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陈文苑 欧阳俊浩 伍绰妍 黄晓靖 郭立言
引言
香港三十年代历经政治和社会的更迭动荡，有声电影亦于当时萌生，不同类型的电影因应时势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电影类型都发展得一帆风顺，侦探电影亦属其一。纵横三十年代，侦探片只在1936及1939年短暂出现，在当时谈不上形成风潮。鉴于当时中国正面对内忧外患，加上种种源由，每当侦探电影正值兴起之际，却被其他原因盖过「风头」。本文主要集中分析其诞生背景、1936和1939年侦探片特色和未能成为主流影片类型的原因，以印证侦探片三十年代的生不逢时。
香港侦探电影的诞生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大量西方侦探电影在香港上映，包括《暗探生涯》（While The City Sleeps, 1929）、《案中案》（Alibi, 1931）、《催眠谋杀案》（Condemned to Death, 1932）等，带起一阵西方侦探片热潮，同期由柯南道尔（Conan Doyle）创作的福尔摩斯电影在世界各地大受欢迎，更有西方制片公司创作以华人为主角的侦探片——《陈查理中国大侦探》系列[1]，因此，这股热潮为本港电影业引入新题材，香港第一部无声侦探片《夜半枪声》（见图一）1932年登上大银幕。导演关文清曾在美国加州电影学院接受专业电影教育，其电影风格受西方影响，但内容方面却不脱中国古代探案和悬疑文学的传统，不光着重追捕真凶的过程，还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加上其电影制作公司联华影业，强调电影的作用旨在「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这种写实求真的精神亦沿用在侦探片题材上，具警世作用。
图一：《夜半枪声》的宣传广告，当中提到「娱乐不忘爱国」。（《工商日报》1932年5月28日）
侦探文学自古代便有迹可寻。摘录自宋代《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2]「说公案」即是传统社会民刑案件的统称，源于魏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公案文学带有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的思想，为受害者「摘奸发伏，洗雪冤枉」[3]，其思想在中华文化根深蒂固，侦探片亦在此背景下随之发展。因此，香港侦探电影建立了一套独有风格，是中西方合并下的产物，既融入西方侦探片的悬疑神秘，在主题上却贯彻导人向善、宣扬正义的思想。
警探与侦探：着重情理多于逻辑推理
1936年的侦探片主题，犯罪动机大多为情杀、官商勾结、黑道寻仇，反映社会现况，例如当年上映的《六十六号屋》，改编自1933年广州碎尸案（见图二），讲述一名丈夫婚后暗中与女学生交好，金屋藏娇，妻子得知后用尽手段接近女学生，继而毒杀弃尸，丈夫其后报案，最终揭发事件。同年上映的另一套电影《桃色血案》，亦根据情杀案改编而成，兄弟二人爱上同一女子，因而自相残杀，终究步向悲剧。1936年侦探片取材自社会真实事件，具警世教化作用，为观众重现当时的事发经过，揭示犯罪动机，剖析人性犯罪的阴暗面。
图二：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六十六号屋》，凶手王文舒被捕，其丈夫亦被警局扣押，接受调查。（《天光报》1933年10月9日）
西方是法治社会，调查过程由侦探独力完成，判决则交由法官处理，因此着重以证据和线索破解谜团。相反，华人社会的侦探片，其故事原型建基于古代的刑事案件和公案文学，是中国实行人治的政治体制与民间思想结合[4]，受害者到衙门投案，望官吏为他们找寻正义，着重写人物的情理，例如《包公案》，他凭个人洞察力和分析断案，方式较主观，如靠鬼神托梦破案，或以私刑迫使犯人认罪。由于调查和作出判决的是同一人，所以偏重叙述凶手的下场，而官吏亦演变成电影中的警探，调查、破案、执法皆与政府机关有所联系。
受到西方侦探片热潮影响，本地侦探电影亦参考相关题材，但查找真相的却多半不是侦探，而是警探。1936年由邵醉翁、文逸民执导的《密室怪人》，仿照1932年西方电影《古屋怪人》（The Old Dark House,1932），采用「老黑屋」式的叙事方法，将角色困在同一空间，随着角色一一死去，其他人都成为了嫌疑犯，警探需根据线索找到凶手，最后一一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和犯罪手法，以解释性结局收场。[5]侦探电影冒起时间还短，奈何国内风起云涌。
粤语片禁令和战争的冲击
国民政府于1936年宣布禁止拍摄粤语片，派人到港公布「粤语片禁令」，打算在1937年正式实行。即使香港华南电影协会代表成功将禁令延后三年[6]，但当时香港电影业正值发展初期，技术和人才仍未成熟，「禁粤语片事件」无疑打击士气，时下受欢迎题材如粤语国防电影也因此而受影响，非主流的侦探片更是大受打击。加上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国家弥漫着高涨的爱国抗日情绪，电影人纷纷倾向拍摄国防电影，《边防血泪》（1937）、《广州抗战记》（1937）等国防片陆续上映。1938年，香港电影人代表华南电影界义务联合拍摄抗战电影《最后关头》，其版权收入全数用作支援前线战争，上映后得到极大回响。[7]因此，爱国片成为当时主流题材，电影人摒弃拍摄侦探片。在1937-38年间，国防电影占每年的产量接近三成；反之，侦探片只上映了两出。[8]有鉴于侦探片内容悬疑，当中不乏杀人灭口、残酷不仁，见尽人性阴暗面的情节，当时中国正面对内忧外患，即使身处在香港，也不时传来坏消息，加上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在心理上，沉重并带有血腥情节的侦探片并不符合民情，加上，侦探片亦着重逻辑推理，面对战争动乱，当时的市民亦无暇消化如此复杂沉重的电影。然而，在日本侵占上海的这段期间，对本港电影业反而带来了一丝新希望，促成了影人南下到港，诱发其后侦探电影在1939年再次兴起。
侦探片卷土重来
自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以后，大量上海片厂受淞沪会战影响，电影工作者失去稳定工作据点，因此南下到港，与本地电影工作者合流[9]，不论在创作类型，或是人力资源上，皆为本港电影业带来庞大生产力和创意，一众「上海移民」使香港电影业更趋多元化。其次，由于日军不断南下，部份香港小型电影公司不愿投资拍摄爱国电影，害怕被日军秋后算帐，宁可投资拍摄其他类型电影。
1939年，神怪片成为电影潮流，引来不少有识之士的批评。反观侦探片不但贴近现实，部份电影更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与神怪、迷信的意识抗衡，加上侦探片宣扬惩恶劝善的讯息，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中，警探朝着诛丝马迹找寻真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将凶手绳之于法，真相大白，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思想渗透民间，提升国民的整体道德水平，符合当时影坛的标准。因此1939年侦探片再次出时，不愿与神怪元素挂勾，如当年上映的《寃鬼复仇记》，曾被人诟病为含有毒素的电影，导演暨编剧许啸谷特意解释：「这一部是以配合恐怖场面组织成的一部侦探片，这里，绝对没有任何神怪。」（见图三）澄清了电影的取态与神怪绝无关系，并非时人所抵制的封建迷信电影，而是一部正当并含有意识的侦探片。
图三：《寃鬼复仇记》编导许谷啸特意澄清电影与神怪绝无关系，是一部带有道德意识的侦探片。（《艺林》58期，1939年7月15日）
1939年上映的侦探片亦着重刻划人性险恶，以电影载道。以《罗家权杀虎案》和《食人太太》为例，分别取材自1934年罗家权枪杀徒弟一事和广州军长太太吃人事件加以改编。据说当年在名闻省港澳的武生唐飞虎，与罗家权的妾侍暗自交往，最终被罗家权半夜枪杀（见图四）；《食人太太》则改编自广州的真人真事，军长太太把多名女性受害人诱进家中，杀人手法凶残，一名侦探为求追查真相，不惜乔装作女人调查事件。除了演绎查明真相的过程以外，电影也着重刻划奸角的阴险个性和人情世态，是带有道德意识的电影，观众也能在观看过程时扮演警探一角，仿如亲历寻找真相的过程。
图四：1939年上映的《罗家权杀虎案》引起社会讨论，尤以真人重新演绎事件大受关注。（《电影圈》第57期，1939年11月16日）
除了着重人物刻划外，1939年上映的《黑夜煞星》跟1936年的侦探片相似，保留了西方元素。电影讲述富翁寓所藏的稀世宝石被盗去，警探因此介入调查，跟詹姆斯．霍根（James P. Hogan）执导因钻石失窃而引起谋杀案的西方电影《钻石血案》(Bulldog Drummond’s Peril, 1938），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角色设定上，《黑夜煞星》其中一位警探名为陈差利，其名不但与英文名Charlie读音相似，亦使人联想起当时西方盛名的《陈查理中国大侦探》系列——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神探角色Charlie Chan。由此可见，当时的侦探片加入不少西方元素。
侦探片停而不绝
早期粤语片主要分为四大类：喜剧、伦理片、民间剧情片及粤语戏曲片，在日军侵华以后，抗日爱国片也随之成为一大类别，共称为三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五大潮流」[10]。然而，侦探片未能独立成个体，大部份电影偏重描写情理，依附其他类型，或融入不同元素，未能建立独特风格，风头被其他主流电影盖过。受到战事影响，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与日军局势愈趋紧张，香港影坛加紧抗日救国宣传，故侦探片在四十年代初因战争再次停滞不前。二战过后，国产片尚未复兴，但五、六十年代受到外国电影影响，荷里活侦探片再次流入香港，侦探片随即大行其道，延伸为后来的警匪片，至今在香港电影界仍占重要一席。
参考片目
1《夜半枪声》（1932）
出品公司：联华影业公司 | 导演：关文清 | 主要演员：吴楚帆、黄曼梨、唐醒图、李铁、何大傻、胡戎
2《暗室明珠》（1933）
出品公司：联华影业公司 | 导演：关文清 | 主要演员：吴楚帆、黄曼梨、石友于、黄岱
3《洞房双尸案》（1934）
出品公司：华艺影片公司 | 导演：石友于 | 主要演员：石友于、冯洁贞、林妹妹、杨君侠
4《六十六号屋》（1936）
出品公司：大时代声片公司 | 导演：李铁 | 主要演员：唐醒图、胡戎、黄锦薇、黎奉元、琼仙、黄若冰、李辉、熊飞影、郑柳娟、杜宇
5《桃色血案》（1936）
出品公司：银龙影片公司 | 导演：陈皮 | 主要演员：谭玉兰、刘克宣、黎笑珊、朱普泉、梁淑卿、巢非非
6《密室怪人》（1936）
出品公司：天一影片公司 | 导演：邵醉翁、文逸民 | 主要演员：谭玉兰、罗品超、廖梦觉、刘克宣、谢益之、巢非非、谭笑侬
7《傻侦探》（1936）
出品公司：大观声片有限公司 | 导演：赵树燊 | 主要演员：叶仁甫、何大傻、林妹妹、周志诚
8《流氓小姐》（1938）
出品公司：联侨影片公司 | 导演：董柱石 | 主要演员：陈云裳、李清、蒋君超、梁冰冰
9《寒夜灭尸记》（1939）
出品公司：瑞田影业公司 | 导演：罗志雄、汤晓丹 | 主要演员：林妹妹、紫罗兰、伊秋水
10《寃鬼复仇记》（1939）
出品公司：美光影片公司 | 导演：许啸谷 | 主要演员：伊秋水、郑孟霞、卢敦、陈天纵、胡美伦、谢天
11《罗家权杀虎案》（1939）
出品公司：我的影片公司 | 导演：洪仲豪 | 主要演员：罗家权、谭笑儿、林妹妹、柠檬
12《食人太太》（1939）
出品公司：光荣影片公司 | 导演：黄花节 | 主要演员：邝山笑、梁雪霏、刘克宣、周志诚、黄秉铿、何大傻
13《黑夜煞星》（1939）
出品公司：美光影片公司 | 导演：麦克 | 主要演员：张瑛、白燕、伊秋水、卢敦、叶梦鹃
后注 :
[1] 李宁怡：〈华人神探陈查理〉，《苹果日报》网页(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00812/32731382/)。检索日期：2019年11月10日。
[2] 于洪笙、胡小伟：〈从公案到侦探–中国法制小说两千年〉，《岭南学报》，2006年第3期，页45。
[3] 陈丽君：〈从跨领域的视角谈公案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东海大学图书馆》网页(http://www.lib.thu.edu.tw/newsletter/97-200910/page06.1.htm)。检索日期：2019年11月9日。
[4] 佚名：〈侦探书话，中国古代有没有侦探推理小说？〉，《每日头条》网页(https://kknews.cc/history/y3zerej.html) 。检索日期：2019年11月25日。
[5] 佚名：〈从《利刃出鞘》看「老黑屋电影」〉，《每日头条》网页(https://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k45yoop.html)。检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
[6] 佚名：〈【广东话】保卫母语 三十年代的粤语片救亡运动〉，《港识多史》网页(http://www.wetoasthk.com/【广东话】保卫母语-三十年代的粤语片救亡运动/)。检索日期：2019年11月9日
[7] 张建德：〈上海遗风：早期香港电影〉，《香港电影：额外的维度》。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页20。
[8] 张英进：〈反对修正：战争时期的香港电影与地域政治〉，《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7年第101期，页106。
[9] 魏君子：〈上海影人第二次南迁〉，《光影里的浪花―香港电影脉络回忆》。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页30。
[10] 魏君子：〈上海影人第二次南迁〉，《光影里的浪花―香港电影脉络回忆》。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页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