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大研究指本地中文傳媒對外籍家庭傭工受虐待事件作不公平報道

根據嶺南大學（嶺大）最近一項研究，大多數中文傳媒在報道香港外來家庭傭工（外傭）受虐待事件時，都未能作如實、獨立和具批判性的報道，只注重新聞的吸引力，而忽視了這一重要問題的深層根源是與權力以及性別、種族、民族和階級的相互作用有關。由於新聞報道拉闊了社會與外傭苦難的距離，從而使不平等變得更為嚴重，亦妨礙了可能導致制定更良好政策、實踐模式和加強意識的討論。

 

1974年，香港政府開始允許香港居民聘用外籍家庭傭工，導致大量菲律賓外傭湧入香港。隨著香港中產階級的擴大以及對全職留宿家庭傭工需求的增加，外傭數量從1982年的21,500人增加到2020年的385,000多人，約佔總人口的5%。然而，儘管過去五十年來，外傭人數不斷增加，並為本地家庭作出重大貢獻，但許多外傭仍然受到歧視和虐待，就像幾十年前的「妹仔」或「保姆」一樣。非政府組織「外勞事工中心」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相當多的外傭受訪者表示受到身體虐待（佔受訪者的18%）或性侵（佔受訪者的6%）。

 

為了深入了解中文傳媒對香港外傭的表述，以及其對社會就外傭問題看法的廣泛意義和影響，英文系系主任何雅文教授和英文系副教授Andrew Sewell教授就中文傳媒對外傭受虐待的報道展開一項研究。他們分析了2010年至2019年期間在三份廣受歡迎的中文傳媒上發表的398篇新聞報道，詳細研究了報道中對施虐者和受害者的話語表述。該項研究將傳媒話語置於更廣泛的社會學框架中，以突出其重要而相互關聯的作用，並強調外傭問題固有的階級性。這項研究得到了研究資助局「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支持。

 

為了解歧視、權力差異和虐待等問題在社會背景下的相互關係，何教授和Sewell教授在研究中運用了社會控制和結構性不平等的概念工具。社會控制是指透過社會程序、方法和資源將社會階層強加於個人，使其行為符合道德規範和期望。而結構性不平等則可能以剝削、滲透、分裂和邊緣化的形式出現。

 

關於新聞報道如何對外傭及其僱主進行話語描述，研究發現了三個重要現象。首先，報道傾向於通過免除犯罪者責任和指責受害者來推卸責任。這無可避免地使權力不平衡的情況持續和將外傭進一步邊緣化。例如，在身體受虐待的案件中，與僱主相關的正向人格特質（負責任的妻子）或促成因素（情緒壓力和精神疾病）往往被強調，以致存在肇事者免責的情況。另一方面，報道也往往側重於負面的人格特徵（懶惰或無能）或促成因素（工作表現不盡人意），揭示了普遍存在、應該責怪受害者的現象。當肇事者免責和受害者應該受責的情況同時出現，虐待的嚴重性就會被淡化，外傭就會處於不利地位。   

 

其次，通過敘事化，傳媒為故事提供了一個廣為人悉的解釋框架，鼓勵讀者將虐待的原因歸咎於外傭的缺點。例如：母親正為孩子的學業而感到壓力，而外傭又懶惰，導致母親動用武力襲擊外傭。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道德審判，並使對外傭的虐待變得合法化。

 

這些傳媒報道的第三個重要現象是煽情，即以吸引讀者注意力和激起讀者情緒反應的方式報道資訊。例如，對於外傭的性侵事件，大多數傳媒報道都傾向於對犯罪行為進行詳細描述，使其讀起來像是色情或煽情故事。 過於簡單化、過度性化的敘述無可避免地歪曲了所涉及的問題和人物、增加了為犯罪者開脫罪責和指責受害者的可能性，並使有害的定型觀念和結構性不平等變得更為牢固。

 

研究指出，香港中文傳媒對虐待外傭行為的描述方式，以及對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話語表述，會進一步助長整個社會對外傭的定型觀念，同時維持現有的僱主強勢、以及社會控制和結構性不平等的關係，這反過來又為虐待外傭埋下伏筆。事實上，香港社會對菲律賓籍及印尼籍人士的排斥及標籤仍然相當普遍。

 

研究報告還強調，研究人員需要與傳媒工作者和公眾接觸，對負面表述提出抗議，消除歧視。傳媒固然需要關注讀者的人數，但也理應承擔一定的責任，讓社會更好地瞭解虐待外傭的問題，並促進制定更好的政策、實踐模式和加強意識。