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陳文苑　歐陽俊浩　伍綽妍　黃曉靖　郭立言

引言

香港三十年代歷經政治和社會的更迭動盪，有聲電影亦於當時萌生，不同類型的電影因應時勢發展。然而，並非所有電影類型都發展得一帆風順，偵探電影亦屬其一。縱橫三十年代，偵探片只在1936及1939年短暫出現，在當時談不上形成風潮。鑑於當時中國正面對內憂外患，加上種種源由，每當偵探電影正值興起之際，卻被其他原因蓋過「風頭」。本文主要集中分析其誕生背景、1936和1939年偵探片特色和未能成為主流影片類型的原因，以印證偵探片三十年代的生不逢時。

香港偵探電影的誕生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大量西方偵探電影在香港上映，包括《暗探生涯》（While The City Sleeps, 1929）、《案中案》（Alibi, 1931）、《催眠謀殺案》（Condemned to Death, 1932）等，帶起一陣西方偵探片熱潮，同期由柯南道爾（Conan Doyle）創作的福爾摩斯電影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更有西方製片公司創作以華人為主角的偵探片——《陳查理中國大偵探》系列^[1]，因此，這股熱潮為本港電影業引入新題材，香港第一部無聲偵探片《夜半鎗聲》（見圖一）1932年登上大銀幕。導演關文清曾在美國加州電影學院接受專業電影教育，其電影風格受西方影響，但內容方面卻不脫中國古代探案和懸疑文學的傳統，不光着重追捕真兇的過程，還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局，加上其電影製作公司聯華影業，強調電影的作用旨在「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這種寫實求真的精神亦沿用在偵探片題材上，具警世作用。

圖一：《夜半鎗聲》的宣傳廣告，當中提到「娛樂不忘愛國」。（《工商日報》1932年5月28日）

偵探文學自古代便有跡可尋。摘錄自宋代《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2]「說公案」即是傳統社會民刑案件的統稱，源於魏晉，發展於唐宋，興盛於明清。公案文學帶有扶危濟困、懲惡揚善的思想，為受害者「摘奸發伏，洗雪冤枉」^[3]，其思想在中華文化根深蒂固，偵探片亦在此背景下隨之發展。因此，香港偵探電影建立了一套獨有風格，是中西方合併下的產物，既融入西方偵探片的懸疑神祕，在主題上卻貫徹導人向善、宣揚正義的思想。

警探與偵探：着重情理多於邏輯推理

1936年的偵探片主題，犯罪動機大多為情殺、官商勾結、黑道尋仇，反映社會現況，例如當年上映的《六十六號屋》，改編自1933年廣州碎屍案（見圖二），講述一名丈夫婚後暗中與女學生交好，金屋藏嬌，妻子得知後用盡手段接近女學生，繼而毒殺棄屍，丈夫其後報案，最終揭發事件。同年上映的另一套電影《桃色血案》，亦根據情殺案改編而成，兄弟二人愛上同一女子，因而自相殘殺，終究步向悲劇。1936年偵探片取材自社會真實事件，具警世教化作用，為觀眾重現當時的事發經過，揭示犯罪動機，剖析人性犯罪的陰暗面。

圖二：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六十六號屋》，兇手王文舒被捕，其丈夫亦被警局扣押，接受調查。（《天光報》1933年10月9日）

西方是法治社會，調查過程由偵探獨力完成，判決則交由法官處理，因此着重以證據和線索破解謎團。相反，華人社會的偵探片，其故事原型建基於古代的刑事案件和公案文學，是中國實行人治的政治體制與民間思想結合^[4]，受害者到衙門投案，望官吏為他們找尋正義，着重寫人物的情理，例如《包公案》，他憑個人洞察力和分析斷案，方式較主觀，如靠鬼神託夢破案，或以私刑迫使犯人認罪。由於調查和作出判決的是同一人，所以偏重敘述兇手的下場，而官吏亦演變成電影中的警探，調查、破案、執法皆與政府機關有所聯繫。

受到西方偵探片熱潮影響，本地偵探電影亦參考相關題材，但查找真相的卻多半不是偵探，而是警探。1936年由邵醉翁、文逸民執導的《密室怪人》，仿照1932年西方電影《古屋怪人》（The Old Dark House,1932），採用「老黑屋」式的敘事方法，將角色困在同一空間，隨着角色一一死去，其他人都成為了嫌疑犯，警探需根據線索找到兇手，最後一一拆解兇手的殺人動機和犯罪手法，以解釋性結局收場。^[5]偵探電影冒起時間還短，奈何國內風起雲湧。

粵語片禁令和戰爭的衝擊

國民政府於1936年宣佈禁止拍攝粵語片，派人到港公佈「粵語片禁令」，打算在1937年正式實行。即使香港華南電影協會代表成功將禁令延後三年^[6]，但當時香港電影業正值發展初期，技術和人才仍未成熟，「禁粵語片事件」無疑打擊士氣，時下受歡迎題材如粵語國防電影也因此而受影響，非主流的偵探片更是大受打擊。加上1937年爆發中日戰爭，國家瀰漫着高漲的愛國抗日情緒，電影人紛紛傾向拍攝國防電影，《邊防血淚》（1937）、《廣州抗戰記》（1937）等國防片陸續上映。1938年，香港電影人代表華南電影界義務聯合拍攝抗戰電影《最後關頭》，其版權收入全數用作支援前線戰爭，上映後得到極大迴響。^[7]因此，愛國片成為當時主流題材，電影人摒棄拍攝偵探片。在1937-38年間，國防電影佔每年的產量接近三成；反之，偵探片只上映了兩齣。^[8]有鑑於偵探片內容懸疑，當中不乏殺人滅口、殘酷不仁，見盡人性陰暗面的情節，當時中國正面對內憂外患，即使身處在香港，也不時傳來壞消息，加上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在心理上，沉重並帶有血腥情節的偵探片並不符合民情，加上，偵探片亦着重邏輯推理，面對戰爭動亂，當時的市民亦無暇消化如此複雜沉重的電影。然而，在日本侵佔上海的這段期間，對本港電影業反而帶來了一絲新希望，促成了影人南下到港，誘發其後偵探電影在1939年再次興起。

偵探片捲土重來

自1937年日軍攻佔上海以後，大量上海片廠受淞滬會戰影響，電影工作者失去穩定工作據點，因此南下到港，與本地電影工作者合流^[9]，不論在創作類型，或是人力資源上，皆為本港電影業帶來龐大生產力和創意，一眾「上海移民」使香港電影業更趨多元化。其次，由於日軍不斷南下，部份香港小型電影公司不願投資拍攝愛國電影，害怕被日軍秋後算帳，寧可投資拍攝其他類型電影。

1939年，神怪片成為電影潮流，引來不少有識之士的批評。反觀偵探片不但貼近現實，部份電影更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與神怪、迷信的意識抗衡，加上偵探片宣揚懲惡勸善的訊息，在追查真相的過程中，警探朝着誅絲馬跡找尋真兇，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將兇手繩之於法，真相大白，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思想滲透民間，提升國民的整體道德水平，符合當時影壇的標準。因此1939年偵探片再次出時，不願與神怪元素掛勾，如當年上映的《寃鬼復仇記》，曾被人詬病為含有毒素的電影，導演暨編劇許嘯谷特意解釋：「這一部是以配合恐怖場面組織成的一部偵探片，這裏，絕對沒有任何神怪。」（見圖三）澄清了電影的取態與神怪絕無關係，並非時人所抵制的封建迷信電影，而是一部正當並含有意識的偵探片。

圖三：《寃鬼復仇記》編導許谷嘯特意澄清電影與神怪絕無關係，是一部帶有道德意識的偵探片。（《藝林》58期，1939年7月15日）

1939年上映的偵探片亦着重刻劃人性險惡，以電影載道。以《羅家權殺虎案》和《食人太太》為例，分別取材自1934年羅家權槍殺徒弟一事和廣州軍長太太吃人事件加以改編。據說當年在名聞省港澳的武生唐飛虎，與羅家權的妾侍暗自交往，最終被羅家權半夜槍殺（見圖四）；《食人太太》則改編自廣州的真人真事，軍長太太把多名女性受害人誘進家中，殺人手法兇殘，一名偵探為求追查真相，不惜喬裝作女人調查事件。除了演繹查明真相的過程以外，電影也着重刻劃奸角的陰險個性和人情世態，是帶有道德意識的電影，觀眾也能在觀看過程時扮演警探一角，仿如親歷尋找真相的過程。

圖四：1939年上映的《羅家權殺虎案》引起社會討論，尤以真人重新演繹事件大受關注。（《電影圈》第57期，1939年11月16日）

除了着重人物刻劃外，1939年上映的《黑夜煞星》跟1936年的偵探片相似，保留了西方元素。電影講述富翁寓所藏的稀世寶石被盜去，警探因此介入調查，跟詹姆斯．霍根（James P. Hogan）執導因鑽石失竊而引起謀殺案的西方電影《鑽石血案》(Bulldog Drummond’s Peril, 1938），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角色設定上，《黑夜煞星》其中一位警探名為陳差利，其名不但與英文名Charlie讀音相似，亦使人聯想起當時西方盛名的《陳查理中國大偵探》系列——一個在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神探角色Charlie Chan。由此可見，當時的偵探片加入不少西方元素。

偵探片停而不絕

早期粵語片主要分為四大類：喜劇、倫理片、民間劇情片及粵語戲曲片，在日軍侵華以後，抗日愛國片也隨之成為一大類別，共稱為三十年代香港電影的「五大潮流」^[10]。然而，偵探片未能獨立成個體，大部份電影偏重描寫情理，依附其他類型，或融入不同元素，未能建立獨特風格，風頭被其他主流電影蓋過。受到戰事影響，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與日軍局勢愈趨緊張，香港影壇加緊抗日救國宣傳，故偵探片在四十年代初因戰爭再次停滯不前。二戰過後，國產片尚未復興，但五、六十年代受到外國電影影響，荷里活偵探片再次流入香港，偵探片隨即大行其道，延伸為後來的警匪片，至今在香港電影界仍佔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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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片目

1《夜半鎗聲》（1932）

出品公司：聯華影業公司 | 導演：關文清 | 主要演員：吳楚帆、黃曼梨、唐醒圖、李鐵、何大傻、胡戎

2《暗室明珠》（1933）

出品公司：聯華影業公司 | 導演：關文清 | 主要演員：吳楚帆、黃曼梨、石友于、黃岱

3《洞房雙屍案》（1934）

出品公司：華藝影片公司 | 導演：石友于 | 主要演員：石友于、馮潔貞、林妹妹、楊君俠

4《六十六號屋》（1936）

出品公司：大時代聲片公司 | 導演：李鐵 | 主要演員：唐醒圖、胡戎、黃錦薇、黎奉元、瓊仙、黃若冰、李輝、熊飛影、鄭柳娟、杜宇

5《桃色血案》（1936）

出品公司：銀龍影片公司 | 導演：陳皮 | 主要演員：譚玉蘭、劉克宣、黎笑珊、朱普泉、梁淑卿、巢非非

6《密室怪人》（1936）

出品公司：天一影片公司 | 導演：邵醉翁、文逸民 | 主要演員：譚玉蘭、羅品超、廖夢覺、劉克宣、謝益之、巢非非、譚笑儂

7《傻偵探》（1936）

出品公司：大觀聲片有限公司 | 導演：趙樹燊 | 主要演員：葉仁甫、何大傻、林妹妹、周志誠

8《流氓小姐》（1938）

出品公司：聯僑影片公司 | 導演：董柱石 | 主要演員：陳雲裳、李清、蔣君超、梁冰冰

9《寒夜滅屍記》（1939）

出品公司：瑞田影業公司 | 導演：羅志雄、湯曉丹 | 主要演員：林妹妹、紫羅蘭、伊秋水

10《寃鬼復仇記》（1939）

出品公司：美光影片公司 | 導演：許嘯谷 | 主要演員：伊秋水、鄭孟霞、盧敦、陳天縱、胡美倫、謝天

11《羅家權殺虎案》（1939）

出品公司：我的影片公司 | 導演：洪仲豪 | 主要演員：羅家權、譚笑兒、林妹妹、檸檬

12《食人太太》（1939）

出品公司：光榮影片公司 | 導演：黃花節 | 主要演員：鄺山笑、梁雪霏、劉克宣、周志誠、黃秉鏗、何大傻

13《黑夜煞星》（1939）

出品公司：美光影片公司 | 導演：麥克 | 主要演員：張瑛、白燕、伊秋水、盧敦、葉夢鵑

後註 :

^[1] 李寧怡：〈華人神探陳查理〉，《蘋果日報》網頁(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00812/32731382/)。檢索日期：2019年11月10日。

^[2] 于洪笙、胡小偉：〈從公案到偵探–中國法制小說兩千年〉，《嶺南學報》，2006年第3期，頁45。

^[3] 陳麗君：〈從跨領域的視角談公案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www.lib.thu.edu.tw/newsletter/97-200910/page06.1.htm)。檢索日期：2019年11月9日。

^[4] 佚名：〈偵探書話，中國古代有沒有偵探推理小說？〉，《每日頭條》網頁(https://kknews.cc/history/y3zerej.html) 。檢索日期：2019年11月25日。

^[5] 佚名：〈從《利刃出鞘》看「老黑屋電影」〉，《每日頭條》網頁(https://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k45yoop.html)。檢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

^[6] 佚名：〈【廣東話】保衛母語 三十年代的粵語片救亡運動〉，《港識多史》網頁(http://www.wetoasthk.com/【廣東話】保衛母語-三十年代的粵語片救亡運動/)。檢索日期：2019年11月9日

^[7] 張建德：〈上海遺風：早期香港電影〉，《香港電影：額外的維度》。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頁20。

^[8] 張英進：〈反對修正：戰爭時期的香港電影與地域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7年第101期，頁106。

^[9] 魏君子：〈上海影人第二次南遷〉，《光影裏的浪花─香港電影脈絡回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30。

^[10] 魏君子：〈上海影人第二次南遷〉，《光影裏的浪花─香港電影脈絡回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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