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之后,也许是因为各种传记资料的盛行,纯粹源于读者想象的诗人形象变少了,他们的形象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与作者生平经历的种种关联。本书探讨的大部分诗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们实际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和屈原不同的是,大部分后世诗人不再热心于用诗歌表达政治隐喻,他们描述的主题也不再是作为象征而出现的仙鬼神祇,而更着重于实际的世界,比如战争、自然、农业生活、边境、娱乐场所和家庭。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news publication in context zong-qi cai poetic culture 诗人形象塑造与诗人群体互动也有密切关系。在第17章中,王敖教授讨论了白居易和元稹如何彼此帮助,建立深厚的友谊,通过描绘各自所处世界,合力扩大诗歌表现主题,他们不仅“创造”了不同以往的诗人形象,而且发展出崭新的诗歌体裁,即通称的“元白”体。入宋以后,诗人群体发展如火如荼,昔日诗人交往或因趣味相投,在宋代,诗人间的交往形式则一变而为具有明显地域性的、旨在建立诗派门户的正式结社。到了明清时期,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刻书籍日益普及,为诗人和学者创造出一种新的、带有虚拟性质的互动空间。时光再移至民国初年,现代铅字印刷业普及、全国报刊发行系统建立、诗话在杂志上连载出版等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无不彻底改变了传统诗歌和诗学的书写方式,以及诗人群体交往和自我塑造的方式。在第27章中,胡晓明教授以晚清同光体诗人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为切入点,对传统诗歌文化此种巨变做出详细分析。 游侠、战争和英雄理想 和西方文学传统类似,战争和游侠主题使中国诗人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文学世界。但与西方古典或中世纪的史诗不同,在中国,相同主题的诗歌并不只着重赞颂特定的英雄人物。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中都包含着反战的情绪,使中国有关战争的诗歌表达情感更加复杂,包括崇拜英雄、渴望自由、厌弃游侠生活、厌倦战争,哀悼死者等范畴。中国有关战争的诗歌并不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因而更为主观抒怀,想象丰富。 正如本书第6章和第11章讨论的,大部分有关战争的诗歌出现在乐府或古诗中。但最负盛名的诗篇却往往是那些超越了非个人化风格的限制,表达细微而真实的个人感受的作品。在第6章中,连心达教授讨论了身为军事领袖的曹操,如何在诗作中展现出独特的个人视野。曹操在行旅过程中所写的诗篇,并未赞颂战争光耀,反而着重描写战乱之苦。因此,他能够赋予四言诗新的抒情意味。曹操之子曹植也在乐府诗中加入个人声音,他并不直接表达自身情感,而是通过虚拟人物传递情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就是奋战在前线的英雄战士和放荡不羁的游侠少年。这种人物形象在之前的乐府诗中并不存在,很有可能象征了曹植一生中未曾实现的建功立业理想。 到了唐代,曹植想象中的两种人物类型重新发展为侠客形象。第11章中,林宗正教授讨论了唐代的游侠诗。唐代的游侠结合了曹植诗中的两种人物形象,他们先是都市里的游侠少年,之后加入前线军队作更大冒险。在初唐和盛唐的诗歌中,描写游侠及时行乐的冒险经历构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诗歌题材,即边塞诗。唐代许多有名的诗人都曾在边疆任职,实现了中国文人常期被忽略的理想,即文采与武艺俱精。第11章中探讨的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展示了诸多视角中的一部分。但以艺术造诣而言,这些作品则很难与当时描写同样题材的绝句相媲美,边塞诗人如王昌龄、王翰等,利用绝句这种新的诗体进行时空连接,把自身在当下战争中的经历和过往的战争糅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极富想象的全新世界,超越了历史性的时间。 与其他诗体相比,边塞诗诗却似乎更加受到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汉朝制定了深入西域、屯兵戍边的国策,直接激发了班超“投笔从戎”、建功沙场的英雄梦,汉魏乐府中的游侠题材无疑是这种理想抱负的折射。到了唐朝,相似的强势边疆政策则激励了士人“从戎执笔”,驰聘沙场与笔场,践行能文能武的理想。边塞诗之兴盛有赖于汉唐盛世拥抱世界的胸襟,而其衰亡也必定是国家地理和心理疆域的萎缩所致。宋代以降,辽、西夏、金诸国不断挑起战事,攻城略地,甚至夺取了宋朝半边江山,此时所谓边界只是自己昔日的领土,岂有什么“边塞”可言?同时,北宋王朝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无疑又挤压了士人追求文武双全英雄梦的心理空间。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并没有完全泯灭,而是转化为对诗苑科场的战争想象。阅读周裕锴教授撰写的第20章,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独特的创作想象如何造就了宋诗独有的“以战喻诗”修辞系统。 自然、宇宙和道教的超越 对那些在政治上感到幻灭的诗人来说,诗歌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他们离开朝堂后,就可以退隐山林。他们在诗歌中描绘自然,把自然当成是情感上的避难所。他们运用想象力,把自然转化成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之地。自然环境不仅指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同时也可能是与人类活动相联系的、充满宗教和道德意味的场所。 大多数文人都希望在朝廷中获得一官半职,而不仅靠诗才留名世间。然而在《离骚》之后,宫廷政治不再能给予诗人灵感,有时甚至会对其诗歌成就构成阻碍。只有当天才诗人从政治中撤离,回到个人空间之后,才能创作出伟大作品。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评论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 当官员对政治感到失望,他们喜爱的退休之地就是自然,因为自然不仅远离政治世界,也有安慰人心的宁静力量。历史上最早的例子是伯夷和叔齐,他们反对当时政治,去首阳山隐居,最后宁可饿死也不愿失节,这样高洁的品性,获得孔子热情的歌颂。许多个世纪之后,竹林七贤则把自然当成舞台,更激进地反抗当时的政权。尽管后世人们无法证实这七位贤者是否真的在某个竹林中徜徉相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比如纵情饮酒、服食五石散、赤身裸体等,而实际上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反对当时高压的司马氏政权。在第7章中,钱南秀教授指出,竹林七贤更大的目标是把老庄哲学转变成一种绝对自由和超越的真实生活方式,他们对超越的理想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嵇康提出服食丹药可以使肉体长生不老;而在诗作中,嵇康和阮籍都提到了《庄子》中的“至人”,在他们的笔下,“至人”成了宇宙之道在精神层面的化身和体现。 对于陶潜来说,自然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在第8章中,柏士隐(Alan Berkowitz)教授指出,陶潜在诗歌中创建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深刻情感精神连接。他《归田园居》组诗的第一首就是一个很动人的例子,在这首诗里他描绘了农家生活的各种细节,并在细节中融入自己对于这种生活的热爱。而回归田园,也象征了他回归到更好的自己,这种回归不仅安慰了疲倦的灵魂,更帮助陶潜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陶潜运用与他同时代的向秀和郭象所提出的“自我转化”观念,他相信永恒的道和每个人的自性最终是一体的。这个观念使陶潜在农家生活中体会到了绝对的超越。这样的生活使他得以实现自我觉醒,最后与道合一。他的诗歌作品生动地捕捉到了这种与道合一的境界,赢得了后世文人的无限倾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