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博雅教育論壇的最後一個環節探討了博雅教育如何在亞洲紮根。 該論壇由嶺南大學與泰晤士報高等教育聯合主辦。
詹姆士庫克大學副校長兼新加坡校區負責人Chris Rudd教授是這個環節的主持人，他對參與是次會議的多位思想領袖表示歡迎，然後展開話題，希望與會者探討一下隨著世界經歷新冠肺炎肆虐，亞洲是否會在國際高等教育中處於領先地位。
Rudd教授說：「我們會考慮博雅教育在南亞、東南亞和東亞這些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中作出真正重大的貢獻。當我們審視該地區的快速城市化、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貿易區的重新劃分時，就應當知道在幫助畢業生加入勞動市場作準備時無可避免地要考慮到新的現實情況：對逆境的適應力，全球連通性，以及勞動力的流動性。」
莫家豪教授在介紹嶺南大學（嶺大）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所扮演的角色時指出，嶺大作為香港的博雅大學，有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們會自我檢視，探討如何能夠創造一個環境，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關愛領袖，同時，他們能夠主動負責任地應對本地問題。」
莫教授指出，嶺大讓學生涉獵不同類型的學習經歷，不僅僅是在課堂上，還包括服務研習和嶺大創業行動以及其他計劃。他說：「嶺大博雅教育傳統的核心價值是要學生在服務中學習，也學習如何服務。」
他指出，雖然嶺大學習美國的博雅大學模式，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功的模式並不可以簡單地予以覆製。嶺大的所有學生都要學習一些共同的核心課程，如關於香港、內地和大中華區的歷史，以及關於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化城市的運作模式。
莫教授說，嶺大從對本地僱主進行的定期調查發現，他們非常欣賞博雅教育為畢業生培養的國際視野、打破常規的思維能力以及工作態度。
另一位與會講者是印度Symbiosis School for Liberal Arts的院長Anita Patankar教授，Rudd教授形容她為印度博雅教育的先驅者。Patankar教授說印度的高等教育相當保守，重視的是死記硬背的學習模式，而不是好奇心或尋根究底的興趣。她說：「這可能是我們國家多年來在創新和研究領域落後的原因之一。 」
她說，在2000年代初期，Symbiosis學院組織了一班來自不同領域但志同道合的人員為學院進行改革，對學院的成功起了關鍵作用。她舉例說：「我們有一位物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發明家；她除了設計和生產環境可持續產品，還到農村社區進行培訓，教導居民作可持續的生活選擇。」
被學院錄用的教學人員必須改變他們教學模式，從以教師授課為中心轉變到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從注重內容轉變到注重教學方法，並且必須準備好在課堂上接受來自學生的挑戰 - 這在印度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新概念。
Symbiosis學院的小班教學，以及隨之而來的較高學費都備受質疑 - 尤其是學院只保證提供優質教育，而不是保證就業。然而，印度的僱主已經開始欣賞那些在多個領域有專長、並有能力應對21世紀問題的畢業生。
曾經在不發達國家與救災組織一起工作的嶺大服務研習處總監高永賢教授說，應用簡單的技術就可以改變那些急需水、住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人們的生活，這一點讓他深受觸動。有鑒於此，以及配合嶺大的校訓「作育英才．服務社會」，嶺大的科技教育關注在與人道主義需求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上，而不是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等前沿科技領域。
高教授說：「這意味著應用非常基本的技術，簡單如引擎或一些基本的感測器，並將它們以創新的方式組合起來，便可以為貧困的人開發產品或服務，主要重點是設計創新和如何擴大技術的使用規模。」
因此，嶺大學生不需要擁有高深的科學知識，因為所需的大部分知識已經在中學階段就學懂了。「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培養更多的工程師。香港有傑出的工程院校和技術院校，我們不需要另一所類似的院校。我們需要的是一所博雅大學，它可以培養出解決問題的畢業生，而他們可以與專業人員、公共衛生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律師、工程師、技術專家一起工作，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在這次為期兩天的論壇的閉幕式中，莫教授先感謝了所有參與的人士，然後用三個「C」來闡述他為建立一個更光輝的博雅教育的未來而作的計劃。「第一個「C」是共同促進(co-promoting)博雅教育，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關愛領袖，使他們能夠主動負責任地應對世界各地的急劇變化。第二個「C」是我呼籲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合作(collaborate)，建立反映自己國家和地區豐富文化遺產和傳統的博雅教育道路。至於最後一個「C」，我非常渴望我們能夠一起努力，在不久的將來創造一個充滿關愛 (caring)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