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社会信任度被普遍认为是很低的，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价值观的诉求常常遭遇否定。

在岭南大学研究生院与政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城市与治理研讨会上，香港大学的潘毅教授作为第二位演讲者，质疑了新自由主义关于中国大陆的劳动市场毫无团结性的观点。

潘教授解释道：“中国政府希望将‘中国制造’的标签转变为‘中国创新’。”为此，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倾入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中国50%的年轻人。这里的学子被定性为数字经济的未来工作者。

潘教授在演讲中概述了她的团队针对四所职业学校的学生所做的研究结果。 这些学生的年龄在16岁到20岁之间，其中45％是女性。 尽管这四所学校全部地处城区，但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地区，家庭的每月收入约在2500至3000元人民币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就读于职业学校的工人阶级青年们被认为是身处底层的，他们的各方面能力不足以支撑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由于缺少精英背景，他们也很难探索自身潜在的能力和发掘自我价值。 总而言之，他们像是失败者。在学校，他们挤在宿舍里，并且必须在毕业前完成为期六个月的强制性“实习”。实习期间， 他们无法享有与正式工人同等的权益，而且经常受到欺凌或歧视。

尽管存在有以上这些或者其中部分的因素，潘教授仍发现，这些工人阶级青年们践行了一种复合多项价值观的社会机制。他们在学校里相互关心，在工作场所协同合作以及在团体内保持团结，都是在运行这一机制。

在学校，这些学生通过多种多样方式表达对彼此的关心：从交换劳动市场的信息到生病时彼此照料。在一个案例中，有名学生的父亲在交通事故中意外受伤，他的同学们甚至帮他筹措捐款以维持家用。

其中一位学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决意将自己的早餐钱捐给那位同学：“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遭遇一些无法预料的困境。 在他遇到困难时，我帮助了他。我相信，作为回报，他同样会在我有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谈到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协同合作，潘教授举了一位学生的例子。这位学生在同学的陪同下勇敢地向不良老板讨取欠薪。至于内部团结方面，学生们分享了他们实施的一些计划，包括帮助山区的贫困家庭筹集二手衣物，为河道清除塑料垃圾等等。

最后，潘教授和她的团队仍在探索这些学生是如何重获价值感的。“这种价值感并非交换价值，亦非市场价值，而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去修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破坏而受损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