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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富士康到天水圍:潘毅教授以研究解決社會問題

2021 年 05 月 06 日

從富士康到天水圍:潘毅教授以研究解決社會問題

「如果研究不是為了處理問題,那研究是來做什麼呢?我有個抱負,就是將研究的成果回饋社會。」剛履新的嶺大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教授說。

 

潘教授是國際知名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學者,她於2005年憑《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中譯:《中國女工》)獲得世界著名的社會學獎項 C. Wright Mills Award,亦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亞洲學者。潘教授的另一著作《Dying for an iPhone: Apple, Foxconn and Lives of the Chinese Workers》被譯成多國語文,深受國際學術界重視。

 

潘教授對內地勞工——特別是農工及女工——的關注,始於在中文大學求學時期。「我是國是學會的成員,早期國內有些燒傷或燒死工人的火災,學會、同學及師兄師姐發起了籌款活動,而我就被委派到國內探訪,並採訪了一些燒傷女工。這經驗影響了我之後的一切。」

 

往後20多年,潘教授走訪內地不同城市,一直面對著「舊的問題還未解決,新的問題就出現」的挑戰。「先是探討珠三角農民女工的問題,情況改善後我到了北京並待在那裡六至七年,關注建築工人勞動合同的問題。2008年期間,北京因舉辦奧運,開展了很多建築工程,但不少建築工人到了年底也出不了工資(和香港不同,他們是要當工程完成後或年底才獲發薪的),當時有很多工人去追討工資,但由於沒有勞動合同的關係,政府部門或工會也愛莫能助。我們在幾年間不斷寫書、出文章,又帶學生一起去看看如何能夠改善他們的處境。」

 

Prof Pun Ngai

潘教授早在大學時期已十分關注內地勞工的議題。

 

2010年,蘋果電腦的代工生產商富士康於內地的廠房,相繼發生員工自殺事件。連串事件除引起多國報章的關注,亦驅使潘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從北京搬到珠三角。

 

「當年有富士康高層指出很多內地工人跳樓是為了那幾十萬元的賠償,因為他們家裡太窮,而公司不再就自殺的員工作賠償,我們為此感到憤怒。那時剛巧有名女工跳下來致下半身癱瘓,我們寫了很多報告,也給了政府一些壓力,最後富士康就願意賠償18萬元給她,但這其實只是個很小的數目……」潘教授回憶道。事件發生後,富士康開始重視如何改善員工的待遇和勞動條件。

 

除了重視研究對社會的影響,潘教授十分著重教學,並坦言嶺大重視研究及教學平衡發展的理念,是吸引她加入的主因。「博雅教育很重視和社會的關係,很重視和學生之間的互動,而我深信研究和教育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她說。

 

Prof Pun Ngai

潘教授深信研究和教學成果是相輔相成的。

 

「我喜歡帶學生一起做實地考察、去接觸工人聽他們的故事,了解工人的需要。如果學生們的功課寫得很好,哪不只是『功課』那麼簡單,而是一些紮實的研究資料,經整理後可以成為報告,發給相關部門如工會或一些品牌公司(譬如蘋果及富士康),令它們注意對自身和對社會應有的承擔及承諾,注意勞工的權益及福祉。這樣,學生的『功課』除了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亦會給予他們動力及熱誠去學習及關心社會,因為他們明白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

 

最近,潘教授及嶺大學生走訪了天水圍,了解青年人求職及失業的困難,又探訪了由一班新移民婦女組成的機構「天姿作圍」,並有意推動其有關基保券(社區貨幣)社區項目的發展。

 

「我在探索如何通過學生的實踐表現香港的基層生活及文化。譬如,天水圍是個有很多新移民的社區,也有很多基層的勞動者,我們可以如何講他們的故事?如何令人明白他們是對社會有貢獻的,而不是像一些報導指他們是寄生族、一心來拿取利益的社群?」

 

潘教授指出,有關香港民生問題的研究數量與水平,以及政策本身也不太理想。「香港很多民生政策也不及內地。例如,內地一些很小的城市也有失業保險金,反觀擁有龐大儲備的香港,在這方面很落後。在民生的政策上,我覺得政府比較吝嗇,始終不肯解決問題。我覺得這些政策很需要研究。」

 

她亦在進行一個大型的中國研究項目,探討中國企業如何支持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新的資本主義發展下,勞動的最新發展形態會如何、有甚麼新的政策要推出。我始於沒有放棄探討內地的問題。」她笑道。

 

展望將來,潘教授重申,她將致力將研究及教學融合,豐富大學學術及教學的成果。「作為老師,當你越認真去教學、越認真去帶學生做一些有意義的研究項目的時候,你的研究成果也會有所得著。學生可以幫你做一些很好的實驗,他們出去採訪、接觸人群、進行研究,能帶很多資訊回來,令學校不是一個象牙塔。我自己的經驗是,只要找到一個方法,研究的成果和教學的方向及實踐,可以是一個有機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