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新学年伊始，各路飞机会载满迁徙中的留学生在地球上空驰骋。2018年，全球共有560万学生前往国外开启12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学习。在国际留学生流动性上，美国凭借其近一百万的留学生数处于领先地位 。但今年与往年不同。

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全球高等教育网络研讨会系列上，第一场便探讨了新冠疫情所派生的影响。来自牛津大学的国际知名高等教育学学者——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概述了全球教育系统对疫情的抵御能力，并展望了危机解除后的策略方向。

“在我看来，我们当前应对疫情的时间线是由疫苗的（开发）进程决定的，” 马金森教授解释道。他猜测通过试验的疫苗最有望于2021年下半年或2022年初面世，并于2022年下半年得以在全球普及。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很多大学的 2021-22学年的状态基本上会与2020-21学年相差无几。

这样的持续时间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对应措施将内化为高校管理的一部分。这些挑战包括：为那些在看病就医、个人体质、心理状态或经济能力上呈弱势的学生提供支持；管理学生们对社交的渴望；以及在缺乏政府有效支持的国家里，确保大学财政的可持续性。

马金森教授指出，新冠疫情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多边体制削弱、国家内部政治高度紧张和国家政府控制力加强的时机来袭。尽管有这些趋势存在，教授仍然认为学术界中将教育作为公共物品的观念是相对牢固的，中美两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水平非常高。

谈及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应对疫情的方式，马金森教授着重强调了英国的情况。

“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市场为基础，一定程度上高等院校要依靠国际学生的学费来维系生存，因此其最大的担忧是疫情对学校收入的影响。” 对于伦敦大学学院（UCL）——英国的第三大研究型大学来说，来自非欧盟学生的学费有3亿英镑，占其总收入的20.2％。

为此，英国的大学决定在2020-21学年继续提供面授课程。至少到目前为止，入学人数的确保持了增长 。

相较之下，东亚地区由于有着强调个人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为基础，其对疫情的应对更有效，这意味着该地区的高等教育状况会看起来更加稳健。

而印度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率高，以及教育系统市场化，其经历截然不同。在疫情期间，针对本土大学与中国的合作，澳大利亚政府则赋予了自己破坏性的否决权。

马金森教授预计国际学生的流动性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且地区差异会很大。 “在东亚，各国间学生流动已经持续增长了15年，现在看来这一增长将有小幅增速。”

他表示，美英院校的情况很有可能会依靠学校的声誉得以恢复，但澳大利亚的高校则要面临更长久的挣扎。

不过，马金森教授认为有一种变化将会转为永久性的，即高校会提供两种定价完全不同的高等教育形式。 “精英教育将维持面授形式，辅有一部分的线上教学和资源。但在有些国家，尽管不是全部，大众教育将被推向纯粹的线上模式。这种模式的形式多样化程度较低，对许多学生而言不那么丰富。”

全球高等教育网络研讨会系列由岭南大学研究生院、政策研究院和亚太高等教育研究联盟共同举办。研讨会邀请了六位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探讨新冠疫情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