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苑
歌舞片始於三十年代的香港影壇，成為當時其中一種大受歡迎的電影類型。這種以歌唱與舞蹈形式混合、充滿歡快氣氛的片種，透過歌聲和身體上的伸展擺動，表達角色心情，發展一段又一段動人故事，基於這種呈現形式，普羅大眾對於歌舞片的印象，都偏向建構在正向思想，預設男主女角會步向完滿的結局，然而，歌舞片在香港的起源不能只單純視之為一種電影創作類型，它所牽涉到的是當時香港社會發展脈絡和女性面對的窘境，在這些歌舞昇平的背後，原來是暗湧處處。本文將探討歌舞片當時紮根香港的原因，它又是如何發展出獨有的特色，建構出與外國歌舞片不同的風格，從中比較兩者的不同之處。
香港歌舞片的源起，其實來自於一個稱為「歌舞團」的群體，它的出現為本地歌舞片提供主要養份。但在華麗光鮮背後，卻藏着不少淒慘的故事。三十年代開始歌舞團出現，成為當時女性脫離困局的新一種工作選擇。相對男性而言，女性生存技能較少，無以為生，加上打仗時流離失所，入歌舞團對他們來說，在生活和工作上，帶給她們不同的可能性。另外，直到1935年前港督貝璐宣佈禁娼前，香港娼妓風氣依然盛行，當時香港風月場所共有200多家，遍佈全港九，有部份女性被迫良為娼[1]，正如阮玲玉主演的《神女》（1934）一樣[2]，婦女受生活所迫，最後成為暗娼，飽受屈辱，這等情況在現實同樣活生生存在。在禁娼以後，風月場所演變成另一種形式−−「導遊社」。這些導遊社源自於上海，當上海淪陷後，便轉移至香港[3]，直到1939年期間，香港共有80多間導遊社，而其服務也不只限於賣身，甚至包括經營浴室、按摩、修甲等等[4]，當時甚至出版了一本名為《香港導遊專刊》的刊物，專門介紹導遊女。[5]
但禁娼以後，也有不少人「上岸」改行當歌女或舞女[6]，因為相比起被強行出賣肉體換取金錢，這無疑是另一條出路。當時香港興起了一種名為「歌舞團」的產物，所謂歌舞團，是在二十年代末開始至三十年代初由上海興起的劇團和音樂團體，這類團體大多數都活躍於劇場和廣播當中，團員皆是歌女。以「賣藝」取代「賣身」，雖然歌舞團也必然有它的黑暗面，相信對於當時女性來說，仍是個吸引條件，既可脫離困境，也能投身演藝事業，無疑成為女性遠離混沌的可能性。另外，也有不少女性是懷抱着歌舞夢，不怕艱辛堅持追夢，在舞台發光發亮。筆者推斷不少女性也視之為跳板，開闢工作新路徑，就三十年代香港歌舞片的內容題材，便足以論證這一點。
由湯曉丹執導、許嘯谷編劇的《舞台春色》（1938）故事正是以歌舞團作為背景。講述女主角林愛玲熱愛表演，於是向藝花歌舞團自薦，卻遭班主倫拒絕，後來劇團因為演員宋麗麗失場，失去表演合約，飽受抨擊。另一邊廂，被拒絕的林愛玲繼續發奮圖強，在佛氏三兄弟的訓練下，愛玲終於得到馬倫賞識。但由於劇團經濟狀況不穩，馬倫和愛玲二人只得暫時在播音台演唱，演唱大受歡迎，二人也日漸生情[7]……這部電影直接描述歌舞團現實的光明和黑暗面，也表現了女性願意為理想奮鬥，不怕艱辛的形象（見圖一）。
正如前文所提及，參加歌舞團是女性的新工作選擇，當時也有電影公司看準這個時機，設立歌舞班，招攬有才華的女性加入，南粵正是例子。公司曾招攬數十個具有才藝的妙齡姑娘，加以訓練[8]，另也有登報招考，以及從華南有名氣的戲劇團體中選拔人才。[9]訓練內容十分嚴謹，每天定時從下午二時開始，四時結束，而且按身高和體格分組，由高至矮、由最高等至最次等，以保障電影歌舞呈現一定水平。當時南粵招徠了數十位妙齡姑娘，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十四五歲，包括楚湘雲、鄧靜嫦、陳安娜等人，培訓了一班明日之星，在舞台上大放異彩。
正如前文所提及，當時歌舞電影的主題，並非一味以正向思想為主，在歌與舞的背後，更是充分反映社會實況。以由陳皮執導的《神祕之夜》（1937）為例，故事講述當時城市中斑駁陸離的情況，神秘之夜特刊中提及：「充滿了靈肉刺激！暴露了世界隱秘面！」[10]（見圖二），在女性的形象塑造上，這部影片的女性角色大多數是逃學女學生、街頭妓女、在舞場流連陶醉在愛戀中的女性，《神秘之夜》原名為《黑暗世界》[11]，充份反映了社會的悲情和陰暗面。《神祕之夜》全部對白都以歌唱形式唱出[12]，從當年《南粵》特刊所見，不少曲目名稱也與女性遭遇相關，例如〈索女招待〉，更附有一小段介紹：「女侍本為婦女職業之種，但狂且之徒，輒從而蹂躪之；於萬目睽睽之下，大庭廣眾之中，每嬉皮笑臉，作穢語污言⋯⋯」[13]，也有另一首則是〈調戲女工〉，「何少雄癩蝦蟆想食天鵝肉。藉發粮以要脅女工。更且作得隴望蜀一箭三鵰之想⋯⋯」[14]（見圖三），電影描述了當時女性遇到的困境，寫實反映城市中陰霾角落。
但隨着歌舞團的流行和香港社會逐漸開放進步，香港三十年代歌舞片變得多樣化，不只是一味反映社會的陰暗面。當時不少國內和外國歌舞團訪港，發跡自上海和廣州的歌舞團曾多次到訪香港表演，例如梅花歌舞團曾在1933年訪港[15]，在太平戲院登台，並表演《盤絲洞》、《楊貴妃》、《璇宮艷史》、《後台》等等，而在1935年，梅花歌舞團再次造訪，並連續三天在高陞戲院登台演出[16]，演出《漁光曲》、《草裙艷舞》、《丁香山》等曲目，報章以「精彩」和「盛況」形容其演出，可見市民大眾對於歌舞文化已有一定喜愛和接受度。
除華人的歌舞團以外，外國歌舞團也曾到訪香江。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工商日報》便以「荷理活歌舞團又來了」為標題[17]，為當時在全球環遊聞名的美國歌舞團大肆報導，本來歌舞團只是路經香港，不打算逗留表演，但經過太平戲院連番挽留，終於在本港演出四天，而記者更稱「聞此次所演盡是風騷香艷」，「更精彩、更肉感」，不但反映了外國歌舞團的特色，更見這種開放的演出為港人所接受。在一九三六年，中央戲院亦主動邀請德國男女藝術團到港表演[18]，報導將其形容為「驚人技藝」、「目眩神迷」，更誇張為「看過之後，莫不同聲讚美」，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次表演特意放在歌舞片《荷理活狂歡會》（Hollywood Party, 1934）的放映期內。[19]
歌舞片的呈現亦開始吸納外國元素在其中。1935年上映的《紅伶歌女》（Opera Stars and Song Girls）正是好例子。故事設定上，由謝醒儂飾演的舞臺紅伶因為失業，加上要照顧生病的母親和妹妹，只能屈就於街頭幫人擦鞋養活。但憑着一把美妙的嗓子，為他帶來不少生意，也得到劇團班主賞識與當時知名歌女陳雪香合演歌舞劇《鬧婚》。其次，在這段「戲中戲」中，採用了新派美國百老匯式歌舞劇，由廣州及香港的舞女們扮演成宮娥，但身上穿着西式服裝，戴蝴蝶頭盔，而謝醒儂則穿戴西方白馬王子的服飾。《紅伶歌女》在1935年3月4日在娛樂大戲院試映[20]，當時報章形容其為「導演手法純熟、光線及聲音置景較該公司過去出品更為進步」、「音樂方面允另闢新途徑」，被評為「觀眾極為稱賞」，本着立意深刻，寫當時紅伶和歌女們在困境下仍然以完成戲劇使命為大原則[21]，難怪在上映一個月後，觀眾仍然「人山人海」、「入座甚為踴躍」。[22]
而女性在電影中的服飾、打扮上打破傳統框架，跳進西方文化，得到解放。例如《舞台春色》專刊宣傳形容為這部片「攝製三月，耗資五萬，歌舞十場，美女二百」，從劇照亦見片中排場聲勢浩大，不論是舞蹈姿勢，排位、服飾都和荷里活製作十分相像，電影雜誌除劇照外，也有加上插畫，這些插畫惟肖惟妙，把片中的佛氏三兄弟畫成印度人裝扮，頭包白布，半裸上身，而林愛玲則被繪成穿着性感、蒙着臉紗的女郎，動作婀娜多姿。（見圖四）而片中所唱的曲譜，也展示在專刊中。
而1939年上映、創下當年香港最高票房紀錄的《第八天堂》[23]，由唐雪卿和薛覺先主演。講述由女主角飾演的粵劇名伶擇夫趣事[24]，而且片中多用歌曲穿插在劇情當中，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當年電影上映時間擇在聖誕節，當年報章更稱是「一個盛大的銀色禮物」[25]，在宣傳上，這部歌舞片配合了外國最重要的節日之一——聖誕節，將西方元素融入其中。而劇照中亦見女主角唐雪卿身穿西式戲服，身旁侍女們也穿着類似服裝，唐雪卿身處中心猶如萬花簇中（見圖五），其服飾打扮及舞台姿勢都與外國歌舞片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除了仿效西方外，電影仍能保持東方基調，從劇照中可見，男女主角薛覺先和唐雪卿在某些情節會身穿粵劇服裝唱粵曲。
總結而言，三十年代香港歌舞片的源起和發展，與女性的處境際遇息息相關，從被壓迫到躍上舞台，以歌舞表現社會和反映自身面對的狀況，及後更能藉由此打破傳統對女性的印象，逐漸開放步向西化。而在電影的基調上，三十年代歌舞片仍保留華人特色，沒有「走調」，及後到四十年代開始，歌舞片依然發展盛行，周璇在港拍的電影是彩色歌舞片《彩虹曲》（1953，新華），據說是首部中國彩色歌舞片。新華拍攝歌舞片也出名，如向電懋借林翠拍的《碧水紅蓮》（1960），赴台灣及日本取景，並在日本拍攝海底特技及由日藉歌舞演員參加演出。另有不少女明星如葛蘭、林翠因能歌善舞而受到矚目，風靡一時，在電懋和邵氏誕生後，更將歌舞片的特色推到最高鋒，讓這種既有異國風情，又能影射華人文化的片種發揚於本土和海外。
劉瀾昌：在河水井水漩渦之中: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新聞生態（增訂版） 。台灣：秀威資訊，2018，頁165。 ↑
張偉：《談影小集——中國現代影壇的塵封一隅》。台灣：秀威資訊，2009，頁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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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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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嫻、郭靜寧編：《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訂本）。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20，頁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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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 ↑
《神秘之夜特刊》，1937年。 ↑
黃淑嫻、郭靜寧編：《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4-1941）》（增訂本）。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20，頁157。 ↑
同註10。 ↑
同上註。 ↑
同上註。 ↑
〈蓮花歌舞團 攝影春畫〉，《天光報》 1933年6月20日 。 ↑
〈高陞演梅花歌舞團〉，《華字日報》1935年4月5日。 ↑
〈荷里活歌舞團又來了〉，《工商日報》1933年6月21日。 ↑
〈中央院續演歌舞團〉，《華字日報》1936年4月7日。 ↑
同上註。 ↑
〈紅伶歌女成績超絕〉，《工商日報》1935年3月5日。 ↑
同上註。 ↑
〈東樂仍映紅伶歌女〉，《工商日報》1935年4月2日。 ↑
魏君子：《光影裡的浪花：香港電影脈絡回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50。 ↑
《旎旖風光的第八天堂》，《南粵》第8期，1938年12月10日。 ↑
同上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