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浩茵 黄隽宁 陈浩森 曾倩美 郑丝
三十年代的女性处境与香港电影
「理想女性」并非恒定不变的客观形象，纵观历史，此概念会随着时代、文化、社群的变化而转换，难以一概定论。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三十年代华人社会，大家对理想女性的构想更是百花齐放，既有呼吁女性重视传统礼教的声音，也有提倡女性跳出传统婚姻与家庭框架的呼声，虽两者的立场不同，其观念可能有所冲突，但同时也有能互相兼容共处的地方，重视传统的不一定全然否定女性在当代社会的地位，甚至会认同在社会现代化的框架下，提出传统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推动女性反抗封建也非必然会否定某些传统价值，甚至是认同某些传统价值推崇的品德，期望女性能够在社会或国家层面将之体现出来。
以上的现象反映了三十年代理想女性形象的复杂与多元，而其多元则来自变幻不定的社会。当时中国正面临中西、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局面，倡议改革的呼声在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界别此起彼落。帝制的复亡未及半载，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已几乎全盘西化，再加上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女性的期望变得现代化，女性权益开始备受关注，女性解放运动亦相继冒起，越来越多女性追求教育、自由恋爱、经济独立，反抗传统的压迫，地位开始提升。[1]然而，大部分的平民百姓还未能接受西方思想的冲击，始终认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天职，甚至视解放运动为伤风败德的行为，呼吁女性回归传统妇德。[2]再者，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没有因帝制终结而消失，盲婚哑嫁、女性被卖为妹仔、妾侍等情况比比皆是。[3]可见，当时女性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路上仍有很多挑战。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对理想女性的想像变得多元而难以统一，形成各种理想形象的构想并存于社会的现象，当时的电影亦充分反映这种多元的女性形象。
三十年代香港电影主要作用为教化人群、娱乐大众，或是宣传抗战思想、鼓动爱国情绪等。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讨论未能渗透平民阶层，草根百姓多为民智未开。但电影就能突破文字的界限，以声音、影像、故事来包装道德教育或意识形态，以显浅或娱乐的形式代替深奥的文字理论来教化基层百姓。于是，三十年代就有不少电影透过建构理想女性形象来达致教化大众、宣传政治的作用。随着影片的故事、语境及意识的不同，其女性形象的理想投射亦随之改变，从而充满多元性。本文以社会伦理片及国防电影两大类别，前者为以电影教化群众，后者则是以电影宣传意识形态，探讨三十年代香港电影如何以多元的女性形象为媒介表现各种讯息，展现其形象与现实的关系，并审视这些形象的特征、冲突以及兼容的地方。
社会伦理片中的女性形象：
保有传统美德或勇于反抗封建困境的两种女性
社会伦理片以传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警世讯息来导人向善、教化观众为重心。[4]这类电影并非三十年代独有，事实上香港首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已是一部伦理片。[5]这类影片是三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主流类型，就算非社会伦理片也会多少渗透着教化意识，而导人向善的观念「一直贯彻在六十年代前香港出产的电影中」。[6]社会伦理片中的女性往往面对着很多困境，可能是丈夫抛妻弃子，单身妇人独力养家，或是面对来自夫兄辈、外家的欺压等，而电影则透过描画女性对这些处境的回应来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当中最典型的形象有二：在面对艰苦生活仍坚守传统妇道的女性，和奋力打破父权压迫以追求自主的新女性。下文主要就着这两个面向加以分析。
体现传统妇道的理想女性
在宣扬传统妇道的影片里，通常是借着女性的故事来教育观众重视家庭伦理。理想女性被塑造成贤妻良母，若外出工作也不是为实现自己，而是照顾家庭，是「以传统标准塑造当代理想女性」[7]，表现现代化社会里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以《广州一妇人》为例，影片展现了传统妇德要求女性需以家庭为首，应遵从三从四德，其人生实践完全建立在家庭的完整性上。
同时，电影亦呈现女性的生活苦况，例如当丈夫背弃家庭、终日在外花天酒地时，女性便只能一力承担家庭内外全部责任，不仅表现出刻苦耐劳的女性为家庭献身的美德，同时也代女性发声，使大众同情她们。影片亦斥责没有做好本份的丈夫，警惕男性有责任为家庭付出，不应让妻子独力承担，由此引申男女皆有巩固家庭秩序的责任。
社会伦理片常常以当时女性面对的困境突显她们在逆境中的坚忍，以此勉励现实的女性。影片借着表现命途坎坷的女性如何秉持着妇道精神来对抗困苦生活、最终苦尽甘来的故事，鼓励现实中为生活所困的女性们，坚守传统价值定能使她们迎来幸福的结局。现实中封建家庭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不计其数，女性往往需独自面对，而这类影片则能作抒发的渠道，肯定传统妇德在维持家庭伦理及塑造理想女性的价值。
女性能够成为教化观众的媒介，在于她们为家庭的牺牲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女性为家庭而牺牲个人是最大的美德」。[9]观众解读女性角色时容易附带「柔弱无力」的刻板印象，当看到女性为了家庭对抗现实中的困难、努力改变悲惨命运，其彻底的献身能打动观众，使他们深刻体会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于是，影片中的女性不仅仅投射出现实中女性对家庭应有的态度，更折射不同性别、阶级的人都应重视家庭伦理的观念。
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女性应辅助（甚至代替）男性巩固家庭内部秩序的观念，此为中国传统儒家的孝道思想衍生的观念。香港虽作为殖民地，但当时大众仍对中国传统观念保持强烈认同，这种在日渐西化的社会里高举传统价值的影片多能迎合普罗大众，对重视家庭的感召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日渐开放的两性关系也非全然叫好，因此这种传统的理想女性形象也能符合部分人对女性的想像。坚守传统妇道的持家女性，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伦理片教化及巩固大众传统家庭观念的媒介。
勇于反抗封建压迫的女性
社会伦理片呈现的另一种女性形象是以传统封建家庭下的女性悲剧反衬当代女性勇于抵抗父权的控制与迫害，追求独立自主，在社会上实践自我。《女性之光》正是这类电影的佼佼者[10]，塑造了不把婚姻视为人生最高目标，反而投身教育来增值自己，为社会贡献的崇高女性形象。
这种理想形象有别于上述拥有传统妇德的女性，反而支持当代女性争取独立自主，提倡女性价值不应局限于家庭与婚姻，批评男尊女卑的传统父权社会里女性必须从属男性，作他们的附庸、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影片透过刻划当代女性对传统社会的反抗与回应，推动观众反思封建制度的问题，意味着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应打破守旧过时的价值观，开明地接受新思想，并勇于抵抗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压迫——不只是对女性的压迫，也包括对基层百姓的欺压。表面上指出家庭与婚姻不再是女性的唯一归属，鼓励她们勇于寻求自己的人生，实际上是勉励观众不要再被传统迂腐的观念局限人生实践，勇敢活出自我。
同样地，影片不仅以女性为媒介来表达对女性议题的关心，更重要是藉以反思何谓「现代化」。[11]当时女性与中国社会同样身处大时代的演变，面对西方思潮与传统价值的剧烈碰撞，不少知识分子都对传统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视之为国势长年惫弱的根本原因，反对封建阶级、皇权至上等观念，追求民主与科学。女性处境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的变迁尤为激烈，她们在旧时代里承受着最多的压迫，由最为弱势的一群变成享有经济独立及恋爱自由的新女性，当中需付出极大的力气来推翻种种压迫才能真正迎接新时代，其过程正好呼应了中国的变革之路。
故此，影片中女性的处境实为暗示与回应社会面临的问题，在《女性之光》里对女性的鼓励，事实上是对全体国民的勉励，指出在现代化进程里，人们不能只是手段进步却思想守旧（对应片中的男性一方面以自由恋爱为名追求女主，一方面又轻视女儿，将之送给女主角当「妹仔」），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思想也要进化，例如片中认为以教育充实自我来贡献社会是其中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反抗的道路从来不易，亦无法保障未来的生活（就像电影结尾母女两人为逃避富绅的迫婚出走远方，漂泊在海上，遥望着彼岸，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惟人若坚守希望与信念，面对强权打压没有退缩，终有一日会成功。
国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独立自强的爱国女性
国防电影以抗战为主题，为日本侵华下冒起的片种。电影塑造战争里敢于作战的女性角色，有别于社会伦理片中或命途坎坷、或被父权压迫的女性，她们不是需要被帮助的一群，是不畏死亡、受爱国之心感召毅然参战。其不再隶属于家庭而无法实现自我，不再被男人抛弃而过上艰苦的生活，而是能主宰自己的人生。国防电影里的女性多为女间谍，以交际花等牺牲色相的手段换取情报，主导任务执行，甚至为国捐躯。以《夜光杯》[12]为例，影片以抗战为背景，呈现了女性甘愿牺牲爱情和性命来为国效力的理想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时代对女性想像的进步意识，而国防电影比起其他片种更有效塑造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由传统花木兰故事中女性需置入男性装扮及身份才能上战场，至当代女性终于能以女性的身份来投身战争，肯定她们本身的价值与能力，颂赞甘愿以自己身体换取胜利的女性，有时甚至整部电影都以女性为本位，看她们如何拆解各种困难。在《民族女英雄》中女性地位更被提升到与男性平等地在战线奋勇作战，不再屈居战争后线，是为前所未见。亦因如此，当女性投身在以往为男性主导的战场上，发挥出不下于男性的作用、甚至超越男性来主导战场，十分有效地打破了传统把她们局限在家庭里的保守观念，其独立自强的气概不但能震撼观众，更能把这种进步的女性意识向大众传播。
这种理想女性的投射以及进步意识为日本侵华下的时代产物。国难当头，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巩固家庭内部秩序，更期望她们在家庭之外为国贡献，因此出现主动参战、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影人藉女性形象来呼应时代，并宣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一反过往女性可怜与柔弱的刻板印象，一来显示抗战需要动员全体国民，包括女性，二来以女性影射在战争中处于弱势的国家，暗示国家也能像她们故事般在战争中逆转弱势、击败敌军，感召观众们不论男女一同保家卫国，学习她们在绝境中作战的气魄，传达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讯息，激发爱国与民族情绪，鼓励更多人投身抗战行列，达到政治宣传的效果。
但国防电影中的理想女性也并非全然是在家庭之外投身战争的勇悍形象，当中既有仍然主内、由替在外投身抗战工作的丈夫照料家庭的持家女性，她们仍保持传统理想女性的形象，默默地支持在外作战的另一半，1935年的电影《生命线》为其中一例。[13]这类电影认为当男性在前线作战时，女性的首要职责是为他处理家中的大小事务，照料其父母子女，待他从战场归来。虽这种意识与支持女性与男性一同在外参战的理念不同，但足以反映社会对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有多元的构想。
总结：反映时代对理想女性的多元想像——冲突与兼容
以上例子均能反映不同电影当中理想女性形象的维度之大，社会伦理片中主要的两种女性形象，展现由传统到现代化的理想女性，及国防电影中以独立自强的女性为轴心，由主内的持家妇女到主动参战、甚至具有与男性平等地在沙场上奋勇杀敌的女性。足见处于变迁的时代下，社会出于不同目的和意识衍生出的多元理想女性想像，被当时的电影丰富地反映，不但传递了不同面向的女性意识，更以她们的故事与经历为媒介，向大众作伦理教化与宣传意识形态。
这些形象既有冲突之处，但背后的精神为共通兼容。最传统的理想女性必然依附家庭，而现代化的价值观则认为理想女性要脱离这种规范，在社会乃至国家层面实现自我及爱国之心。惟当中的精神内核相同——不同的理想形象背后皆是要求女性要富有仁爱、重情义、愿意牺牲奉献的精神，电影往往藉着女性对某一对象的献身呈现她们的高尚品格，只是对象由对家庭的爱推广到对国家的爱，原先局限在家庭的人生实践扩展至社会及国家的框架下实践自我，使得女性能本着同样的品格与精神来表现更多的可能性。
以上只是三十年代电影反映当时理想女性形象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不同时期、背景、片种、制作人的电影当中表现的女性意识都各有异同，一部电影里也未必只有一种女性形象，就如男电影人与女电影人对女性故事的视觉与切入点也大不相同，惟当时的女电影人较著名的就只有伍锦霞及尹海灵，而她们所留下的影像资料极少，难以在此作深入的对读，故本文所选的电影皆为男影人的作品。三十年代香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多元性实在难以穷尽，未能一一在此尽录，但正是时代对于她们的多元想像，造就了如此丰富的女性形象与呈现。
参考资料
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硏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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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三十年代》。香港：次文化堂，1996。
郭静宁编着：《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增订本）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一》。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
游静：〈现代（女）性之蜀道难〉，《寻存与启迪——香港早期声影遗珍》。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5，页4-11。
Chin, A. S. (2012). Bound to emancipate: Working women and urban citizenship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d Hong Kong.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 Chin, A. S. (2012). Bound to emancipate: Working women and urban citizenship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d Hong Kong.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 大众及媒体对当时新兴的女性职业多有微言，详见 Chin, A. S. (2012). Bound to emancipate: Working women and urban citizenship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d Hong Kong.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3] 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硏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页118。
[4] 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北京：中国广播电视社，2007，页50。
[5] 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香港：三联书店，2005，页37。
[6] 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三十年代》。香港：次文化堂，1996，页126。
[7] 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北京：中国广播电视社，2007，页52。
[8] 影片讲述女主角在丈夫抛弃家庭后，代替男性成为家庭的主导角色，肩负起维持家庭秩序的任务，且为破碎家庭重归完整的核心推手，令丈夫回头是岸，详见郭静宁编着：《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增订本）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一》。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27。
[9] 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北京：中国广播电视社，2007，页52。
[10] 影片讲述女主角先被哥哥强逼下嫁富翁而出走，后被重婚而性格无能的富家公子追求后，认清婚姻的不可靠，坚决投身教育事业，苦心经营，帮助受压迫的女性，详见郭静宁编着：《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增订本）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一》。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62。
[11] 游静：〈现代（女）性之蜀道难〉，《寻存与启迪——香港早期声影遗珍》。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
2015，页6。
[12] 故事讲述女主角欲借假离婚接近已成为汉奸的旧爱，在色诱过程中趁机把他杀死。事情由她策划，一开始面对丈夫的质疑时表示纵使自己是女人，也能为国出力，过程中牺牲色相接近汉奸及其手下，最后更因身份暴露而与对方同归于尽，详见郭静宁编：《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增订本）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一》。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113。
[13] 故事讲述男主角盼以兴建铁路救国，其妻子默默在其背后支持他，照料儿子 和其母，见郭静宁编：《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增订本）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一》。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