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 8:全球災難性風險的制度設計與治理

導言

在本課程中,我們迄今已檢視了幾個與風險有關的主題:風險下的理性決策;將風險施加於人的倫理;風險與未來世界的後代;風險與科學;與人工智能有關的風險;以及全球環境風險。最後這兩個單元重點討論全球災難性風險的兩個突出例子。在下面的視頻中,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迄今為止所學到的知識。

導言

全球災難性風險

這段視頻簡要回顧了全球災難性風險,並介紹了本單元的主題。

在本單元的其餘部分,我們將檢視以下主題:

  • 在窄範圍內,針對特定全球災難性風險的干預措施。
  • 旨在提高政府治理一般全球災難性風險能力的廣泛性干預措施。
  • 短期政治思維及其如何阻礙全球災難性風險的治理。
  • 旨在提高政府應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等長期問題能力的制度改革。
  • 「理性無知」和「理性非理性 」,以及它們為全球災難性風險治理帶來的問題。 
  • 與現有的選舉民主制相比,或能更有效地應對全球災難性風險威脅的其他政府形式。

窄範圍與廣泛性干預

在考慮如何最有效地應對全球災難性風險帶來的威脅時,有兩種一般策略:(一)窄範圍干預和(二)廣泛性干預。窄範圍干預是指某些管理機構或政治機構為應對某些特定風險或某類風險而採取的干預措施。換言之,窄範圍干預是針對具體問題的干預。廣泛性干預措施是指某些管理機構或政治機構為應對一般的全球災難性風險而採取的干預措施。 

 

當然,這些應被視為概括分類  。在實踐中,干預措施可能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不過,一般來說,現有的大多數建議要麼是針對特定風險(或風險類別)設計的,要麼是更全面的,旨在提高我們管理一般災難性風險的能力。因此,在下文中,我們將使用這種區分,但要記住,這種區分有些過於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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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範與廣泛性干預措施之間的區別

本視頻討論了側重於特定風險的窄範圍干預措施與側重於總體風險緩解的廣泛性干預措施之間的區別。

短期政治思維和制度改革

我們剛剛介紹了提高政府管理全球災難性風險能力的兩種簡單策略:針對特定風險或風險類別的窄範圍干預措施(如專門的國家生物安全中心)和針對一般全球災難性風險的廣泛性干預措施(如設立首席風險官)。

無論採取哪種策略,我們都可能會面臨這樣的擔憂。我們之所以無法共同充分應對全球災難性風險帶來的威脅,部分原因在於現有的政治機構和政府普遍短視,往往只關注短期問題而忽視長期問題。不幸的是,這種短視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的治理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許多(但不是全部)全球災難性風險將主要影響未來世界的後代。因此,這些風險很可能被現有的政府和機構所忽視。這就是政治短期主義問題。

 

現在,人們可能會認為,政治短期主義的制度性短視,正是前面概述的各種窄範圍和廣泛性干預措施所要改善的。然而,這兩類干預措施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不改變周圍的制度結構。但是,如果這些周邊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短期主義的根源,那麼僅僅在根深蒂固的短視制度背景下建立一個新機構,很可能無法有效解決相關問題。例如,首席風險官理應關注各種風險。但如果他們被鼓勵關注短期風險,那麼某些風險可能會被不適當地忽視。當然,其他干預措施也可能出現類似的問題,無論是窄範圍的還是廣義的。

 

在下面的視頻中,我們將探討政治短期主義的一些原因,以及緩解這一問題的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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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機構為何經常關注短期問題

本視頻簡要解釋了政治機構為何經常關注短期問題,並就緩解這一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

嘗試其他制度安排?

在上一個視頻中,我們看到選舉民主往往過度關注短期問題,而忽略了重要的長期問題,包括全球災難性風險等問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特別令人擔憂的可能性是,我們政治體制的設計本身會激勵主要的政治行為者尋求眼前或其他短期回報,同時將其政策選擇的成本轉嫁給子孫後代。這種制度性的近視削弱了我們有效治理全球災難性風險的能力。對此,許多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都主張進行各種改革,這些改革原則上可以提高選舉民主制度保障子孫後代利益的能力。這些改革包括實施保護後代的憲法條款,或擴大年輕一代的政治權力,因為許多人認為年輕一代更有理由關心未來。

然而,人們可能會認為這些改革還不夠深入。這些改革只側重於改善政治短期主義的影響。當然,這一點很重要,也很有潛在價值,但政治短期主義並不是削弱政府治理全球災難性風險能力的唯一問題。因此,即使這些改革取得成功(能否成功尚不確定),其他系統性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也會阻礙我們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的充分管理。

請看近年來備受政治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關注的另外兩個密切相關的系統性問題:理性的無知和理性的非理性。讓我們從前者開始。政治學和公共民調方面的大量文獻表明,典型選民掌握的政治相關信息非常少(卡普蘭,2007;索敏,2013;布倫南,2016)。選民的這種普遍無知甚至延伸到了基本的政治事實,如誰是他們的代表、重要政治機構的結構和功能等等(吉本斯,2021)。受安東尼·唐斯經典著作《民主的經濟理論》的深遠影響,許多學者認為這是一種理性的現象,選民僅僅是在回應任何大型民主制度中固有的激勵機制。簡而言之,鑑於投出決定性一票的可能性極低,獲取政治信息的成本很高,而收益卻很低。 

 

顯然,這種理性無知的說法並非沒有批評者(吉本斯,2023)。但無論理性與否,普遍的政治無知都會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的治理產生影響。首先,選民在不同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時,可能會不經意地投出不利於自身利益的一票。他們可能缺乏必要的信息,無法選擇最能保護自己和後代利益的代表。其次,政治領導人有動力對選民的偏好做出回應。如果選民偏好不充分參與應對全球災難性風險(鑑於政治無知的普遍程度,似乎很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政治領導人就會試圖滿足選民的偏好,至少在某些時候是這樣。這些相互加強的結果將導致法律和政策的實施無法勝任應對全球災難威脅的任務。請看最近對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應對措施。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很幸運當時並非面對更為嚴重的病毒,因為現有證據表明,我們無法很好地應對。

安東尼·唐斯

安東尼·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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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理性的非理性在民主選舉中也很普遍。如前所述,對大多數選民而言,在形成對政治相關問題的認識時,遵循認知理性標準的成本相當高,而收益卻很低。認知理性的一致性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工作。更令人震驚的是,在某些情況下,認知理性的表現會受到懲罰,比如當人們交流或以其他方式表達與本群體內流行觀點相悖的信念時。不難理解,理性上非理性的選民並不適合以合理和知情的方式參與各種問題的討論,更不用說像全球災難性風險治理這樣複雜、長期的問題了。而選舉民主制中存在的激勵機制進一步確保了政治領導人必須至少在某程度上對選民的偏好做出回應(艾肯和巴特爾斯,2016;另見霍爾科姆,2023)。

 

討論至此有何結果?即使這些國家進行改革,以克服其現有的政治短期主義,理性無知和理性非理性等系統性問題都可能會削弱選舉民主國家解決全球災難性風險相關問題的能力。因此,在全球災難性風險治理方面,我們無法確定選舉民主制是否優於其他專為克服這些系統性問題而設的政府形式。(波特和吉本斯,2024)。

 

在下面的視頻中,讓我們來仔細看看兩種越來越受關注的替代性政府形式:抽籤民主制知識民主制

抽籤民主制和認識民主制

本視頻簡要介紹了近年被提議作為選舉民主替代方案的政府形式:抽籤民主制和認識民主制。

  • Achen, C.H., and Bartels, L.M. (2016)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ennan, J. (2016)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plan, B. (2007)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 Gibbons, A.F. (2021) ‘Political Disagreement and Minimal Epistocracy’, Journal of Eth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 19 (2): 192-201 
  • Gibbons, A.F. (2023) ‘Political Ignorance is Both Rational and Radical’, Synthese 202 (61): 1-22 
  • Holcombe, R.G. (2023) Following Their Leaders: Political Preferences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J. Joseph, and Gibbons, A.F. (2024) ‘Existential Risk and Equal Political Liberty’, 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 46 
  • Somin, I. (2013)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gnorance: Why Smaller Government is Bett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問題1:你支持哪種減輕全球災難性風險的干預措施:窄範圍干預還是廣泛性干預?

我支持只針對一種風險(或一類風險)的干預措施,如專門管理人工智能風險的管理機構或核裁軍條約。

我支持旨在普遍提高我們減輕全球災難性風險的能力的廣泛性干預措施,如設立首席風險官或專注於全球災難性風險的研究機構。

我既支持窄範圍干預措施,也支持廣泛性干預措施。我們沒有理由不同時採取這兩種戰略。

問題2:哪種形式的政府能更好地減輕全球災難性風險:知識民主制還是抽籤民主制?

我認為,根據一個人的知識多少來分配政治權力,我們可以減輕理性政治無知和政治非理性帶來的問題,也可以提高那些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相關主題擁有更多知識的人的政治影響力。(這是一個錯誤的答案...)

我認為,通過用抽籤代替選舉來分配政治權力,我們可以消除選舉動機,否則選舉動機會導致那些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忽視長期問題(如多種形式的全球災難性風險)。(這是一個錯誤的答案...)

(正確!)好吧,這個問題有點挑戰性。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哪種政府形式最能減輕全球災難性風險。也許是注重賦予知識分子權力的知識民主制。也許是注重改善政治短期主義的抽籤民主制。或許,正如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就是選舉民主,儘管它並不完美。又或者是其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