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苑
歌舞片始于三十年代的香港影坛，成为当时其中一种大受欢迎的电影类型。这种以歌唱与舞蹈形式混合、充满欢快气氛的片种，透过歌声和身体上的伸展摆动，表达角色心情，发展一段又一段动人故事，基于这种呈现形式，普罗大众对于歌舞片的印象，都偏向建构在正向思想，预设男主女角会步向完满的结局，然而，歌舞片在香港的起源不能只单纯视之为一种电影创作类型，它所牵涉到的是当时香港社会发展脉络和女性面对的窘境，在这些歌舞升平的背后，原来是暗涌处处。本文将探讨歌舞片当时扎根香港的原因，它又是如何发展出独有的特色，建构出与外国歌舞片不同的风格，从中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
香港歌舞片的源起，其实来自于一个称为「歌舞团」的群体，它的出现为本地歌舞片提供主要养份。但在华丽光鲜背后，却藏着不少凄惨的故事。三十年代开始歌舞团出现，成为当时女性脱离困局的新一种工作选择。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生存技能较少，无以为生，加上打仗时流离失所，入歌舞团对他们来说，在生活和工作上，带给她们不同的可能性。另外，直到1935年前港督贝璐宣布禁娼前，香港娼妓风气依然盛行，当时香港风月场所共有200多家，遍布全港九，有部份女性被迫良为娼[1]，正如阮玲玉主演的《神女》（1934）一样[2]，妇女受生活所迫，最后成为暗娼，饱受屈辱，这等情况在现实同样活生生存在。在禁娼以后，风月场所演变成另一种形式−−「导游社」。这些导游社源自于上海，当上海沦陷后，便转移至香港[3]，直到1939年期间，香港共有80多间导游社，而其服务也不只限于卖身，甚至包括经营浴室、按摩、修甲等等[4]，当时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香港导游专刊》的刊物，专门介绍导游女。[5]
但禁娼以后，也有不少人「上岸」改行当歌女或舞女[6]，因为相比起被强行出卖肉体换取金钱，这无疑是另一条出路。当时香港兴起了一种名为「歌舞团」的产物，所谓歌舞团，是在二十年代末开始至三十年代初由上海兴起的剧团和音乐团体，这类团体大多数都活跃于剧场和广播当中，团员皆是歌女。以「卖艺」取代「卖身」，虽然歌舞团也必然有它的黑暗面，相信对于当时女性来说，仍是个吸引条件，既可脱离困境，也能投身演艺事业，无疑成为女性远离混沌的可能性。另外，也有不少女性是怀抱着歌舞梦，不怕艰辛坚持追梦，在舞台发光发亮。笔者推断不少女性也视之为跳板，开辟工作新路径，就三十年代香港歌舞片的内容题材，便足以论证这一点。
由汤晓丹执导、许啸谷编剧的《舞台春色》（1938）故事正是以歌舞团作为背景。讲述女主角林爱玲热爱表演，于是向艺花歌舞团自荐，却遭班主伦拒绝，后来剧团因为演员宋丽丽失场，失去表演合约，饱受抨击。另一边厢，被拒绝的林爱玲继续发奋图强，在佛氏三兄弟的训练下，爱玲终于得到马伦赏识。但由于剧团经济状况不稳，马伦和爱玲二人只得暂时在播音台演唱，演唱大受欢迎，二人也日渐生情[7]……这部电影直接描述歌舞团现实的光明和黑暗面，也表现了女性愿意为理想奋斗，不怕艰辛的形象（见图一）。
正如前文所提及，参加歌舞团是女性的新工作选择，当时也有电影公司看准这个时机，设立歌舞班，招揽有才华的女性加入，南粤正是例子。公司曾招揽数十个具有才艺的妙龄姑娘，加以训练[8]，另也有登报招考，以及从华南有名气的戏剧团体中选拔人才。[9]训练内容十分严谨，每天定时从下午二时开始，四时结束，而且按身高和体格分组，由高至矮、由最高等至最次等，以保障电影歌舞呈现一定水平。当时南粤招徕了数十位妙龄姑娘，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包括楚湘云、邓静嫦、陈安娜等人，培训了一班明日之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正如前文所提及，当时歌舞电影的主题，并非一味以正向思想为主，在歌与舞的背后，更是充分反映社会实况。以由陈皮执导的《神秘之夜》（1937）为例，故事讲述当时城市中斑驳陆离的情况，神秘之夜特刊中提及：「充满了灵肉刺激！暴露了世界隐秘面！」[10]（见图二），在女性的形象塑造上，这部影片的女性角色大多数是逃学女学生、街头妓女、在舞场流连陶醉在爱恋中的女性，《神秘之夜》原名为《黑暗世界》[11]，充份反映了社会的悲情和阴暗面。《神秘之夜》全部对白都以歌唱形式唱出[12]，从当年《南粤》特刊所见，不少曲目名称也与女性遭遇相关，例如〈索女招待〉，更附有一小段介绍：「女侍本为妇女职业之种，但狂且之徒，辄从而蹂躏之；于万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每嬉皮笑脸，作秽语污言⋯⋯」[13]，也有另一首则是〈调戏女工〉，「何少雄癞虾蟆想食天鹅肉。藉发粮以要胁女工。更且作得陇望蜀一箭三雕之想⋯⋯」[14]（见图三），电影描述了当时女性遇到的困境，写实反映城市中阴霾角落。
但随着歌舞团的流行和香港社会逐渐开放进步，香港三十年代歌舞片变得多样化，不只是一味反映社会的阴暗面。当时不少国内和外国歌舞团访港，发迹自上海和广州的歌舞团曾多次到访香港表演，例如梅花歌舞团曾在1933年访港[15]，在太平戏院登台，并表演《盘丝洞》、《杨贵妃》、《璇宫艳史》、《后台》等等，而在1935年，梅花歌舞团再次造访，并连续三天在高升戏院登台演出[16]，演出《渔光曲》、《草裙艳舞》、《丁香山》等曲目，报章以「精彩」和「盛况」形容其演出，可见市民大众对于歌舞文化已有一定喜爱和接受度。
除华人的歌舞团以外，外国歌舞团也曾到访香江。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工商日报》便以「荷理活歌舞团又来了」为标题[17]，为当时在全球环游闻名的美国歌舞团大肆报导，本来歌舞团只是路经香港，不打算逗留表演，但经过太平戏院连番挽留，终于在本港演出四天，而记者更称「闻此次所演尽是风骚香艳」，「更精彩、更肉感」，不但反映了外国歌舞团的特色，更见这种开放的演出为港人所接受。在一九三六年，中央戏院亦主动邀请德国男女艺术团到港表演[18]，报导将其形容为「惊人技艺」、「目眩神迷」，更夸张为「看过之后，莫不同声赞美」，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次表演特意放在歌舞片《荷理活狂欢会》（Hollywood Party, 1934）的放映期内。[19]
歌舞片的呈现亦开始吸纳外国元素在其中。1935年上映的《红伶歌女》（Opera Stars and Song Girls）正是好例子。故事设定上，由谢醒侬饰演的舞台红伶因为失业，加上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妹妹，只能屈就于街头帮人擦鞋养活。但凭着一把美妙的嗓子，为他带来不少生意，也得到剧团班主赏识与当时知名歌女陈雪香合演歌舞剧《闹婚》。其次，在这段「戏中戏」中，采用了新派美国百老汇式歌舞剧，由广州及香港的舞女们扮演成宫娥，但身上穿着西式服装，戴蝴蝶头盔，而谢醒侬则穿戴西方白马王子的服饰。《红伶歌女》在1935年3月4日在娱乐大戏院试映[20]，当时报章形容其为「导演手法纯熟、光线及声音置景较该公司过去出品更为进步」、「音乐方面允另辟新途径」，被评为「观众极为称赏」，本着立意深刻，写当时红伶和歌女们在困境下仍然以完成戏剧使命为大原则[21]，难怪在上映一个月后，观众仍然「人山人海」、「入座甚为踊跃」。[22]
而女性在电影中的服饰、打扮上打破传统框架，跳进西方文化，得到解放。例如《舞台春色》专刊宣传形容为这部片「摄制三月，耗资五万，歌舞十场，美女二百」，从剧照亦见片中排场声势浩大，不论是舞蹈姿势，排位、服饰都和荷里活制作十分相像，电影杂志除剧照外，也有加上插画，这些插画惟肖惟妙，把片中的佛氏三兄弟画成印度人装扮，头包白布，半裸上身，而林爱玲则被绘成穿着性感、蒙着脸纱的女郎，动作婀娜多姿。（见图四）而片中所唱的曲谱，也展示在专刊中。
而1939年上映、创下当年香港最高票房纪录的《第八天堂》[23]，由唐雪卿和薛觉先主演。讲述由女主角饰演的粤剧名伶择夫趣事[24]，而且片中多用歌曲穿插在剧情当中，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当年电影上映时间择在圣诞节，当年报章更称是「一个盛大的银色礼物」[25]，在宣传上，这部歌舞片配合了外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圣诞节，将西方元素融入其中。而剧照中亦见女主角唐雪卿身穿西式戏服，身旁侍女们也穿着类似服装，唐雪卿身处中心犹如万花簇中（见图五），其服饰打扮及舞台姿势都与外国歌舞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除了仿效西方外，电影仍能保持东方基调，从剧照中可见，男女主角薛觉先和唐雪卿在某些情节会身穿粤剧服装唱粤曲。
总结而言，三十年代香港歌舞片的源起和发展，与女性的处境际遇息息相关，从被压迫到跃上舞台，以歌舞表现社会和反映自身面对的状况，及后更能藉由此打破传统对女性的印象，逐渐开放步向西化。而在电影的基调上，三十年代歌舞片仍保留华人特色，没有「走调」，及后到四十年代开始，歌舞片依然发展盛行，周璇在港拍的电影是彩色歌舞片《彩虹曲》（1953，新华），据说是首部中国彩色歌舞片。新华拍摄歌舞片也出名，如向电懋借林翠拍的《碧水红莲》（1960），赴台湾及日本取景，并在日本拍摄海底特技及由日藉歌舞演员参加演出。另有不少女明星如葛兰、林翠因能歌善舞而受到瞩目，风靡一时，在电懋和邵氏诞生后，更将歌舞片的特色推到最高锋，让这种既有异国风情，又能影射华人文化的片种发扬于本土和海外。
刘澜昌：在河水井水漩涡之中: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新闻生态（增订版） 。台湾：秀威资讯，2018，页165。 ↑
张伟：《谈影小集——中国现代影坛的尘封一隅》。台湾：秀威资讯，2009，页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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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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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313。 ↑
黄淑娴、郭静宁编：《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订本）。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295。 ↑
史东：〈漫谈南粤歌舞班中三雏燕〉，《南粤》第8期，1938年12月10日。 ↑
同上注。 ↑
《神秘之夜特刊》，1937年。 ↑
黄淑娴、郭静宁编：《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订本）。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20，页157。 ↑
同注10。 ↑
同上注。 ↑
同上注。 ↑
〈莲花歌舞团 摄影春画〉，《天光报》 1933年6月20日 。 ↑
〈高升演梅花歌舞团〉，《华字日报》1935年4月5日。 ↑
〈荷里活歌舞团又来了〉，《工商日报》1933年6月21日。 ↑
〈中央院续演歌舞团〉，《华字日报》1936年4月7日。 ↑
同上注。 ↑
〈红伶歌女成绩超绝〉，《工商日报》1935年3月5日。 ↑
同上注。 ↑
〈东乐仍映红伶歌女〉，《工商日报》1935年4月2日。 ↑
魏君子：《光影里的浪花：香港电影脉络回忆》。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页50。 ↑
《旎旖风光的第八天堂》，《南粤》第8期，1938年12月10日。 ↑
同上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