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沈约一样，王维也从政治生涯中隐退，转而亲近自然。但王氏之辋川别业在规模和奢侈程度上，都无法媲美沈约之东园。同样，王维退隐之后心境亦有所不同。如果说沈约是在长期成功的政治生涯结束之后寻求平静的生活，王维则是通过对自然和佛教的亲近，来慰藉自己失去圣宠的落寞。王维诗中对自然和开悟的描写，结合了沈约和寒山二人的优点。尽管和沈约以及其他齐梁诗人存在着不同之处，但王维继承了他们的诗歌的感受力以及他们在视觉和听觉上极强的敏锐性。沈约和他的追随者强调语句的对仗和音律的流畅，而王维所着眼的是更广阔的世界。他通过自己的山水诗和山水画表达佛教的宇宙观。在王维的时代，沈约提出的诗歌格式已经发展成了当时流行的近体诗。而王维也和寒山一样，受到禅宗极大的影响，把自然当成坐禅冥想的主要对象。然而他并不是抽象地表现自然或把自然仅当成佛教的譬喻，而是通过极其细致的观察，着重表现自然景象的不可捉摸和转瞬即逝。在王维最优秀的诗作中，他用细致的感受力打破了许多传统界限，比如声音和沉默、存在和空虚、自我和世界，创造出禅意的诗境。王维用看似简单的风格表达佛教的境界，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一个伟大成就，也使他获得了“诗佛”的称号。 在第21章中，钱志熙教授仔细描述了宋代诗人黄庭坚两类禅诗的艺术特点。这两类禅诗，一是禅理诗，其特点是直接援用佛典中常用的比喻、形象、名言，并与诗人自己采撷的自然物象交织为一体，借以表达自己在庄子“齐物论”、佛教不二思想熏陶下形成的超脱旷达的人生观；二是禅境诗，其特点是白描诗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并通过突然跳跃到与上文完全无关的陈述或景象，传达生活琐事所诱发的“顿悟”。在宋元禅宗的巨大影响之下，王阳明发展出以“良知”为核心的儒家心学系统，试图以之取代宋人格物之理学。在第25章中，左东岭教授勾勒了王阳明良知学说影响整个明代诗歌的轨迹，从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乃至明末竟陵派，无不崇尚主观性灵。如果说王学是这些文学思潮的近源，那么它们的远源则非禅宗自性说莫属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news publication in context zong-qi cai poetic culture 作为主人公和诗人的女性 到目前讨论到的时代为止，无论是作为诗歌的主人公，还是作为积极的创作者，女性还很少出现在中国诗歌的书写中。不可否认的是，《诗经》囊括的大量情诗展现了女性的各种情感，比如信任、深情、疏远、爱恨、对性的渴望等。但汉代的阐释者常把这些内容理解成政治或伦理的隐喻，而把真实的女性情感排除在外。在他们的解读下，女性在诗歌中的形象是简单平面的，通过描写女性，男性诗人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对君主或主顾（patron）的情感。 汉代阐释者对诗歌中女性的“去性别化”，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关于女性的诗歌书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读者还是作者，其思维范畴都受到这种“去性别化”的影响，由此限制了诗歌对女性的表现。诗歌中这种把女性政治隐喻化的倾向，必须由后世的诗人或读者来突破。只有当诗人通过作品来表现真实的女性，或读者在诗歌中感知到真实女性的存在时，才能打破这一政治隐喻化的障碍。这种隐喻模式，导致汉代和六朝时期真正的女性诗歌的缺席。此处，我们可以看到阐释者的重要性，他们使诗歌得以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自主的场域，但在对女性的表现上，阐释者的负面影响显然超过了正面作用。 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在本书的第5章中，罗然教授提出，这首诗和传统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体现了女性对于政治隐喻化的反抗。当时其他的诗歌着重描绘不知姓名的弃妇，并借助弃妇的形象表达男性诗人不被赏识的悲伤。但这首诗则聚焦于一位名叫刘兰芝的女性，她是小吏焦仲卿的妻子。主人公具体的背景信息有明确功能，能减少政治隐喻化的倾向，也能替读者构建出一种描绘现实生活的感觉。诗序里提到的个人信息则更有意识地加强了这种效果。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没有引发更多同类型作品的创作。其原因也许在于它微妙地挑战了儒家思想，也或许在于长篇叙事诗并不是当时文坛的主流 — 那时主要流行的诗体是乐府诗，再或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对于在诗中表现真实的女性生活并不感兴趣。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类似作品并没有大量出现。 除了汉代《诗经》阐释传统带来的限制效果，儒家的道德训谕也禁止女性和家庭成员之外的男性接触，这意味着女性的诗歌作品和她们自身一样，无法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在汉代和六朝的诗歌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是女性作者写的。汉代有一些诗歌被认为是班婕妤的作品，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妃子，她很有文才，但她的诗作本是呈给皇帝阅读的，而不是给大众的。这些诗作之所以得以超越宫墙的限制而广泛传播，甚至流芳百世，很大程度是因为班婕妤的帝妃身份。 到了唐代，女性终于出现在诗歌的场景以及公开的社交和文学聚会中，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些改变，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武则天带来的改变。武则天是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钟梅嘉在本书的第13章中提出，少数有违传统道德的女性，如嫔妃、道姑（有些是隐藏的歌妓）和歌妓会利用这种女性新获得的社会自由。然而儒家道德仍然根深蒂固，此时贵族女性依旧足不出户，并以此为德，她们极少参与诗歌创作。而那些不符合传统道德期待的女性进入男性的空间时，写诗的才能就是她们唯一能获得皇帝（包括武则天）、高官和文人名士（如白居易和元稹）欣赏的方法。 在唐代最成功的女诗人中，上官婉儿的人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她令人惊叹的诗歌才华获得了武则天和唐中宗的青睐，使她成为武则天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上官婉儿的才华超过了她身边的众多男性，使她成为当时文学品味的仲裁者。女道士李冶、鱼玄机，还有薛涛的人生经历也同样充满戏剧性，让人唏嘘不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诗才闻名的女子，结局都很悲惨，上官婉儿、李冶和鱼玄机都因触犯政治和法律的规定而被处死。这也说明，对于唐代的女子来说，拥有诗名也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宋代的女性写作永远与李清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凭借着惊世诗才，她闯入诗坛中心，力压须眉，赢得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诗人之美名。在第22章中，艾朗诺教授讨论了李清照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作品，即她的论史诗和时政诗。这两类题材历来都为男性诗人所垄断，女性诗人甚少涉猎。但李清照不写则已，写则必定慷慨陈词、气宇非凡。例如，她以诗歌的形式与出使金国的使臣进行对话，告诫他们要态度强硬，不可再做过多的让步，并提醒对方警惕金国可能设下的陷阱。女性诗人如此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毫无顾忌地谏言，在晚清之前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宋代女性诗歌写作只有李清照一枝独秀，那么到明末以后则有一派争妍斗艳、万紫千红的景色。在第26章中，蒋寅教授认真梳理了袁枚《随园诗话》以及其他文献里有关女性诗歌创作的记载，展现出乾隆时期各种女性诗人群体蓬勃发展的情形，其中包括了家族女诗人群组、区域性女性诗社，以及袁枚等著名文人网罗接收的、或可多达至五六十人的女弟子群组。女性诗人以合集或个人专集的形式大量发表诗作，而袁枚又为之撰写序言，不遗余力地推介表彰，久而久之，竟形成一股足以对诗坛产生影响的力量。就连袁枚本人也想到利用她们来制造声势、巩固提高自己诗坛领袖的地位。女性诗人地位的这种飙升，似乎可以视为20世纪后女性作家崛起文坛的先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