體性的能否發展、豐富、成熟為依歸,奴性、依附性、順民心態能否被消除作為標尺。

本土性可以包容,可以發展,可以有自省空間,但歸根到柢是以本土生活共通的生活經驗、價值和感情為基礎,並能彰顯存活在本土生活空間的人的主體性。

再者,因為完整的主體性包含了歷史存在的環節,單單以工具理性為框架的抽象主體,並不是一種完整的主體性,因為這種單面的主體意識,把人從自身的文化、歷史、傳統、社群、以至自然中割裂出來。以主體性出發塑造後殖民主體性的話,要兼顧主體性的兩個環節,而不是向一邊傾斜。

所以,在認識到主體從來都是複雜、多元、不斷在建構、解構的流動性當中,我們仍可以從自主的主體性是否存在的角度去檢視本土性,我們可以區分出:

(a)未有主體性覺醒的本土性,它所關注的僅僅是地方色彩、生活方式、方言、生活習慣等;
(b)具主體性覺醒的本土性,應包含尋求地方自主的反殖 (解殖民) 文化策略。

反殖民和解殖民同樣都是從 (殖民) 他者的宰制下,尋求自主的自我。而深遠的文化解殖民,也往往借托於反殖民運動,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的起義和反抗。但解殖民的觀點,也體認及反思到,簡單的反殖民策略的局限和危險,正在於 (民族主義的) 反殖民,往往本質化了一個簡單的本土自我,而認識不到,自主的後殖民自我身份和主體性,需要的是持續的自我反思,讓被殖民者清點 (而不一定是清除)? 殖民經驗的正面和負面,以反思、自覺的角度,讓後殖民主體自主地選擇建立其主體性。所以,解殖民不應等同於反殖民。文化解殖民的任務也不止於國族政權的建立,政治主權掌握在本地人/本族人/本國人手上,或者簡單地以反殖民的恣態建立新的國族身份。解殖民甚至是以民族主義反殖民的負面經驗,作為反思批判的對象。

香港的晚殖民/被動回歸

 

如前述,香港晚殖時期公務員本地化等歷程,使香港戰後新一代的精英分子,承繼殖民文化,遠甚於確立本土性和確定本土居民的主體性。這種 ‘本地化’ 政策緩解了在六十年代末期積累的反殖民主義憤怨。被新一輪吸納政治所吸納的新一代,是以本地人的身份被吸納入殖民管治架構,卻對本地人執行殖民管治政策。這段歷程也可以說是殖民管治的 ‘本地化’ ,而不是本土自主性的建立。七十年代的晚殖民時期所經歷的,可以被形容為本土性的第一創傷:難產。

而九七年香港的國族回歸,不但未有彰顯香港人的主體性和本土性,反而壓抑了香港的本土性和主體性。無論從基本法草擬及施行、臨時立法會、人大釋法等政治事件,香港都被證明無法透過本地的政治架構,體現公民的主體性和地方的自主性。在多個文化領域上,也可見國族化工程和中國國民認同計劃,具有相當的優勢地位。香港的國族化的吊詭性質在於,它不是在反省和批判殖民管治和文化的前提下進行,而是在不觸及、不動搖、不改變原來的殖民權力架局的前提下進行。所以,國族身份的肯定,並無助香港的主體性和本土性的發展,甚至會壓抑香港的本土性和主體性。被動回歸的大格局,和空洞的大香港主義泡沫,也因此可以被形容為本土性的第二創傷:未老先衰。

由於香港人並沒有給予足夠的自主空間去反思殖民經驗和殖民文化,認真的總結和盤點殖民文化遺產,香港人的主體性並沒有在一個充份的解殖民過程中成熟成長,從而擺盪於對殖民文化的戀舊,和盲目的反西方政治口號中間。這狀態可以被表述為文化、政治上的解殖民過程未完成。而國族主義越徂代庖式的盲目反殖民、陰謀論式的反西方,將香港想像成被害的失散孩子,不但無助於香港後殖民主體性的建立,反而遮蓋了殖民權力對這前殖民地的後續影響,以及在新的國族架構下,轉化為新的 (殖民/類殖民) 宰制關係。而愛國主義無視本土的反殖民論說,亦模糊了焦點,妨礙香港人對自身殖民經驗進行反思。

無論是透過 (英治時期) 殖民權力的積累後續效應,還是經新來的國族權力承繼、轉化和偽裝,殖民性仍然障礙著本土主體性的成長。未完成的文化解殖民過程,說明了香港人的歷史反思、主體覺醒過程並未充份,而奴性、依附性、順民心態等殖民時期所積習的文化,仍顯著地存在於社會機體的各個環節。換句話說,不少社會體制和心態意識,仍待啟蒙運動或啟蒙精神去喚醒主體性的重要,揭示奴性和依附性性格的局限。

正因為香港與殖民主義膠葛甚深,不少殖民主義效應已經內化和本土化,換句話說,積滯不清的 “本地化了的殖民主義積習” 仍存在於社會機體的各個部份,所以,五四運動式的啟蒙批判,仍然有當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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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的本土性及其危機

 

回歸後,香港身份的論述未有一日停止,關於香港精神、香港意識的爭論,也一日未見稍息,這些也可說是本土性體現的一種。但是,這種本土性仍然停留在生活方式的層次,描述的層次,而未及主體覺醒的層次,也未見如何認真地解決香港主體性的缺陷,以及各種內在矛盾。這種狀態我稱之為 “脫期的本土性”。其根源在於抽象主體環節過份澎漲、工具理性超強,而自身歷史存在意識的滯後,價值理性稀薄。當金融風暴、沙士危機,及七一遊行之後,管治危機觸發了文化危機。廣義的歷史存在焦慮向工具理性的香港意識強力反彈,而各門文化政策的爭論,例如教學語言的爭議、文物保育等,亦突顯了本土性所面臨的挑戰。何謂本土文化?怎樣保護和發展本土文化?…..在在都成為尖銳的文化政治問題。

而本土取向的社會運動,亦急謀填補香港過去長時間所忽略了的本土文化建設,欠缺了的本土歷史認識,忘於保衛消失中的本土集體回憶。這種種也是本土性脫期的現象。

 

香港的本土性正受到雙重夾擊:一方面是本土性相對於國族性,另一方面是本土性相對於全球化。香港具主體性的本土性處身於自身的脫期狀態,本土性內部的各部份,也呈現各種內在矛盾和衝突。在國族化和全球化的撞擊下,更深陷脫臼的危機。

 

本土性作為文化策略

 

要將本土性作為一種文化策略,要處理本土性相關論述的各種內在矛盾,例如本土性當中中國面向與西方面向的矛盾,亦需要區分當中不同意涵的西方面向和國際面向,也要填補歷史自覺的空白,進行歷史記憶的補課,反省本土主體性的歷史構成。

具主體性的本土性,乃建基於新一波植根社區、生活、文化及本地思想傳統的本土文化運動,要結合本土文化論述和研究,以及文化政治的具體實踐。

強調香港的本土主體性,並不是強調大香港主義,而是從大都會價值主導的大香港主義的濫觴中,挽救以本土生活、歷史經驗及社區文化傳統為本的本土主義。這種以主體性為出發點的文化論述,也不是基於抽離現實的旁觀凝視所建立的香港文化身份認同論述,而是一種基於強烈的價值關懷、具政治介入作用的文化論述。

區分身份認同論述和主體性的論述十分重要。因為當前關於香港身份認同的論述,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而文化研究的一些常識,例如身份認同是沒有本質的,流動不居的,視乎語境和關乎策略定位的,也不再是甚麼深奧的真理,反而是流行的常識。而關於沒有本質的香港身份,在後殖民時期和全球化時代應是如何的問題,各種關於身份定位 (positioning) 的論述,亦非常政治性地在各種文化流通渠道內被交換和消費。但這種香港流動身份的定位問題討論,卻不離權力集團的打造和操控。例如定位論述,往往被化約為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還是 “背靠世界,面向祖國’ 諸如此類陳腔濫調的變奏。

如果文化研究不想自己也變成一種陳腔濫調,而是活躍於成為轉化性和改革性政治的中介,發揮文化研究論述的能動性作用,則區分文化身份定位論述,和以主體性為關懷的文化研究論述,實在是當務之急。而以香港當下的實際文化構成出發,則建立以主體性為批判論述基礎的本土性文化論述,乃是本土文化運動和研究所應著力之處。

司徒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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