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 4 ：风险、价值和未来世代
导言：价值、现在和未来
我们珍视诸多事物，包括快乐、幸福、成就，以及新知识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珍视人类的福祉：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生命中所有这些价值都值得保护。我们认知到作为人类所面临的风险，并采取措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胞、无关的陌生人，甚至是我们所重视的无生命物品不受伤害。我们保护和推动我们所珍视的事物，这几乎是关于「珍视」的一个概念事实：我们所珍视的事物是那些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珍视、保护和推动的事物。这种对待有价值事物的态度是恰当的，甚至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许的。我们认为，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免受风险是明智之举，同时我们也认为，在能力范围而不会付出过高代价下，保护他人免受风险、提升他人的福祉也是我们的道德责任。[1]
关于我们所珍视的事物有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未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所珍视的事物的大多数价值象征或具体实例现在还不存在，但将来会存在。以人类生命为典型例子，我们倾向认为它是宝贵的，保护和促进人类生命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今天世界上约有100亿人口。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这些人的生活顺利，就会产生巨大的正面价值。有多少生命可能会存在于长远的未来？纽伯里（Newberry）（2021 年）根据对人类存活时间、是否会扩散到地球之外、甚至是否最终会在计算机上创建数字「人类」思维等各种假设，对未来长期内的人类数量做出了一系列估算。根据他最保守的假设，即人类只存活一百万年（此为哺乳动物预期寿命范围的最低端），不会发展出数字思维，而且仍然局限在地球上，他估计我们的未来至少会有 100 万亿（10^14）个人类生命。如果人类在太阳系殖民，这个数字将上升到 10^27。如果我们遍布整个可观测宇宙，并创造出数字心灵，这个数字将增加到 10^54。
这些数字大得难以理解。每一个数字都象征着一个弥足珍贵的人类生命。此外，我们不必认为这些生命活得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相信技术、科学、文化、道德和艺术将持续进步，那么遥远未来人类生活的品质很可能将远胜于当今，其差距之巨大甚至将犹如当今人口数与未来可能人数之差异一般令人难以想像。[2] 最后，我们不必仅仅因为大量人口将过上幸福生活而认为未来是有价值的。相反，无论我们看重的是幸福与福祉，还是其他更完美主义的价值观，如科学发现、建立公正的社会、艺术和文化成就等，未来都显得非常宝贵。[3]即使我们不是从内在价值的角度，认为快乐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作为创造内在价值的工具，人类生命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未来包含的时间长度和生命总量巨大，它在这些维度上几乎肯定会完全超过当下和近期未来所能创造的价值。在本单元中，我们探讨关于未来的价值，尤其是在人类面临灭绝风险的情况下；以及我们对后代复有哪些责任的哲学问题。
未来价值面临的风险
应对风险
人口伦理学问题
长远主义提出了人口伦理学中重要的基本问题，即研究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哪些生命以及多少生命出现的伦理学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将只探讨其中的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的是，相对于目前存在的人和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的人，贬低未来人的重要性是否合理。其次，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否有任何道德理由去创造幸福的人。
当经济学家需要对未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现时估值时，他们经常会使用社会折现率。[4]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决定是否现在就把资金投入到一个将来会带来收益的项目时，我们需要记住，这项投资是有机会成本的。由于我们可以预期从投资获得回报，因此同一单位资金 M 在未来的价值会较今天为低。同样道理能否适用于人的福祉？即是，当代人享有一单位福祉 W 的价值会否高于未来人的同一单位福祉？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对未来福祉的折现，那么在决定应该投入多少资源来保障和改善远期未来时，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很高的折现率可能意味着我们应该仅少量投资于保障远期未来的价值，而低折现率或零折现率则表明我们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更贴近我们的讨论重点是，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理应为长远未来的美好发展投入资源，但所需付出的代价不应过多，这与博斯特罗姆等坚定长远主义者的主张有所出入。
然而，研究这个问题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罕见地几乎一致认为，基于纯时间偏好设定折现率的想法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7] 首先要注意的是，资本与福祉截然不同。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经济利益采用折现率是合理的，原因很简单，由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十年后的 100 美元不如现在的 100 美元值钱。福祉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难道我们真的能说 10 年后一个小时的强烈幸福感的价值低于今天同等的幸福感？[8] 正如一些哲学家所指出的，说一个人因其在时间位置而不那么重要似乎是一种偏见。此外，对纯时间偏好适用折现率本身就具有非常违反直觉的推论。考恩（Cowen）和帕菲特（1992 年）指出，如果我们采用 1%的折现率，那么今天拯救一条生命的价值与 1400 年后拯救一百万条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采用 10%的折现率，那么只需要 145 年，今天救一个人的价值就会超过未来救一百万人的价值。倒推一下，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生活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人会有理由拯救他同时代人中的一条生命，而不是今天拯救 100 万人的生命。考恩和帕菲特邀请我们想像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埃及艳后某天晚上多吃了一份甜点，因此你就必须在 21 岁生日那天死于癌症。他们诘问，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如果说不通，那么我们也很难相信对未来人的福祉采用折现率是合理的。
折现率似乎不可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折现率定得太高，其结果就会极为荒谬，正如我们在上一段中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折现率定得太低，那么它就不能解决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长远主义的任何一个违反直觉的推论。正如博斯特罗姆、格里夫斯（Greaves）、麦卡斯基尔（MacAskill）和其他长远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未来的价值可能会迫使我们在当下做出巨大牺牲，以保障和改善长期的未来。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探讨了对未来人的利益采用社会折现率的可能性。在本节中，我们将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创造幸福的人。长远主义者会让我们认为，未来人和我们一样，区别只在于他们在时间中的位置。[7] 如果我们能以同样的代价让未来人比当代人受益更多，我们让当代人而不是未来人受益似乎就是纯粹的偏见。然而，一些哲学家认为，简单地将当代人和未来人等同起来是误导，混淆了道德上的重大区别。
让我们来看看我数句前说的「受益」一词。让某人受益意味着什么？要在哲学上充分解释「使人受益」或「使人受损」的确切内涵，存在着严重困难，而对于「使人受益」或「使人受损」的含义，也有数种不同的解释流派。[8] 关于受益或损害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进行比较：当我们使某人的境况比我们行动之前更好时，即我们使他受益；当我们使他的境况比之前更糟时，即我们使他受损。[9] 这很自然地适用于现有的人。如果我打断了约翰的鼻子，很明显我伤害了他：他现在比我打他之前状况更差了。但是，这种比较法如何适用于未来的人就比较含糊了。我如何通过使一个人存在而使他受益？我无法比较我使他存在之前与之后的状态：在我使他存在之前，他根本不处于任何状态。这使得大多数哲学家认为，使人开始存在本身，不能被视为使人受益或受损，至少不在通常所理解的道德意义上。[10]
出于这些考量，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没有道德理由创造幸福的人。我们的道德理由本质上涉及损害和利益这两个核心道德概念，如果我们不能通过使人们存在而使他们受益，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这样做。[11] 纳尔维森（Narveson）（1973 年）这样说：我们关心的是使人们幸福，而不是创造幸福的人。弗里克（Frick）（2017，2020 年）和布拉姆布尔（Bramble）（即将出版）等人也接受此推理。他们同意，我们并不能通过创造幸福的人而使他们受益，我们也不会因此使世界更美好。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保障和改善长期未来的理由似乎比长远主义者所认为的要弱得多。
那些否定我们能通过创造幸福的人使世界更美好的人，需要解释一下人类灭绝有什么不好。长远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幸福的人类生活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灭绝了，未来所包含的价值将远远低于我们幸存下来时的价值。对于那些不接受我们通过创造幸福的人来让世界更美好的人来说，这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弗里克采取的策略是将价值位置从人类的幸福生活转移到整个人类族群。弗里克认为，人类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且与语言、文化、物种等其他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一样，我们有理由保护它的存在。但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像长远主义者主张的那样，最大化人口数量。弗里克认为，只要确保人类族群能够持续繁荣发展，无限期地存续下去就足够了。弗里克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人类族群具有内在价值，我们应该保护它。然而，我们很难相信人类族群具有内在价值，而人类生命却没有。此外，否定未来生命的预期幸福能为我们创造该生命提供任何理由（即使是可被推翻的理由），会导致重大的理论困境。例如，这就很难解释我们生育后代的正当性，至少如果正当性必须建基于将被创造者本身的利益之上。[12]
结论
我们见到未来价值潜力惊人。无论我们看重的是幸福、人的生命、美的创造，还是新知识的发现，长远未来的价值似乎都使近期未来的价值相形见绌。我们也看到，宝贵的未来正面临着各种自然和人为威胁。我们现在和不久的将来确实能采取行动，来减少子孙后代所面临的风险。我们如何回答有关价值的性质、善与义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是否有理由创造幸福的人等复杂问题，将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及我们愿意牺牲多少来保障和改善长远的未来。如果我们珍视未来的福祉，如同珍视当下的福祉一样，并且像长远主义者般采用后果主义的正确行动理论，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出巨大牺牲，以保障我们有价值的未来。如果我们否认有理由创造幸福的人，针对价值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采纳更复杂的理论，那么我们对于应当为改善未来付出何种努力及多大代价，很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根据大多数可信的学说，我们显然有充分的理由从现在开始就为我们的后代采取行动。
[1] 见舍夫勒（Scheffler）（2010 年，第一章）。
[2] 见博斯特罗姆（Bostrom）（2008 年），这里生动地描绘了未来可能有的种种生活方式。
[3] 帕菲特（Parfit）（1984 年）和奥德（Ord）（2020 年）。
[4] 参阅米兹-武（Mitz-Woo）（2021 年）。
[5] 对于批评采用这种折现率的哲学家，可参见布鲁姆（Broome）（1994 年）、凯尼（Caney）（2014 年）、考恩（Cowen）和帕菲特（1992 年）、格里夫斯和麦卡斯基尔（2021 年）、奥德（2020 年）、帕菲特（1984 年）以及罗尔斯（Rawls）（1999 年）。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莫根森（Mogensen）（2022 年）基于偏好的理由论证采用折现率的合理性。
[6] 请注意，我们可以合理地对不确定性进行折现。如果我们确信今天会获得一小时的幸福，但未来的幸福则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相对于当下的幸福对未来幸福进行折现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所指的纯时间偏好：纯时间偏好即使在我们确信未来的利益（或伤害）实际会发生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
[7] 例如，麦卡斯基尔（2022 年）写道：「毕竟，未来的人也是人......即使他们生活在数千年后，他们也同样重要。」奥德（2020）则表示：「无论人们生存在何时何地，他们都同样重要。」
[8] 见范伯格（Feinberg）（1986 年）、希夫林（Shiffrin）（2012 年）以及珀维斯（Purves）（2019 年）。
[9] 为了简单起见，我忽略了那些看似有害的行为实际上使当事人受益的情况。这种情况需要一种更加精细的、反事实的损害解释。然而，这种解释仍然是一种比较性的解释，因此我关于使未来人受益或受损的所有论述也适用于这种解释。
[10] 见麦克马汉（McMahan）（2013 年）关于「存在性」伤害和利益的论述。
[11] 至少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现有的人的利益而创造新的人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2] 见贝纳塔（Benatar）（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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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你认为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优先考虑降低生存性风险，而不是让人类和动物过上更好的生活？
未来的规模及其可能蕴含的价值使其比现在和近期的未来重要得多。既然未来面临风险，而我们又可以采取行动降低风险，那么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去做，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现在人类和动物的福利。
虽然未来的规模庞大，但未来的人还不存在，我们不能通过使人们存在而使他们受益。即使我们可以，我们也有道义上的理由优待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尤其是当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现在的行为会如何影响长远的未来。
问题1：你认为我们有道德理由创造幸福的人吗？
很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幸福的人而使人们受益。例如，我很高兴我的父母创造了我。存在性利益与正常的比较利益同样重要，创造幸福的人既对他们有益，也对世界有益。
我们的道德理由与使人受损和使人受益的核心道德概念有关。使人受益就是让他们比原来过得更好。这本质上是一个比较概念。在创造一个人这情景中，如果我们没有创造他，他就不会处于任何状态，因此没有比较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创造人而使人受益，因此我们没有道德理由这样做。
我同意我们不能通过创造人来使人受益，因此我们没有道德理由创造人。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创造人。这是因为人具有工具价值。他们可以推进对现有的人来说很重要的项目，他们给人们带来为人父母的幸福，而且因为人类族群本身是有价值的，而延续人类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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