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善治”的概念便开始主导全球学界和政府事务从业者的言辞论述。 张炳良教授在城市与治理研讨会系列第三场上发表得演讲中说道，在现实世界中，“足够好的治理”指的是为产出核心公共产品而执行的政府干预。张教授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2012-2017）。

尽管有学者和激进主义者还在为公民参与、政治参与、体制缺陷和能力限制这些问题而担忧，但在城市管理者们看来，他们仍受到了公共预算不足、地方问题政治化、城市问题复杂化和官僚机构僵化等多方面的束缚。

他征引了弗朗西斯·福山的评述，说道：“遗憾地是，精于运用政策分析能力并不足以为现实世界带来政策变化。”这一点大抵能由某些世界领导人的行为证实，比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经常性地忽视专家们关于如何应对COVID-19疫情的建议。

张教授指出：“现实世界的政策是复杂混乱的，有时是混沌不堪甚至于不合逻辑的。但，现实就是如此。”为了表明观点，他援用了自己为政府工作期间，在解决住房和交通问题上的切身经验。

长久以来，住房负担能力一直是香港的头号难题。在过去的十年里，房屋价格翻了2.2倍，住房租金上涨了80%。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增加住房供应。但问题是应该在哪里建造新的住宅？是应该在填海区、郊野公园的边缘地区，还是重新划定新的区域？

这些建议全部都受到了来自地方利益、环保团体、和立法者的强烈抵制。

然而，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存在，张教授还是在2012到2016年间践行了“需求管理”措施。并且，这些措施被证实在控制房价和租金上涨方面确有一定成效。

在交通问题上，张教授热衷于推崇公共交通以及劝阻私家车使用，并为此推出了交通拥堵收费系统，该举措得到了许多运输经济学学者和专家的支持。2015年，他在中环启动了试点计划。“当时我就告诉媒体，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不做，而在于如何做。”

但最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屈服于立法者和代表车主的游说者，放弃了这项计划。

张教授表述到，专家背书也许无法为改善实际的政治提供任何帮助，这一点只能去接受。对于很多公民而言，当面临要在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做出艰难取舍时，哪怕他们精神上是愿意选择后者的，但落实到实践上就会变得脆弱。

在演讲结束时，张教授这样问道——谁能阐明真正的公共利益并为那些无组织的人们代言呢？当政府缺乏民众授权和公众信任时，又如何去应对香港的城市治理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