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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其實是發展

【轉載明報】20100613
文 葉蔭聰

當「文物保育」成為日常及媒介用語後,我們到處碰到「保育」,城市的過去如鬼影,走出某幢建築文物或老街,穿梭不同領域,誇張一點,到了鬼影幢幢的地步。

本地媒體創造了似真似假的《歲月神偷》力救永利街後,電影《十月圍城》再下一城,造就香港上環楊衢雲的百子里活化。今天,就連新蒲崗建個商場,據說也會保育老街樹木公園。用政府語言來說,保育進入了「活化」階段,不是保存舊物,而是與地區(地產?) 「活」起來的一個環節。用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說, 城市進入後現代階段—— 歷史主題化(thematization),我們開始分不開歷史保存與主題公園或餐廳有什麼分別。

我不想在這堛局蚴蝻豸~是「真保育」、「假保育」,保育的價值該留給民間與官府角力,而不是我這個書生(或任何學者)說了算。不過,我倒是有興趣談一下,香港發生這個轉變的軌[。

殖民政府沒動機

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時,對政府來說,古物古蹟保存是一個目標及內容模糊不清的工作。一個外來政權,自身沒有打造及經營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的需要,相反,還要處處提防中國民族主義的衝擊,所以,又怎會投放資源進行古物古蹟保存呢? 「香港」或「本土」文化的保育,在七十年代以前,可能無從說起。不要說政府無心,民間亦然;到了七十年代末,有洋人及少數華人精英要求保留中環的舊建築(香港會、太子大廈等),本地社會也缺乏興趣,導致今天中環幾乎只剩下立法會大樓。

保育,原是殖民地少數精英的興趣。1920 年代,市區地產業起飛,令新界和離島掘沙業蓬勃起來,殖民官員在沙中發現文物,於是,香港大學幾名考古愛好者開始在新界地區(主要是新界西和南丫島)發掘及做研究。當時,幾名港大學者多次到東南亞的殖民地出席學術會議,曾要求港府好好保管文物,但港府不願做,當時甚至有西方人把一批重要的文件與文物送到大英博物館,包括一把青銅劍。戰後五十年代,香港的考古發掘重新起步,由港大地質系教授帶領,亦有業餘人士參與。當時新界區總監彭德(K. M. A.Barnett)便是個業餘考古迷,他與其他學者打算協助殖民政府立法,針對新界地區不少石器時代的遺址,仿傚其他英國殖民地,立法壟斷考古權,包括發掘權及古物的擁有權。

文物權屬曖昧敏感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順利及簡單。例如,當年有人在宋皇臺山附近發現一些宋朝的瓷器,卻不知道這些文物該屬誰,是屬於發現者、中國政府(中共還是國民黨?)還是港英政府?尤其是當時香港連博物館也沒有,到底存放在哪堣]成問題。舊大會堂在 1930 年代拆卸後,一直要等到現在的中環大會堂在 60 年代建成後才開始有考古文物展覽,所以,文物屬誰變得更曖昧,政治上也敏感。 1957 年,當第一份古物古蹟草案交給政府時,政務司立即把它擱置,理由是擔心觸怒中國政府,令中方官員以為外國人又想搶奪中國文物。

除卻政治考慮外,殖民地政府關心另外兩件事。第一,文物保存到底要花政府多少錢?第二,政府明確指出,文物保護不應阻礙發展。當《古物古蹟條例》於1971 年第一次立法通過時,當時的民政司陸鼎堂(D. C. C. Luddington)便提醒大家, 「這法例將會非常選擇性地使用,以確保必要的發展不會因重要性低的保育工作而受阻」,這亦是幾年前民政局局長何志平為了阻止皇后碼頭列作法定古蹟時,所強調的「高門檻」(high threshold)的起源。可見,香港文化保育制度由誕生的一天開始,已是受到種種束縛制約,它之所以能成立,亦只是殖民地政府內部少數集學者兼官員一身的西方人憑一己興趣而提出的。

香港的文物保護制度自此經歷緩慢的發展。1976年,香港才正式成立「古物及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詢委員會」。 1980 年, 引入「歷史建築評級制度」,卻是「非正式」地由「古物諮詢委員會」使用,直到今天, 「歷史建築」是否會被指定為「法定古蹟」,仍全由古物監督決定,與評級沒有必然關係。80 年代初, 「古蹟辦」成功把幾個祠堂和私塾定為古蹟,對市區的殖民地建築的興趣仍然很低。

當年香港的古物保育制度,被放置在幾乎是最低級別的「辦事處」,為的是讓更重要及更高級的政府部門可以主導它,這種安排,可以說是香港特色的殖民制度。直至今天,其實沒有太大變化。從數字上可以看到,香港的古物古蹟工作緩慢,古物監督指定「法定古蹟」的確非常「選擇性」, 「門檻」很高,故此,被指定的「法定古蹟」數目非常少。由 1971 年(《古物古蹟條例》通過)至今, 「法定古蹟」不足100 個,平均每年指定的不到 3 個。可是,古蹟辦於1996 年至2000 年期間,記錄了8,800 幢歷史建築物,然後於2002 年至2004 年間,挑選了1,444 幢文物價值較高的建築物進行深入調查,於 2009 年中才由古物諮詢委員會開始評級,換言之,大量有價值的建築物未被「評級」,更遑論「指定」,更不用真的花錢保育。

新手顯身手古蹟搞旅遊

幾年前的天星、皇后碼頭運動與爭議,換了一些較開明的委員。不過,辦事處卻搬家,現在有點名正言順了,直接由一個管發展的局所統領。然而,說民間保育運動沒有影響政府,也不完全準確,民間的力量,可以說是迫使政府加速了原先構想的新轉變。

保育掛帥的地產項目

90 年代末,由於金融風暴及經濟衰退,新統治精英也急於在新主子面前表現身手,政府以及旅遊業界自然萌生起利用古蹟搞旅遊的念頭。1999 年,政府成立小組進行「為香港旅遊業未來發展草擬策略計劃」,當中便有「文化遺產及文化」的分組,提及中區警署及域多利監獄;今天尖沙咀的酒店加名店—— 「1881Heritage」(前水警總部)——就是這個年代的產物。

2001 年,市區重建局取代了原來的土地發展公司,企圖在地產低迷之時推動重建。它在重建策略中加入文化保育,這對古物古蹟與地產發展的意義非常重大。

市建局做的不單是重建舊區的地產項目,還可在地產發展中併入歷史建築,使之成為所謂「活化計劃」的重要部分,灣仔則作為第一個試驗點,這就是今天和昌大押的前因,準確地說,我們應注意它的身旁——嘉薈軒這個地產項目。

因此,今天真正推動茷O育的官方單位,不是古蹟辦,說得好聽,它只是輔助角色,難聽一點,就是個跛腳部門。真正的大旗手,該數由當年土發公司變身而成的市建局,它比以前的土發權力更大,亦使發展局更直接介入地區發展,既拆( 「八成強拍」是為一例),又要保,兩條腳走路,激發起地產發展加入保育潮。它給地產市場提供一些好示範,保育舊建築,對地產商,以至其他商業(如高檔構物、餐飲業等)營運者,百利而無一害。在保育呼聲高漲的今天,這些在 90 年代末醞釀的計劃,更可以順勢加速,因此,保育與活化可以形影不離,因為,在政府與發展商眼中,今天的保育工作,是在活化香港資本主義的前提下進行的。

文物保育,作為文化政策與制度,發展滯後,處於半殖民階段;但作為新發展主義的一部分,勢頭卻是「大好」。歷史建築與豪宅雙箭齊發,造就香港後現代城市新風景,也是城市運動的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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