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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轉載明報】20100606
文 熊一豆

何謂「兒童」?這彷彿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作為一個於現代社會始出現的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y)

要對其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殊不容易,連慣常斬釘截鐵的法律條文,都在「兒童」的邊界線上顯得有點手忙腳亂。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 「疏忽照顧兒童」(屬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兒童」以十六歲以下來定義,

而「僱傭條例」下的「僱用兒童規例」則禁止僱用未滿十五歲的人。 換句話說,一個年滿十五歲的人可以進入職場工作謀生,但假若被發現獨自留守家中, 其家長或監護人則有可能面對「疏忽照顧兒童」的檢控。

或許,兩條法例中介定兒童的年齡矛盾會被約化為技術層面的不完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此破綻正好反映了以年齡斷定「兒童」的任意性,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懷疑,十五歲(已可投身職場)與十六歲(始有自我照顧之能力),顯示了對「兒童」這個類別在想像上的落差。而事實上這種落差,仍時而以衝擊了法律的形式,於當今社會浮現。今年5 月又有家長因疏忽照顧兒童被判刑(刑期為監禁七日緩刑一年),事由被檢控的單親媽媽每月需離港公幹三周,期間留下十三歲的女兒與十一歲的兒子獨自在港生活。單親媽媽辯護時稱,十三歲女兒已長大、有能力照顧自己與弟弟,而裁判官則對她這種撫養子女的態度表示遺憾,認為其行為不容於社會。由此可見,法律背後,是裁判官與單親媽媽對一個十三歲個體的能力,在理解和想像上的差異。但其實,並不需要回溯遠古歷史,只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由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看顧弟妹仍然是很普遍的日常安排。那麼,這種家常安排,是經由怎樣的歷史軌[,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不被社會所容」的行為呢?要追溯箇中變化,有必要先「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 細路的生存

埋首港大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資料庫,讓我們貼近講述者的聲音,總能或多或少拼出一幅「兒童」尚未誕生的香港印象。在此,讓我於眾多類同的故事中引用一下胡先生的敘述。二戰結束,避難東莞的胡先生舉家回港,父母忙於謀生,故對九歲多的他說: 「你自己去搵學校喇,我]唔得閒幫你搵。」於是,當年未滿十歲的胡先生,早上去派報紙賺錢,派完了就從荷李活道一直走到西營盤,自己找學校、自己報名去讀書。這個獨立的小身影,也使我想起李小龍飾演的細路祥。影片中,細路祥指茪韖L高出大半個身位的工廠女工介紹道: 「呢個係我工友」。這個畫面,看在六十年後的觀眾眼堙A是引人發噱的,但於影片的語境中,卻屬常態。無論是當年不足十歲的胡先生,還是經創作再現的細路祥,都並非來自一個從成人世界劃分開去、備受保護的「兒童」族群,而是活躍於成人世界的「小大人」。彼時社會經濟環境構成的生存空間,要求他們必須學會獨立自理,學會於成人世界覓得自己的位置——儘管那可能是充斥荋菢t與剝削的——甚至成為家庭收入的來源之一。從現存的紀錄看,普遍而言, 「小大人」的家長不會被社會「遺憾」,而「小大人」則常被街坊稱讚為「生性」。

既然如此,把「小大人」並置當今割裂於成人世界但又處處需要成年人保護的「兒童」,即使前者並不構成一個可供回溯的起點,但不是也足以把「兒童」從想像的必然性中鬆綁?小孩(包括其被賦予的意義與能力),很大程度為特定歷史時空的內容建構而成:社會因應特定的經濟文化需要而對小孩衍生出不同的理解與想像,而這種想像亦會反過來介入現實,在小孩身上孕育或磨練出相對應的能力。那麼,為何當歷史一路走來, 「兒童」逐漸成為了當今社會唯一對小孩的想像與理解?

當然,如果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集體失憶,就不可能對上述「當代歷史」回應以無知的驚訝。只是,那個「過去」已被「現在」安穩地吸納(這又是否失憶的另一演繹?) 。「小大人」,或用更地道的方式稱為「細路」,與「兒童」之間,被連上了一條名為「發展與進步」的直線。立足於進步的今天而回望當年,「細路」自然成了懷舊無妨但回歸則免的(落後)過去。無可否認,從「細路」到「兒童」的確體現了社會對小孩權益關注度的提升;相對「細路」, 「兒童」成為獨立於成人世界的一個類別,享有專屬的各種權利,包括教育、社會福利等。用以保護「兒童」的各項條例亦愈見廣泛、細緻,童工法例被嚴格執行, 「兒童」的身體亦從體罰式管教中被拯救出來。簡言之, 「兒童」身心的各方面,從營養、個人衛生到家居安全到心理健康,都納入社會需要關注並予以保護的範疇。

港孩現象: 八成小學生不懂綁鞋帶

只不過,當這個「發展進步」一路發展下去,卻漸漸拖上了一條令人不安的尾巴——如今小孩普遍沒有自理能力,日常事務皆仰仗成人代辦解決。有論者將小孩自理能力下降與其他觀察所得的特徵,包括沒有責任感、對事情缺乏興趣等,統稱為「港孩」現象。近日亦有報章記者到九龍塘小學區訪問近二十名小四至小六(九歲至十二歲)的學生,發現當中僅約一半懂得戴表、扣鈕拉鏈及獨自睡覺,而八成不懂綁鞋帶、剪指甲及自行食有骨食物。當然,在此有必要下一個階級的註腳, 「港孩」現象於中產階層應較為普遍,但根據筆者訪問一些老師所得,類似情G也同樣於基層家庭出現,分別只是程度而已。

由此再觀乎從「細路」到「兒童」的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備受保護」與「自理能力」此長彼消的圖像。不過,將兩者並置於同一縱軸的理解,未免忽略了箇中扣連於更廣泛社會效應的變化。筆者以為,從「細路」到「兒童」,其實是現代社會由經濟與文化互為定義的競爭力,對人之潛在能力進行的一次褒抑取捨;借用韋伯經典的板道員意象(switchman),那是從一條軌道切換至另一條軌道,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1978 年香港實施九年強制免費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切換點,但剛交叉開去的時候,舊有軌道仍在視線範圍之內,所以尚覺察不出什麼大不同,但行駛了相當時日,就終於到了風景全異的地步。時至今日,實用主義掛帥下,與現代接軌後的香港社會就像是個嚴重偏食者,獨沽一味只偏重發展其年幼成員的智性面向(maximizing the mind)以及配套的文化資本技能,忽略甚至壓抑小孩的其他潛能。

臣服競爭力單向發展智能

從這個角度, 「保護兒童」的發展進步觀就顯現出了它的局限與選擇性。如果職場的體力勞動會被認為對兒童健康成長構成傷害(需要立法禁止),那麼為何日復日的不斷心智勞動不會同樣被視為過重的負荷,反而顯得理所當然?職場且有工時制度,但為何兒童做功課、溫書、補習卻沒有時間、空間的界限,無論在家在學校在興趣補習班都全天候活在「學習」的要求下?為何我們的社會斷定體罰是虐兒之一種,但卻可以容忍(若非鼓勵)書包過重對小孩腰脊造成的損害?

這一系列問題都顯示從「細路」到「兒童」是社會對其未來人力資源的重新定義, 「保護」的其中一種社會效應是資源調度,把小孩從零散、非單一的場所集中到劃一的教育制度,茪O發展單一面向的能力(簡言之,讀好書、考好試),並同時貶抑其他能力的發展。只不過這種選擇取捨在制度化的過程下,以進步的姿態獲得了合理性與必然性。而文章開頭引用的疏忽照顧兒童案例,也明顯反映了同樣的價值取捨。社會輿論與判辭並不會對小姐弟可以照顧自己的能力予以肯定(沒有證據顯示媽媽公幹期間,二人的生活出現了什麼問題),而只會強調弟弟的功課在媽媽離港期間大幅退步。在這種以maximizing the mind回應maximizing productivity 的文化與經濟互為因果下,毫無投資價值的自理能力自然會被擠出關注的範圍,正如一個媽媽回應前述記者訪問時答道: 「我完全唔覺得個女唔識綁鞋帶、唔識照顧自己係大問題,讀書叻咪得囉!」因此,無論是「保護兒童」的進,還是「自理能力」的退,當扣連於更廣泛的社會效應,即可見兩者並非單純的此長彼消,而是臣服於競爭力的變量因素。然而, 退的應不僅是「自理能力」,而是一整套在功利主義底下被排斥的生活知識,以及介入生活的行動能力。

長遠而言,一個嚴重「偏食」的社會是否真的能提升競爭力,實在令人存疑。不過,有一些效果卻是現在已很清楚浮現的。首先,是學校與家庭在角色上的交錯互滲。現代家庭毫無疑問是學校的延伸,小孩在家堛廑O最多時間的活動就是溫書、做功課,連帶家長如今也被學校的制度吸納,忙於參加各類型的親子班、親子閱讀計劃、專題研習等等;一個不參與孩子功課的家長,往往即等同不負責任。反過來,學校則沒有選擇餘地必須承擔家庭忽略小孩自理能力的結果,肩負起照顧者的角色。筆者從與老師們的訪談得知,原來小一小二的學生需要老師或家長義工餵午飯、陪伴上廁所,並非是什麼新奇的事。這種角色交錯互滲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把家校綑綁一起成為一個超荷的壓力場。

基層孩子九年累積挫敗蒼白

另一「偏食」的社會效應,就是進一步削弱基層家庭兒童的發展可能。在一個仍然呈金字塔形篩選但卻日益強調家庭資源投入的競賽制度,基層家庭的小孩要勝出變得比以前更艱難,可是,無力玩也要玩,因為這個社會已不存在容許另一種(非讀書式)競爭力的空間,更甚者,根本連孕育其他潛能的空間就率先欠奉。印象尤深是一個任教於天水圍某小學的老師對我說: 「呢度蠷ル矷A視野非常狹窄,好少有機會出九龍……呢度咩(配套設施)都冇,佢]真係好鬼悶,屋企冇咩錢鵅A就連一家人去飲茶都好少……星期六日就一家人坐鰨牏ぃ中@日……(課程改革下的)做專題研習齱K…個家長咪求其同佢剪瓥灝或雜誌,等佢交功課囉。」於是,在如今愈見推前的「起跑線」上,欠缺家庭資源支援的小孩,就在至少長達九年日復日的智性操練下,累積挫敗與蒼白的生活經驗。

所以,假若我們仍能輕易讚歎現在的「兒童」對比起舊時的「細路」是多幸福,那要不是把物質進步放得過大,就是無法看見寫在「兒童」身上的非物質重荷。這麼說,並不是要指向一個背反的答案,而是要指出那堮琤誘ㄕs在一個可供安穩比較的時間縱軸。也只有先從直線式的進步發展觀中釋放出來,我們才有可能如實地面向小孩,所謂的,社會未來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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