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黎苑姗教授新作 剖析内地未婚流产现象

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黎苑姗曾当过全职记者及编辑。有感工作上难以就她专注的议题作深入研究及报导，她选择踏上学术之路，在完成新闻与传播的学位课程后，转攻社会学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探讨她所关心的议题 -- 性别、家庭、生殖健康、族群身份、香港及中国社会等。过去几年，她除了为不同报刊及机构撰文外，亦出版过不少著作，包括最近出版、以五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Premarital Abortion in China: Intimacy, Family, and Reproduction》。

问：为何选择研究内地的未婚流产议题？

我的导师其中一个研究项目是中国国内的男民工。有次我们在一个南中国城市进行田野研究，其中访问了一位男保安，他谈及他的爱情生活，说自己有很多女朋友也曾终止怀孕。这令我感到有点惊讶，因为这在香港是很严肃的议题，而他却很从容的说出来。所以我想，那些女生的经历是怎样的？因此就选择了这个研究题目。

问：可否谈谈研究的发现？

我访问了62位女生，介乎17至35岁。还有10多个医生和护士。这些女生选择终止怀孕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可以分为个人、伴侣和家庭三方面。在个人方面，首先是经济问题。她们很多都是外省劳工，没有稳定的住房她们不会选择生育，因为不想小孩跟著她们一起漂泊。其次是性别角色的问题。在现今的中国家庭文化下，母职意味著沉重的家庭责任，以及职业和发展机会的减少，因此这些女性很难接受因为未婚怀孕突如其来的母职和身份转换，很多会选择延后婚育以维持现有的生活。

在伴侣方面，这些女性的考虑也很多。在中国，婚姻和生育仍然是密切扣连，因此一旦意外怀孕，这些女生同时要考虑结婚和生育决定。她们很清楚，爱情关系的伴侣不一定能担当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因此如果伴侣在各方面不够「靠谱」，例如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和个人性格等，她们都不会选择生育。最后是家庭方面，不少学者均指出，在现今中国，原生家庭愈益重要，我访问的女生的经验也是如此。对她们而言，父母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亲人，因此她们非常清楚，如果父母不认可她们的婚育决定，会为她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在她们面对人生大事的决定时，必然会考量到父母的意愿。

问：研究对政策有甚么影响？

中国面对严峻的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实施不少政策去刺激生育，但是成效并不如预期。事实上，这些政策大多针对已婚育龄人口，但社会上有生育意愿的人不一定是已婚人口，例如我所访谈的女生。虽然她们在当刻的人生历程中选择了终止怀孕，但她们绝大部分都希望生养小孩，只是当时她们的生育意愿并不是受支持的。因此，要思考中国未来的人口及家庭计划政策，除了专注已婚育龄夫妻外，也要把目光转向未婚育龄群体。

不少论者也关注，中国政府在应对人口老化和刺激生育的同时，会否限制人工流产服务？我在书中指出，无论政策怎样转变，当局必须维持现有合法、安全和可负担的人工流产服务，以确保女性的生殖健康和权利。收紧人工流产服务并不能有效鼓励女性生育，她们只会用尽不同方法去终止怀孕，严重地威胁她们的生殖健康和生命安全。

问：最近你凭探讨基层劏房家庭的研究《Gendering Informal Housing: Intersec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Resilience of Families Living in Subdivided Units in Hong Kong》成为研究资助局「杰出青年学者」得主。可否分享研究背景？

我读书时曾当过政府人口普查的普查员。一天我走访一间唐楼的劏房，进去后发现房内没有任何间隔，厕所也没有分间。我负责填写的长问卷有一个部份会问受访者的家中有多少个厕所和厨房，当时的受访者答我：「你有眼可见，不用问吧？」当时我感到很尴尬，觉得自己很无知。又一次，我到另一间劏房访问，那里住了一个跟我同龄的女生和她的女儿。虽然房子很小，那对母女却很快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住这些画面。我很想知道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如何去维持一个家庭？

这个研究项目藉由性别角度去探讨劏房家庭的日常生活。劏房生活的困难大家都知道，但劏房住户，特别是作为主要持家者的女性 (housekeeper)，她们经营家庭生活的努力却不一定为大众所见。这些街坊很聪明也很细心，她们知道家人需要甚么，会因应各人所需去思考如何善用空间。例如没有厨房如何煮饭？她们会搭一个「平台」去煮，每日三次，同一个位置也是子女读书和玩乐的地方。要善用空间，她们每日必须进行大量类似的劳动，以令家人可以生存及生活。去记录这些不被察见的日常劳动，和分析背后的交织性不平等，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

问：你期望研究有甚么成果？

我觉得告诉社会她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是必须的，但同时亦要肯定她们那些被无视的劳动价值，因为这些劳动对小朋友的成长、对他们日后成为贡献社会的一份子十分重要，而这是一直被忽视的。我也希望研究能帮助促进政策的制订、实施和评估，同时发展针对女性、照顾者和青少年的社区服务。

问：在教学方面，最近你的学生得到香港社会学学会最佳论文奖，而你又曾在2019年获得此奖项。角色不同了，你有甚么感受？

担任论文导师是我新的职责，令我学习理解和沟通技巧。我要先理解学生的思路，尊重对方，尝试用一个学生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说出来。作为导师，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予他们重要的、有益的意见，让学生能把自己的课题一步步建立出来，成为属於他们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